书城艺术华语电影的美学传承与跨界流动
15199900000047

第47章 跨区流动:影响与播散(9)

《西安杀戮》的外壳是个警匪故事,但情节内核延续了张彻擅长的江湖斗争套路,其间错综纠缠于黑白两道、官商两界的勾结、利用、交易,实质上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反腐败问题。何远新是个典型的悲剧人物,他武艺高强、性情刚烈、意志坚定、理智成熟,在查清官商腐败交易导致好友傅天豪(周龙)及证人血腥惨死后,其仇恨情绪、正义情怀,推动他一定要讨还公道,然而黑道猖獗、罪恶丛生,何远新被迫铤而走险,凭借一己之力血洗黑白两道的腐败势力,之后为了维护法制,主动投案,以死赎罪。在现实生活中,凭借个人力量去极端地对抗黑暗,其结果往往是个人被黑暗吞没。《西安杀戮》将现实悲剧转换成艺术悲剧,一方面满足了类型电影观众需求的痛快淋漓的英雄主义情怀,另一方面又以艺术化的悲剧结尾鞭挞了腐败的渊薮,指明了问题的出路。何远新被枪毙,是对他杀戮行为的否定,用慢镜头来表现,流溢出舞蹈化的动作形态,则是对他洒脱个性、正义情怀的肯定,同时也能委婉标示电影与现实的分野。枪毙之前,何远新与市长的一番对话,凸显了在体制问题、法理尊严与人情网络交错冲突之中的深度。这部影片将现代法治、传统侠义、公理正义、人间情感交融互渗,在观念与情感上比较深刻,不仅是一部娱乐宣泄的类型电影,也充满了先锋探索气息,其隐喻揭示现实社会的腐败灰暗,个人伸张公道正义的艰辛惨烈,引人深思。

罗卡谈论合拍片美学时说:“我个人是期盼中国电影在加入了香港动力以后整体素质的优化充实;而不单是票房的暴增、制作上的日趋庞大和视觉上的华丽炫目。更期盼华语片也好香港片也好——包括主流的、旁流的、另类的都能共生并存,并拥有各自的个性特色。”罗卡:《从合拍片美学谈开去》,《当代电影》2010年第11期。八十年代以来,在香港动力的影响下,中国内地的类型电影开始萌芽、生长,但遗憾的是,它尚未成熟起来。当前,香港影人再度全面进入内地,我梦想着五大环节(体制的改革开放、影人的职业品格、学界的理论支撑、观众的成熟认知、舆论的良性引导)若能齐头并进,华语电影定能走得更远。

光影的味道:“新电影运动”以后的台湾电影美学

光影的味道:“新电影运动”以后的台湾电影美学

本文系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电影学”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30103)阶段性成果之一。

蓝凡蓝凡,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

一、光影味道的美学

用台湾著名的电影摄影家李屏宾李屏宾(1954—),台湾著名电影摄影家。1977年起便加入电影行业,摄影风格洗练沉稳。获奖作品有:《恋恋风尘》(1987年第9届南特三大洲电影节最佳摄影奖)、《戏梦人生》(1993年第30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女人四十》(1995年第3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摄影奖)、《花样年华》(2000年第3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第45届亚太影展最佳摄影奖,2001年第1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第38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第67届纽约影评人协会奖、第6届香港电影金紫荆奖最佳摄影奖)、《一个陌生女子的来信》(2004年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太阳照常升起》(2008年第9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摄影)、《挪威的森林》(2011年第5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摄影)等。的话来说,就是“生活的感受”。李屏宾说:“有时侯一种味道其实是在生活的时候你常常会感受到,所以,我希望把我认识的、我知道的那些光色,尽量在影片里面不同的场景里面,能够拿出来。”见《乘着光影旅行》,DVD。因为李屏宾喜欢中国陶艺,所以也就是中国传统陶艺的味道。李屏宾说:“以前我就想我在台湾拍电影,怎么拍都在台湾,现在世界变小了,家变远了,像现在经过台北一样,想到的就是家。”《乘着光影旅行》,DVD。这个家,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体现。而依法国电影导演GillesBourdos在评价李屏宾拍摄风格时所说的:“他最注意的是事物的本质,跟所有东西是互动的关系,就像风,又像芦苇。他不是一棵挺直的树,而是随风改变,非常灵活,我想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乘着光影旅行》,DVD。

显而易见,“新电影”以后的台湾电影美学,可以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精神”的同义词。

