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 “华尔街喝醉了”，必须中国自己喝。中国上半年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牢固，对于下半年的货币政策，您为什么强调“不仅是总量政策，更应是结构政策”？夏斌：首先要指出，之所以要关注复苏中的结构问题，是由于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结构中的不合理、不均衡影响了我们整个经济系统的稳定，也影响了增长的可持续性。讨论结构问题是为了讨论GDP的增长问题，还有是为了讨论总量问题。眼前讨论产能过剩问题，当然也涉及增长不可持续的问题，但是当前讨论结构问题绝不仅仅是去讨论经济系统中间一个子系统的结构问题，比如能源供给问题、某一个产品的供给结构问题等等。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总量出发，经济能不能在复苏形势下保持下去，这是个重大问题。关于结构问题，我认为时下有很多观点存在误区，容易混淆几个不同类型的问题，应该清醒认识和厘清这一问题。比如：地区结构、城乡结构问题，涉及财政转移支出、投资资金的分配、消费支出的问题。
一般讨论的是既定消费总量的分配，更多时候谈的是在一定的投资总量下，如何向落后地区、向农村倾斜，讲的是既定总量下的投资分配问题。产业结构，讲一二三产业结构，讲的是一定投资总量下的合理分配问题，讲的也是投资本身的问题。产品结构，是讲产能的分配和投资量的分配，涉及的意义是防止产品过剩，防止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防止不良贷款。但是解决了这个结构问题，却解决不了当前中国主要的经济矛盾，也解决不了中国复苏中的主要结构矛盾。而收入分配结构问题，更多的是涉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提高问题，涉及扩大消费的问题。但是，第一，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不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全部含义，因为消费政策本身又涉及其他一些重要的政策，例如投资政策需要配合。第二，我们是在讲宏观经济中的结构失衡，讲总量中间、总系统中间的结构失衡，因此是涉及总量的指标，即投资、消费、净出口之间的失衡。所以收入分配问题不是总量的直接表现。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是形成总量结构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收入分配问题解决不好，才产生了高储蓄、低消费的问题，因此可以说这是第二层次的结构问题。
而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是结果、是各种原因性结构不合理的集中反映。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主要结构问题是高储蓄、低消费问题。储蓄减去投资等于出口。现在出口减少了，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如果消费上不去，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不是表现在这块产能过剩就是那块产能过剩的问题。为什么说高储蓄、低消费是最主要的结构问题？因为美国危机后，全球复苏要有一个长期过程。我们现在通过扩大投资来弥补出口缺口，但过度投资既可能有赤字问题，又有产能过剩问题，所以要长期保持8%甚至更高的增长，必须增加消费，这是主要矛盾。因为不能因投资不足而不断扩大赤字。赤字不断扩大下去是挺不住的。如果美国及全球复苏很难，出口没有了，中国的产能还要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那就必须靠中国消费者。我7月7日在温家宝总理面前讲，小布什把美国危机比喻为“华尔街喝醉了”，现在美国不喝了，必须中国自己喝，这没招。靠增长消费来解决主要矛盾，这是保增长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说，保住了消费，就是保住了增长，也保住了民生。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当日曾对温总理讲，下半年及明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不是简单的总量政策，而是结构政策；不应该仅仅突出投资政策，而应该突出长期难以解决的消费政策；要抓短期政策，更要抓中短期政策的结合。就此意义上说，宏观调控重点方向应是在继续维护经济复苏趋势的基础上，突出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首先，在年初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议上和7月7日温总理召集的专家座谈会上，我讲了要结合中国国情，制订“以消费为主导”的国家发展纲要，从上到下要下达每年提高居民消费率的指标。现在十大振业规划中恰恰没有振业消费的规划。从国务院到各地方政府，应该给自己下定量提高居民消费的指标，像抓节能减排指标一样定指标，严格抓，抓上三五年，自然就扭转过来了。但也需要一系列配套的措施支撑和保障。我现在只是谈简单的思路，如果可行，不妨进一步研究操作细节。这是第一点。其次，完善收入分配的各项政策。这个不多说了，涉及较多方面，现在政府都在做，譬如，农村医保、城市低保、医疗教育等等。不过我认为，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可以再提高点，让利于民，扩大消费，到头来有助于GDP和税收。
再者，政府不要仅仅算当年财政部的收入账，还要算国家收入账，算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账，通过让利于民刺激经济。中国已经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我认为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裕到共同富裕，现在已经能做一点事了。下面从经济体平衡的角度提两条建议：一是进一步扩大国有企业分红的范围，地方国有企业都要分红。为什么中央国企分红，地方国企不分？另外，分红的比例，可以动态地调整，如何调整，资本说了算。分红的钱统一充实各级财政预算，救穷人，补消费。二是有计划地减少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包括非上市的公司、集团。现在减持股份的是上市公司，我的意思是一些上市公司上面的集团，可以按照国家战略考虑，除了需要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剩下的股权都可以有计划地慢慢出让。中国是个高储蓄率的国家，民间资金有的是，让老百姓、让民营资本来投资。政府转让股权拿了钱，由国家统一纳入预算，用于扩大消费、支持三农等。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而是有的是钱。我经常讲，中央企业18万亿元的资产，搞得好都可以变成老百姓“碗里的肉”。而且如果参照市盈率出售，价格也不会低。
那么，如何积极培育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夏斌：刚才讲到，政府出让一部分股份让民间持有，只是改变了持有人结构，整个社会投资率并不变。培养新的居民消费的资本性收入来源：在4万亿元中间，2009年分一半，明年还有，应该“让利于民”。只要能够赚钱、有盈利的项目，都让民间资金来参与，包括道路、交通等项目。地方政府不要发债去搞项目。其次，倒计时、限令有关部门尽快拿出放宽民间资金进入有关领域的方案。如果不行，委托市场机构研究。另外，培育资本性收入来源，即提高居民的财产收入来源，已写入党的十七大文件。但我们不应该鼓励老百姓到虚拟资产中去，把房地产市场作为资本性收入、财产收入的来源，这对于长期稳定宏观经济非常不利。我们应该把房地产市场作为消费市场，不断进行规范。再有就是加快户籍管理改革。大城市一时是难以做到的，应先放开中小城市，让一部分农民工赚钱以后到中小城市落户。在发展中小城市城镇建设的同时，推动城镇消费，提高居民消费。抓城镇化建设很重要，这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结构问题的重要途径。总之，我认为关于提升消费的政策措施，应该像温家宝总理讲的“4万亿”投资“出手要快，出拳要狠”一样，否则会耽误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