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不做基础科学的论证，不以实证数据经过系统地研究而得出结论”，这折射到的究竟是什么层面的问题？陈志武：我认为，这件事情反映了中国的教育体制问题。正因为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大学，不是培养人们去问问题、独立思考进行科学地反思，而是一味地愚昧接受、死记硬背。所以非常遗憾，90年前的五四运动就提倡“赛先生”，而90年后的今天，整个中国社会还是一个更相信迷信、不相信科学的社会。相较于当时五四青年的先知先觉，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对不起那些先烈的奋斗。90年后我们拥有的现代化资源比起过去好多了，却依然无法掌握“赛先生”的精神。追根究底，问题还是出在教育上。我们不妨再看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问题，这绝对是受到教育约束的一个典型。中国的教育侧重硬技术，由此产生的人才结构，使中国即使想实现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型也非常困难。从上幼儿园到读研究生，中国教育一直强调死记硬背应对考试，强调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技能。这样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差不多也只能从事制造业。
建立创新型社会必须侧重思辨能力的培养，也必须重视综合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只看重硬技术、偏重训练工程思维，这样离开市场和人性的研究，难以建立价值。西方的情形则不然。为了支持以服务业为主的创新型社会，美国自幼儿园开始，思辨能力的训练就是教育的重点。学校要求在四年级以前，就要让小孩掌握科学方法，主要分五步：一是问题的提出，就是为什么；二是根据问题，进行逻辑推理；三是为证明自己的假设，去收集实际数据；四是分析，根据实际数据证明假设的正确性；第五步是总结，把所有的过程记录下来，得出结论。我的两个女儿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到四年级时，她们已经把科学分析掌握到看待任何事情，变成一种本能的思辨能力，每当看到一个东西不是马上接受，而是问：为什么？所以，美国的教育不是为了考试，而是让人学会思辨，培养头脑分析能力，避免被愚弄。思辨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听到任何话都自然去怀疑、审视，然后去寻找证据证明这个话在逻辑上、事实上或数据上是否站得住脚。这种习惯看起来简单，却是培养自主思考非常重要的开端。
同时，还能够把思想表达得很清楚，给人以足够的说服力。但现在中国社会的教育还不甚乐观。比如，在申购股票代码时，大家都不喜欢以4结尾的数字，而是喜欢8和9，没有人会怀疑以8和9结尾的股票的回报。后来，我和北大的一位教授做了一个研究，结果表明以4结尾的股票长远回报却更高。企图获得一种基于迷信的“红利”，一些人总要为自己的愚昧买单。这说明中国还不是以“赛先生”占主导的社会。在经历了200年全球化的运动之后，西方文明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但是在人们一时还没有弄明白、甚至一些决策者还没有弄明白的情况下，却发现落后的体制并没有妨碍到中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规模的发展，照样让过去30年沧海变桑田。这令人感叹，因为全球化的好处在于，先进的经济基础可以模仿，由此实现飞速的增长，这也是中国所谓的科学家、工程师没有完全理解“赛先生”精髓的原因。毕竟，一个工程师也许不需要搞清楚真理，只要你会照着原理制作，完全可以生产。正是全球化所带来的自由贸易和世界软秩序，才使得中国可以在短短30年内，实现如此飞速的发展——以至于更多的人开始麻木起来，不去追问“为什么”。
第三十八章 “国进民退”：是百年大计还是解燃眉之急国企的竞争力来自于不交租金
——盛洪国进民退是如何发生的？有人指出，虽然国家2005年就发布了“非公经济36条”，但近几年整个中国经济国进民退整体趋势依然没变。那么出现通钢、林钢事件，是否会影响国企改革的步伐和进度、进一步强化国进民退的趋势？盛洪：国进民退的背景是这样的：经过前些年的并购、重组，现在剩下来的这些国有企业占据了一些特有领域，包括稀缺性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还有的属于垄断性的行业，如电信、电力、民航、铁路、金融等。这两类行业，由于其战略特殊性，资源价值会随着资源的稀缺性而上涨，石油价格从2000年到现在涨了很多倍，就是因为稀缺性的上升。这种价格的上涨，所包含的租金本来是由资源所有者来获得的，至少要按比例分享。在中国，资源所有者就是国家。但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因为是国有，所以享受了很多特殊待遇，它不支付租金，只支付很低的固定费用，因而这资源价格上升的部分就变成了利润。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职工的收入又和利润挂钩，这样一来，因为白吃了这一块租金，即使很多企业的效率很低，但从表面上看也显得很有竞争力。
如果把租金交了，可能就没这么多利润了，甚至可能是亏损的。还有一些垄断性行业，在销售上可以依靠垄断高价，能够赚更多的钱，这并不是由它的能力，而是由垄断地位所决定的。再加上它们是不交地租的，在贷款上也是有优惠的，所以相对民营企业来说，它们有各种各样的优越条件，才有这样一种国进民退的局面产生。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其本质问题是什么？这是一个宪政问题，而不是一般的经济问题，是基本原则产生的错误。也就是说，政府的边界，包括国有企业的边界在哪儿？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创立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是否应该进入竞争性产业领域或一般商业领域？国有企业的存在是为了公共目标还是为了国有企业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利益？国有企业管理层占用了公共资源但又享用其带来的利益是否公正？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去监督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国有企业管理层已经侵占了公共资源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才能使这些公共资源回归公共权力部门，最终回馈给社会？最后，根据上述原则，我们是否应该设立相应的制度，使得行政部门及其衍生的“国有企业”不能随便地“进”？这是我们的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