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件事也是从很多年以前开始想的。记得八零年或八一年的样子，看凌子风拍的电影《骆驼祥子》，当苦命的祥子听到他心爱的女人小福子死的消息之后，生命的最后支撑没了，他拉着车从白房子出来，慢慢地走在街上，这时候，我看到在背景的街墙上印着广告：吴昌硕画展。我当时想，在苦难面前，艺术有什么用、文人有什么用？左联的烈士作家柔石也曾经批判丰子恺“最喜欢在吴昌硕的梅花图前低徊吟味”和“又喜欢坐在黄包车中低声背诵香疏影的词”时没有看到“黄包车夫的喘气和流汗”。我知道只有把生命花费在消灭苦难或更伟大的事业上才是有意义的；唉，可我心底里还是真喜欢吴昌硕和丰子恺。
上大学进了哲学系，但我却不得不用很大的心思去想“哲学有什么用”和“做一个文人有什么用”这样的问题。它既是我的私人关怀，也是我的学术关怀。过了三十岁之后，才逐渐地体会到文人（人文的文人）与艺术家、宗教家这类职业应该是与灵魂的事情有更天然的联系的。
像许多人一样，我也喜欢黄仲则的诗，但是在欣赏他的超逸雄宕、清幽宛曲之外，我更想读懂他的激奋忧郁和不得志。仲则究竟要得什么“志”呢？要他“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吗？不用说他的时代让他连“反清复明”的念头都没有，就是有，他那“体羸疲役，年甫二十七耳，气喘喘然，有若不能举躯”的身体，连火头军都当不了。要他有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儒家式忧患吗？“乾隆盛世”好像也没给他这种条件。
仲则的情绪其实是纯粹个人式的、文人式的、生命基本困境式的。仲则有奇才，作超逸清幽之诗的奇才，但他一生穷困，这就更显出才华、超逸在生存问题面前完全是另外空间的东西。我喜欢他的《春夜杂咏》中的那一首：
背手巡空垣，皓魄忽堆素。
合睫晖余凝，低头影相步。
惊禽时一翻，檐花落无数。
微微辨游丝，袅袅入深树。
这是仲则一生中少数暂无生存之忧时写的一首诗，所以更能显示出他的“心之本体”。仲则虽无谋生特长，但以其文才与书画，吃好穿好孝敬老母也非难事。但仲则痛苦的正是这一点：“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为养家，他不得不以他圣洁的诗来应酬那些俗浊的达官名士，就像灵魂挑着一副沉重的担子在泥地上无休止地往前走。在凡·高、莫迪里阿尼等艺术家那里我也看到相似的痛苦。
文人的天职应是“纯洁的守护者”、“灵魂的守护者”。当整个世界都沉浸在平庸、实用、利欲甚至罪恶和堕落中的时候，应该有几个人像柏拉图的“记忆说”所说的那样，还能记得“理念世界”的事情，还能让人类、民族的一点纯洁和关于灵魂的事情的记述如“九阴真经”一样藏在哪位隐士的手里而不失传。西方现代史起于文艺复兴，除了绕道阿拉伯以外，西方文化的“九阴真经”正是由于中世纪修院里有那么多终身不娶、伴着清灯羊皮纸、老死一生于修院的基督教修士们一笔一笔传承下来的。没有记忆的人，也就没有意识、没有灵魂，而人类若没有了对灵魂事情的记忆，那就真到了很多宗教所说的“末世”了。
我并不急于去批判儒家、道家境界中的缺陷，能在当代世界里守住灵魂纯洁的人，都是我敬佩和向往的。我一直相信：超越境界是没有可比较的“公度性”的。可比较的只有两种：一是生存竞争的实用世界，一是个体灵修的工夫层次、效率、适应性和缘分。也许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确有道理，也许民主、自由的观念与基督教有更亲密的发生关系，但这都是把基督教当做了实用的工具来看待，而非关于灵魂的事情，也包含着与十字军理念类似地对他人的不尊重。制度与文化的考古学关系如“鸡生蛋、蛋生鸡”问题，在实用思维上，我更相信制度体现了人性罪恶一面。从个体灵修经验来看，“守护纯洁”问题既有可比性，也有不可比的个体独特性。不可比的是对生命体验的平安、幸福感，可比的是这种生命体验在苦难挑战面前的承受能力、修炼出这种能力的效率、可能性。例如，我不知道如果仲则能像苏东坡那样吃俸禄、啖荔枝和啃东坡肘子是否就会安乐于“微微辨游丝，袅袅入深树”的境界？在平静中是否还能听到人生的“悲伤”？像并无生存之虞的卡夫卡的那种心情：“我在楼上听到母亲在院子里跟女佣在说，今天的天气有多好啊，我想：人们为什么能忍受如此平庸的生活？”或是如帕斯卡那种完完全全是因为灵魂的事情而浑身发热发冷、痛苦狂喜，以致最后年纪轻轻就死掉了。仲则在“纯洁”与世俗生存的冲突面前是不堪其苦的，从修炼功夫上看，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那个每天夜里守着监狱火炉读《圣经》的老囚徒比差远了，但是与这个老囚徒比，《庄子》中所说的那几位残疾至人在面对个体苦难挑战上的功夫也是不分轩轾。
