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实事求是，及时纠正失误和偏差，是圆满完成接收与安置旧人员任务的保证。不可否认，在对旧人员的接收和安置过程中也暴露出过左、过激现象，并由此产生一些负面影响。一些部门裁减和遣散旧人员过急过猛，涉及面过大，造成工作中的被动，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上海对旧人员的裁减和遣散工作迅即突然，两三个星期大体结束，仅市政系统就裁减8541名。有的系统闻风而动，甚至没有考虑旧人员的去向问题，结果使很多人流离失所。如“高桥区旧人员熊世辟报考军大未取，回家又无路费，再回区公所住三四天，旧人员筹款接济，大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有的反映说：“今天盼共产党，明天盼共产党，共产党来了反失了业”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6页。。这种现象在政治上造成的不良影响为中央所察觉，并受到了批评。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把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大灶打破了，如果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15页。中央要求对旧人员尽量包下来，财政困难可用降低待遇的方法解决，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上海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也注意安置旧人员过程中出现的过激和偏差。于8月31日颁布（关于处理旧员工的应行注意事项》，要求对已被裁减者举行登记处理，规定凡已被裁减之旧员工，确实生活无着，得向原机关登记，由原机关根据不同情况，或予召回，或设法妥为安置。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11页。9月10日，上海市委再次发表谈话督促登记工作。到12月底，共有2975人前来登记，占被裁减总数的34.9％。到1950年4月，这批登记人员中，召回1694人，资助转业150人，帮助回乡生产70人，救济补助112人。上海档案馆案卷B1-1-1000，第58页。这些措施迅速而又得力，在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不利影响。保住了大多数旧人员的饭碗，稳定了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第四，重视人才，为我所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的法宝。留用旧人员，特别是对上层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接收和留用，不仅为建国初期的建设事业吸纳了人才，也为党的统战工作打开了新局面。最具代表性人物无疑是担任了7天上海市代理市长的赵祖康，他是著名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早年毕业子交通大学唐山分院土木系并赴美国康乃尔大学进修道路与排水工程，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从事于中国公路的创建事业。抗战以后，他到上海担任工务局局长。上海解放前夕，他担任了七天的代理市长，在任几天，他晓明大义，积极配合接管工作，对维持社会治安，保护人民财产作出贡献，得到陈毅市长的高度评价。在交接仪式上，陈毅诚邀赵祖康发挥专业特长，在市府任职。当赵祖康迟疑之际，陈毅直截了当而又诚恳地对他说：“赵先生，我们一定能在市政方面很好地合作，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很好，国家建设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发挥你的特长，我想请你干你的老本行，担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一职。”就职之初，上海遭台风暴雨袭击，浦东海塘多处决口，市区积潦，损失严重，赵祖康陪同陈毅亲赴现场指挥堵口，终获成功。不久，他又主持规划在棚户区修治道路，埋设沟管，改造环境；辟建天目路和长寿桥，以加强东北和西北工业区的联系；开辟河南南路和西藏北路，打通南北交通。以后他又担任上海市规划建设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几十年后，他还常提起当年和陈毅见面的情景。他说“我终身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能够合作好的’，这句话在我的一生中许多重要时刻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出一种选择。历史证明，这样的选择对了。”吴跃农：《赵祖康：上海解放前最后一位代理市长》，《今日名流》2000年10期。类似赵祖康的例子不一而足。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他们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建没新中国的重要力量和有功之臣。
本文原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
论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对社会异质性的消解
——透过上海游民改造的分析
杨丽萍
