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
夜很深了，我也正在写《萌萌问题：“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愧的”》。这一命题更深的根源几乎要追溯到她青少年时代表现出来的特殊的“革命情结”，因为它，我和萌萌才成为“一代人”。由此引出的反省几乎就是萌萌的哈姆雷特研究：“生，还是死，这是一个问题。”
“革命”的三重结构
“社会革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科学”
“国家革命”——政治体制的变革——“民主”（平等或自由）“民族革命”——作为根系的民族文化类型及其道统精神的传承与发展如果一个民族及民族文化，因社会革命和国家革命，最终将自己的民族根系也连根拔除了，完全合流于占现代性主流的西方文化，那只能表明这个民族没有独立为一个世界民族的资格，它的毁灭像一个物种的毁灭一样，归根结底是不足为惜的。
如果事情不至于此，那就是说，这个民族还有能力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那就必须在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的变革中最终回答：自身民族文化类型及其民族文化精神是怎样与西方文化相区别而独立地传承与发展的？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当西方文化主导的今天，世界已经被带入技术风险之地，自己的民族文化中有没有使自己挺身出来既承担风险，同时更重要的是还要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即调正世界的方向参入人类的命运。
例如法国，在欧洲近现代史的沿革中，法国始终处在英国政治革命（十七世纪）与德国思想革命（十九世纪）两头夹击中。法国并没有追随英国革命及其妥协形式的“光荣革命”，而是爆发了激进的“法国大革命”（十八世纪）；另一头，法国思想自笛卡尔后，一百多年来，几乎一直受着康德—黑格尔古典哲学与胡塞尔—海德格尔现代哲学的压抑与钳制，但仍然爆发了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的抵抗与突围。正因为如此，法国才在近现代世界革命思潮中仍然贡献了自己的政治形态与思想形态。甚至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没有法国的革命及其思想输入的活力，西方世界就会在纯粹经验与纯粹先验的两堆青草中僵化起来。正是在“抵抗与突围”的气概中，我同情并欣赏法国哲学——相比之下，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种气概。
启蒙主义与殖民主义手拉着手向世界宣战
如果仅仅依靠启蒙主义实行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则必然以毁坏、丧失民族文化根基为代价，那么这种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只能是对西方的尾随与对民族的背叛。换句话说，这种革命仅仅获得的是西方殖民主义性质。
只有将社会革命与国家革命根系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革命，才是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革命。
当然，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革命才是多余的，那就是，西方历史代表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事实上，这种启蒙主义理论至今仍然占着上风，有意无意、或多或少支配着所谓有教养的知识分子的头脑。他们的口头禅就是“科学”与“民主”，前者代表着社会革命，后者代表着国家革命——有此两者，复何他求。
所以，如果不能证明西方启蒙主义或西方意识形态只是西方的民族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普遍的人类历史规律，“革命的三重结构一定要落实到民族革命的根基上”这一结论性命题就不能成立。
“革命的三重结构一定要落实到民族革命的根基上”
我们的证明方式：
首先，技术科学的自我证成终将走上不属人的物义论—宇宙论道路，它毁坏的不仅是非西方民族，而且是包括西方民族在内的人类生存。
其次，揭示西方技术科学的希腊理性根源及其功能主义的伪善本质，犹太教—基督教并没有使希腊理性得到根本调教的原因何在，由此引申出重新组合调教的必要性。
第三，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西方文化，即便发展到今天有它自身的必然性，那也只是一种文化类型的发展模式，并不代表人类其他文化类型非如此不可地发展。今天造成的所谓全球技术一体化，无非是西方技术理性对其他人类文化类型的强力干预所致。它可能造成两个后果：要么强力消灭或淘汰其他文化类型，同时也把自身及人类引向越来越深的危机；要么非西方文化类型发展出另一种思想，既能驾驭技术以强制强，又能改变技术的非人属宇宙论方向。如此非西方的其他文化类型中能担当此“重组—调教”命运的精神资源在哪里、是什么？
我们对前两点仅仅做到了根源清理，对第三点也只提供了问题的形式指引。总之，还停留在问题揭示上，离问题解决尚遥远得很。
虽然如此，但毕竟是后启蒙时代的新眼界获得，它将成为新一轮思想革命，即“革‘革命思想’的命”（“启‘启蒙思想’的蒙”）的先声。
“后启蒙时代的新眼界”为什么直到今天才有可能提出来？
它同先前反西方的“守旧观”或“文化保守主义”如何不同？
我们的前辈中不乏通西学的大家，如辜鸿铭、陈寅恪、钱锺书、陈康、胡适、冯友兰、徐梵澄、李泽厚等人。就学问而言，他们在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可以说都做到了尽可能地了解西学。但为什么他们的“通西学”并没有通到令人期待的警醒地步呢？
我以为，他们没有一个人在哲学上真正拉通过西学，特别是没有在拉通中碰过对启蒙理性审视的反省问题。换句话说，必须同时做到“拉通”与“反省”两点。反省者不是没有，但不在拉通的整体性上，反过来，即便能够拉通，又还没有反省启蒙理性的警醒，更谈不上反省的彻底性。
只有到了中国经历过三次翻译高潮（五四时期、八十年代、二十一世纪初），我们才有可能在反复的对比中体会到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虚无而图穷匕见的无非“强力意志”，那么，这样的时机就到来了：走出西方意识形态普世真理的虚假视野。
三代人身上的阴影（举例，但难于把握分寸！）。
结语
我们只能算这个新阶段的一个开始。我们没有能力做得更好，但却具有开端的尝试。事实上，它必须由一批人去完成。
我自然想到我们这个点的遭遇，大家可以最后在萌萌主编的《启示与理性》中看出来。应该说，那其中的转变是非常严酷而沉重的遭遇，以至萌萌说出了“人是有可能死于羞愧的”这句话。三年过去了，今天我一想起这句话，心都是沉坠的。
2009年7月2日凌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