因此守护纯洁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在我们今天的世界里，特别是今天的中国，将更多地涉及正义、自由这类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或者说，在今天的世界里，当我们以儒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或道家“神游物外”的境界与现实碰撞的时候，人类的苦难、民族的苦难与个人的苦难会一起涌上心头，让你感到做一个现代隐士、现代中国文人是很不容易的，即使静静地坐在书桌前，也难免灵魂在流浪。真正的文人其实命定的难以摆脱悲剧感。
我有时想在某些国家做一个知识分子会是怎样的，或者干脆说是不是还有知识分子在那里。我们似乎要好些，我们面临着三种关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世俗的关系，与纯洁或自己的灵魂的关系。如果意识形态是明显的与权力、官方思想体系联系在一起的，对它的屈服或趋附还是肤浅的和好理解的对纯洁与灵魂腐蚀比较厉害的是世俗的喧嚣，学术、艺术戴着面具或是干脆赤裸裸地成为在这个资源短缺贪欲旺盛的土地上“分一杯羹”的工具。学术和艺术不再与灵魂的事情有关，不再与生命有关，不再有创造力。这两种力量太强大，更何况我们没有一本如犹太民族的《圣经》那样记述灵魂事情的家谱可以传习不绝，也没有融在骨子里的理性传统可以成为另一种灵修的工具。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敬佩所有“属灵的人”或“属灵的文人”，不管他是新儒家、新道家、新佛家，还是基督徒、穆斯林、新人文主义者，还是其他的什么。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知道自己的软弱，我敬佩那些斗士，我知道自己做不了斗士，但我在坚守自己的纯洁，哪怕是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因为我相信即使是能在现代喧嚣都市里做一名思考灵魂事情的隐士，也会如中世纪修院里抄写经卷的修士或在火炉旁读《圣经》的老囚徒一样在回忆着什么、传承着什么、在与世界对比着什么。
我也不能否认自己对做一名文人所拥有的奢侈的向往，即：对人类界限的窥视。这是天地间最大的秘密之一，不管是历史的秘密还是灵魂的秘密。这种秘密是如此的诱人。当我在神学院待过一段时间后又回头来重读英国经验论者贝克莱、休谟的著作的时候，我深深体会到一种以哲学来触摸这种界限的感觉；我也更深地体会到写了鸿篇巨制哲学和神学著作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去世前两年时所说的“我过去所写的都是废话”的感觉——当你触摸到这个界限的时候，你也就隐隐听到了界限那一边的声音。
我常常想象康德在哥尼斯堡小城散步、写《纯粹理性批判》和读卢梭而激动时的诸般情景。我理解了“带着睡帽思考”正是在倾听“人生平静而悲伤音乐”。德国有很多著名的大学都分布在一些小镇上，有很多著名的哲学家在那里静静地度过他们思考和倾听的一生。
大道无形，大音希声。有人说：有的人也许一生也没写过一行诗，但他心中涌动着真正的诗意。对于倾听“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或是凝神默想灵魂的事情，文人、艺术家、宗教家也只不过是一种职业之便，学术、艺术也只不过是劳作的一种。高更在初到塔希提岛时写道：“现在我才明白土著们何以能一言不发地蹲在地上，悲凄地凝视苍穹达数小时甚至数日之久。”一颗朴素真诚的心灵是真正高贵的东西，是真正使我们与神秘存在沟通的资本，与这些土著相比，文人又算得了什么呢？
一九九九年即将逝去，我们的生命从至深神秘的存在来看其实只不过是一个点，而非一条线。但我知道：当我在认真地倾听“人生那平静而悲伤的音乐”和沉思默想关于灵魂的事情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发笑”，而是在以一双慈爱的眼睛从高高的天空尽头默默地注视着我。
1999年11月23日于温哥华
附记：
倏忽十年矣。此文原为萌萌主编《1999独白》而写，现在把它放在这里，权作一炷心香，献给这位此生永远无法再见的亲爱的朋友，同时也纪念我的从萌萌开始的十年海南生活和所有那些逝去的时光。
2009年10月18日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