新中国成立之初，如何将“黑色大染缸”上海打造为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排头兵是新政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当时，上海是远东和中国的第一大城市，国内经济、文化和金融中心，与此同时，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长期浸淫，使得这个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充斥着各种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因异质性群体游民云集而造成的社会失序即为代表社会异质性是指社会中存在的破坏社会结构各个部分亲和力而容易导致社会混乱和无序的群体或者因素。。多年来，学者们对于游民问题的关注集中于过程性的梳理，而寄寓于过程管理中的内在逻辑却鲜有触及。本文尝试在社会改造的视野下，通过分析新政府对游民改造的过程，揭示思想重塑、身份再造以及“文化整改”是国家对社会异质性进行消解的密匙。
一、社会改造中的异质性消解：游民改造的缘起“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一生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后他立即提出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443页。实际上，就“制度的改造”而言，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此项工作从未间断过，而“人的改造”特别是对诸多异质性群体的改造却是迎着新政权的建立一一铺开的，游民收容与改造正是其中具有典型意义者。
游民主要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主要是宗法秩序）并从事非稳定、正当职业的人们王学泰认为，游民其重要的特点就在于“游”，从长远观点来看，他们缺少稳定的谋生之手段，居处也不固定。其大多数人在城市乡镇之间游动，迫于生计，以出卖劳动力（包括体力与脑力为主，也有以不正当的手段牟取财物的。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学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页。）。游民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礼记·王制》之中：“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里的游民是指离开其特定的居住地区，没有固定职业的人们。而随着游民群体历经数代不断扩大，其概念和范围也日渐模糊。在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将游民和刁民联系在一起。清朝统治者就把游民与流民区别开来，和莠民中的游手、无赖、地痞、流氓一起打入另册“难民”是指遭到战争威胁或者受到某种外力压迫而背井离乡的人。“流民”，泛指丧失生产资料而无所依归的人群，他们没有生活来源，没有住所，四处流浪。参见尹虹：《近代早期英国流民问题及流民政策》，〔北京〕《历史研究》200年第2期。“难民”、“流民”和“游民”三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游民在生存状况劣化的情况下，也会成为难民流动，同样，游民中间也有难民，难民长久流浪于非居住地就化为游民。两者的区别在于，难民的出现带有偶发性。一旦偶发性因素消失，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结束这样的流动，游民则否。其次，游民和流民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失去了基本生产资料，但流民和游民不同，“流民”是指成为“流”状态的而离开其故土的人们。他们有可能没有脱离其所处的社会秩序，和游民所区别的是：流民仅仅是处所的更改，但不一定会产生游民意识和文化。参见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8页）。。这实际上把游民中最边缘化的个体特征扩大成整个“游民”群体的。
新政府也是根据游民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来对其进行定性的。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毛泽东等人很早就对游民现象进行了研究。毛泽东把游民局限于“兵，匪，盗，丐，娼妓”五种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并估计这个群体约有两千万人。他所概括的游民谋生方法：兵为“打”，匪为“抢”，盗为“偷”，丐为“讨”，娼妓为“媚”。并认为这些游民谋生方式虽各不相同，然谋生弄饭吃则一，由此认为游民乃人类中生活最不安定者转引自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第16—17页。建国之初，政府对游民的定位受到这种思想支配，游民被定性为“寄生者”以及“影响社会治安”者。
从游民这一概念本身来看，游民影响安定，具有极强异质性。而游民作为一个异质性符号在其漫长的发展中，又被严重泛化。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游民固有的一些特质加剧了其作为异质性群体引发社会失序这一大众想象，在社会改造推展开来之后，消解游民社会异质性这一工作变得更为迫切。具体而言：
其一，上海游民为数众多。
上海开埠后，游民大量增加。有记载说，“闽粤贫民游食于兹者，不下数十万。”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上海游民数量剧增，不得已之下，当局采取了绅士们的意见，招了一部分游民练为兵勇毛禅麟：《三略汇编》，第982—983。转引周育民：《开埠初期上海游民阶层研究》，〔北京〕《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5期。。然而，这一做法无异于杯水车薪，随着上海人口的增加，游民也迅速地拓展规模。到1949年，上海游民连同家属在内共计17万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对游民进行了收容，一度造成收容所人满为患。