“新电影运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台湾掀起的一场电影思潮运动,也称作“台湾新电影”或台湾“新浪潮”电影运动。1982年,由杨德昌、柯正一和张毅等新生代导演参与,中央电影公司拍摄了四段式集锦电影《光阴的故事》,被认为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开始。台湾“新电影运动”是一场由新生代电影工作者及电影导演所发起的电影革新运动。1987年,杨德昌等50位台湾新电影工作者和文化人,发表《台湾电影宣言》,被视作新电影的结束。1986年11月6日,杨德昌在台北市家中举行四十岁生日聚会时,共同商议发表《民国七十六年台湾电影宣言》。其后宣言刊登在1987年1月24日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又同时刊发于《文星月刊》和香港《电影双周刊》。参见(法)茹斯、罗莱编:《电光幻影100年》,蔡秀女、王玲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对这之后的台湾电影生产,有称之为“后新电影运动”或“新新浪潮”电影,但褒贬不一。一般认为,“新电影运动”以后,台湾电影进入了衰退与式微时期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台湾电影生产的数量逐年下降,至1994年的28部,创下台湾电影年产量六十年代以来的新低,被看作是“台湾电影已死”的标志。2003年,生产电影15部,总票房仅1500万新台币,更是达到了历史上的谷底。台湾几家规模较大的电影公司,如学甫、龙族、丽城、中影、学者、龙祥等,将重心都转向了电视产业。,“一般论者提及九十年代后的台湾电影,皆称它是‘后新电影’或‘新新浪潮’。除了李安异军突起,电影叫好又叫座,满足了中产阶级的中庸敦厚、温情甜美的口味,连连踏上国际舞台获奖,造成‘李安现象’之外,整个电影气候却有如黑蒙蒙的冬夜,无论是在拍片的数量、市场的反应、影评舆论,或在国际影展评价上(李安、蔡明亮少数例外),都遭到严重的挫败。”张恒豪:《光影梦回、照亮台湾》,载台湾文学馆编:《爱、理想与泪光——文学电影与土地的故事·前言》,远景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10年,页19。直至2008年《海角七号》的诞生,才被认为是台湾电影的复苏。

且不说台湾电影在产量和票房上的起起伏伏,我认为,“新电影运动”以后,台湾电影在“新电影运动”基础上,踏上了一条有自身美学追求和美学特色的路途,这就是一种台湾电影特有的光影的味道:“中国文化的精神”在电影中的追求与再现。“‘台湾新电影’对后来台湾电影最大的影响不只是艺术倾向,而是把台湾人的情感转向对台湾本身的身世、历史和文化的注视,不管是个人经验或是集体经验。这些都是发生在九十年代台湾本土化之前,沒有任何政治的操弄和政治的目的。”小野:《翻滚吧,台湾电影》,麦田出版,2011年,页6。

可以这样说,“新电影”以后的台湾电影美学,是寻根的美学,也是传承的美学,更是深具华夏传统滋味的美学。

台湾电影的这种“光影味道”美学,具体表现为:第一,台湾本土文化的挖掘与重释;第二,“浮世”平淡哲学的追寻。

二台湾本土文化的挖掘与重释

以台湾本土文化的挖掘与重释为主导来塑造台湾电影的新影像,这是“新电影运动”以后台湾电影人的新选择,是“换个角度、换个心情”的结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老是围绕着政治与经济的议题而争论不休,有何新意呢?”张恒豪:《光影梦回、照亮台湾》,载台湾文学馆编:《爱、理想与泪光——文学电影与土地的故事·前言》,页22。而正是这种“换个角度、换个心情”的新选择,才使得台湾电影在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重释上,更为细致且别具匠心。

可以这样说,从电影题材的选择、内容的呈现,到形式的表现,“新电影运动”以后的台湾电影生产都体现了这种“光影的味道”——建立在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台湾地域本土文化基础上的美学表达。具体表现为:贴近台湾民众生活、贴近台湾现代生活和解构台湾现存生活。

其一,贴近台湾民众生活,是为了提供根植于台湾本土的中华文化记忆。

“新电影运动”以后,不仅其中的中坚人物,而且其后的新生代导演作品,如《练习曲》(2006)、《一八九五乙未》(2008)、《父后七日》(2010)、《艋舺》(2010)、《鸡排英雄》(2011)、《赛德克·巴莱》(2011)、《新天生一对》(2012)等,都从不同的角度与切面,重申或强化了这一主题。

譬如《戏梦人生》中古琴曲调与闽南老宅场景的“融合”,正是这种中国文化精神——光影味道的细微体现。

又如在影片《艋舺》《艋舺》,2010年。编剧:钮承泽、曾莉婷;导演:钮承泽;主要演员:阮经天、赵又廷、凤小岳、黄镫辉、陈汉典、柯佳嬿等。影片获第4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赵又廷获第五届亚洲电影大奖“最佳新演员奖”,第30届夏威夷国际影展“最佳亚洲影片奖”,第21届斯德哥尔摩国际影展“Telia电影奖”,第11届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新导演奖”。中,艋舺是台北市的一个繁华城区,由一个古老的小船聚集地发展而成,有着非常深厚的传统伦理规范。现在的艋舺,角头林立,枪枝泛滥,伦理与规范日渐崩解。除了各种传统的场景、庙宇、道具等外,影片借剧中人之口,回溯了一个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义气”观。从三国桃园结义,到《艋舺》的“五人党”,电影要告诉我们的是:“在暴烈中,这群十七八岁的少年以义气作为最高指导原则,亲身体验友谊的坚定与绝对。”正如影片导演钮承泽自己所说的那样:“‘义气’说到底,回归到它最单纯、最美的本质,其实就是人跟人之间的支持与相信,我愿意相信这份友谊,相信透过我们的结合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王玉燕:《义气至上的生猛青春——《艋舺》导演钮承泽》,载林文淇、王玉燕主编:《台湾电影的声音》,中国台湾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页179、182。也正如片中“蚊子”在临死时对“和尚”所说的:“刚刚你因为我要抱你,所以你选择张开了手,在那一刻,你选择相信了我,不是吗?你以为你混的是黑道,你混的其实也是友情,是义气。”“枪是下等人用的武器。枪是西方人传来的邪恶东西,我们要用拳头。”