例如，从1949年到1952年，针对市内的游民聚集情况上海市政府共进行了4次大型突击性收容。在1949年12月突击性收容中，四天共收容游民4522名《盖棉被，吃干饭：教养所游民编组》，《新民晚报》1949年12月21日。。1950年11月，市民政局、市公安局生产救济委员会协同发动了全市第二次游民大收容，仅11月16日夜就收容游民8830名，此后十余日里又陆续在街头进行说服收容，到月底，共收容了12000多人《大力收容灾民游民有助搞好冬防工作》，〔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2月20日。。经过历次突击性的收容之后，上海街头巷尾的游民才有了明显减少。再如，在上海接管后的第一年中，以经常性收容形式共收容游民6293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到1950年初，公安局和法院陆续拘捕涉嫌犯罪的流氓、扒手之类共7000余人，民政局收容上千人，连同警备司令部收容的上万名散兵游勇在内，上海市共关押收容了这类游民将近3万人《上海市两年来游民改造工作》，上海市档案馆B168-1-932。。
如此规模游民群体的存在给上海社会治安造成了巨大隐患。例如，在新政府的一份调查中，解放初期原虹口、提篮桥、北四川路3区内发生的抢劫或扒窃案件，有40％以上被认为是游民干的《哈尔滨大楼清理记》，〔上海〕《新民晚报》1951年2月28日。。
其二，上海游民成分复杂。
上海游民与其他城市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点。早在上海接管前，其游民就以种类繁多、难以管束著称。按其行为分类，有职业乞丐、窃贼、劫匪、骗子、黄牛、拾荒者、“吃白食”、“推桥头”、贩毒人员、妓女、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等10余类。据统计，在“华界”人口的职业构成中，从1930年到1936年这七年间，无业游民和囚犯等所占的比例，最高年份的1930年为18.21％，最低年份的1934年为15.47％，七年平均为16.35％转引自郑春苗：《论土地革命时期的游民问题与党的策略》，〔北京〕《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3期。。这一统计尚且混杂着囚犯的人数，但如将国民党的兵痞、警棍等考虑在内，出入也是不大的。
在一份15万左右游民的统计中，扒手、小偷约20000人；贩卖毒品及聚赌的约2000人；散兵游勇约2000人；娼妓约30000人；流浪儿童约5000人；拾荒约4000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接管上海》下卷，〔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1页。；依赖、依靠游民生活的约8.7万人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91页。。如果细化其分类，则种类更多。1950年，据对收容在劳动、儿童、妇女、残废四个生产教育所的6344名游民的统计。这些入主要包括乞丐1676人，扒手1468人，流浪儿童2841人，娼妓10人，特务游勇132人，吸毒者166人。论文化水平：大学程度者10人，专科学校22人，高中61人，初中256人，小学3238入，私塾260人，不识字的2446人。其中有1146人是具有生产能力或者一技之长的，他们的职业类型涉及二十多个工种《三个月的学习与改造，游民确立了劳动态度》，〔上海〕《文汇报》1950年3月7日。。论籍贯则遍及全国30个省市，甚至还有少量的华侨和外国籍游民。
新中国建立后，在上海仍然生活着相当数量的外国人，1953年为4896人，1956年为2553人，而无法回国的外国人很多沦落为游民。据统计，从1952年9月至1956年8月，在外籍游民收容所收容的174名外籍游民中，无国籍者96人、苏联籍50人，另有少数朝鲜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等范静思主编，《上海民政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民政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293页。。这些外籍游民同国内游民并无二致，也参与偷窃、诈骗、卖淫、酗酒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有的还乘外宾来沪参观之际拦路强讨。
由此可见，作为一个群体，上海游民不仅人数众多.而其本身所具有的异质性亦十分突出，这使得游民成为中国共产党评价体系中具有超强异质性的社会群体。为了防止游民异质性可能招致的严重社会失序，新政府沿着社会改造的思路对游民厉行改造。毛泽东之所以对社会改造情有独钟，关键在于他认为社会改造不仅可以彻底医治旧社会的疮疤，解决新民主主义遗留问题，而且对社会主义新制度起到了良好的拱卫作用。新中国社会改造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要通过各种方式将社会结构不同的构成要素、互动关系及其功能结合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而提高社会一体化程度。在此过程中，为了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为缺乏亲和力而导致社会冲突和失控，就必须对其中可能造成这种状况的异质性进行消解，游民改造正是这些工作的起点。
二、改造预备式：游民收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