《艋舺》中结义拜堂场面(左)和“蚊子”与“和尚”握手的场面(右)

其二,贴近台湾现代生活,是为了提供现代与传统文化碰撞后的新判断。这是“新电影运动”以后,对台湾本土文化或中华传统文化的挖掘与重释的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推手》(1991)、《饮食男女》(1994)、《少女小鱼》(1995)、《一一》(2000)、《流浪神狗人》(2007)、《海角七号》(2008)等影片,都明显看到了这种追逐与倾向。

就以《海角七号》《海角七号》,2008年。编剧、导演:魏德圣;主要演员:范逸臣、田中千绘、应蔚民、林宗仁、中孝介等。来说,影片剧情以一个日本女孩和台湾男生的跨国恋情为主轴,正是为了要凸显跨时代的反差和族群之间的比较。“《海角七号》浩浩荡荡网罗台日流行音乐、台湾独立音乐、乡土戏剧的出色人物,如此庞大的历史平行架构、纷陈杂列的地方民情风俗、气质各异互不相让的个人特色,由导演魏德圣巧妙安排的出场顺序、自然展现的乡土风味,以及轻快流畅的影像节奏,呈现出恒春多元复杂因而难免冲突的新/旧价值对立,以及本土/外来资本权力失衡。”黄怡玫、曾芷筠:《不曾遗落的梦——〈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载林文淇、王玉燕主编:《台湾电影的声音》,页95。提供现代与传统文化的碰撞,是为了产生新的判断和新的态度,所以《海角七号》的导演说:“恒春这个地方虽然可以呈现很大的反差,但在这个小小的城镇里,却可以互相包容。我想带大家进入这样的一个城镇,用宽容的心去面对每一个角色,包括他们的成功面、失败面,在观察、了解之后,才会懂得包容。”同上,页96。

《海角七号》海报(左)与场景画面(右)

其三,解构台湾现存生活,是为了提供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珍惜。

譬如,影片《独立时代》(1994)、《热带鱼》(1995)、《爱情万岁》(1994)、《超级大国民》(1995)、《麻将》(1996)、《南国,再见南国》(1996)、《洞》(1998)、《征婚启事》(1998)、《爱情灵药》(2002)、《台北晚九朝五》(2002)、《停车》(2008)、《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2008)、《纽扣人》(2008)、《不能没有你》(2009)、《当爱来的时候》(2010)等,甚至儿童片《囧男孩》(2008),都从各自对当代台湾社会的解剖,来展示对中华传统文化,譬如儒家文化,特别表现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珍惜”之意。“饮水思源的儒家文化,成为汉民族天职,两岸三通后,前仆后继的寻亲故事,感人上演,也凸显大时代的社会问题,如重婚、失联或天人永隔的悲剧。”徐乐眉:《百年台湾电影史》,中国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页238。

以《征婚启事》《征婚启事》,1998年。编剧:陈国富、陈世杰;导演:陈国富;主要演员:刘若英、王朝明、伍佰、钮承泽、罗北安、陈昭荣、卜学亮、陈文茜等。影片曾入围第35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获“评审团特别大奖”,1999年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1998年台北国际电影节“年度最佳演员”,2000年巴黎电影节“特别表扬奖”,1999年亚太影展“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入围“最佳影片”。为例。

《征婚启事》海报(左),杜家珍大学时期的心理学老师对她说传统婚恋观的场景(右)

影片中,杜家珍是一家大医院的眼科医师,从她在报纸上刊登征婚启事后,就碰到了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婚恋观念甚至举动。加上杜家珍本身又陷入了一段痛苦的畸恋中。这一切终于使她“悟”到了中华传统婚恋观的“正道”。就如杜家珍的老师对她说的那样:“其实我们从前中国人是比较讲‘情’的。‘情’,‘情’字我们看这个字,‘情’从心,从青,青是什么?绿色!绿色给全世界感觉,都是一种生命或者再生的,所以当我们讲‘情’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循环的,它不是一刹那烧掉的,它是包含了很多的关心、体谅、责任。爱是没有责任心的,爱是一种本能,譬如说,爱是一种性,爱是生物的,直接的,动物的,而情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承担,更多的体贴。”正是只有“体验”了荒诞的生活,才能知道传统生活的不荒诞性:“《征婚启事》以剧中人的征婚管道,让观众恣意地偷窥到时下社会各种人性百态、男女情欲及光怪陆离的私密告白,充满了‘后现代’的多元异质、身分流动、怀疑论、杂烩、拼贴……之种种特质与机趣。”张恒豪:《光影梦回、照亮台湾》,载台湾文学馆编《爱、理想与泪光——文学电影与土地的故事·前言》,页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