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接管委员会的接收对象是：国民党陆海空三军在上海的营房、医院、机场、军工厂、仓库等处。在接管部署上分为训练、政工、后勤、空军、海军五部。对敌之陆军是以战场歼灭代替接收，陆军营房计38处。训练部只接收几个军事学校，政工部门接收了2个伪政工队，1个印刷厂，17个广播电台，另30个单位，内分戏剧、电影、乐队等，均小型机构，一律分散编人人民解放军，改造后参加服务。后勤部接管单位共116个，被接管人员计工人7748名，职员1393名，学员52名，技师227名，医工人员2599名，政工人员103名。伤病员9574名。将级官员3名，校尉级官员392名，士兵.7697名，杂务人员515名，家属2954名，其他人员1440名，总计34697名。后勤部所接收的单位系敌军后勤系统之补给、修械、被服、医务等业务机构。空军接收部共接收单位12个，接收空军人员1220名。民航人员1455名，工程师技师40名。海军部共接收单位18个，工人82名，技术人员154名，职员58名，杂役80名。《接管上梅》上卷，第91一92页。到1949年7月底，全市接管工作基本结束。各接管系统有条不紊地开展王作，共接收旧人员25万余人。
三、对旧人员的改造和安置
1949年8月，以接收为主的接管工作开始进入以管理改造为主的新阶段。全面接收旧人员，有利于安抚人心、稳定社会、恢复生产。当一切步人正常以后，对旧人员的安置和改造问题被提上日程。
国民党遗留在上海的机关企业中的人事组织很不合理。叠床架层、机构臃肿、因人设事、办事颟顸的官僚现象充满各机构，旧人员鱼龙混杂、冗员很多。反动分子、特务分子、劣迹昭彰甚至罪大恶极者混迹其中。这些人员留在新的政府机构及其他部门，既是潜在的隐患，也会给新政权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而大部分安分守己者也存在习染较深、思想落后的问题。从经济上考虑，当此帝国主义封锁、敌机轰炸、财政经济严重困难之际，为了减轻人民负担，缩减开支，提高工作与生产效率，有必要根据各机关企业的工作要求将各人事组织精干合理，因事设岗，调整机构。
华东局于8月17日公布了机构部队整编节约方案。该方案的措施之一，便是安置京沪杭各大城市的旧人员。具体措施是：具有专门技术及工作能力者，予以留用。集中训练和改造具有相当技术和能力的旧员工，以便将来分配到各区县及农村参加各项建设工作。其直系家属，留沪无法谋生或无法返回本籍生产者，经审查属实，可随带下乡，由公家补贴必要生活费用，并扶助其逐渐达到生产自给。凡不愿参加受训者，可发给一个月薪资，遣散回乡生产。毫无能力、凭关系领取工薪者，予以裁革，不发遣散费。个别反革命分子或特务分子，开除法办。解放日报社编《上海解放一年》，解放日报社，1950年，第59页。
留用和集训相结合是处理旧人员的初步方案和措施。一般说来，旧人员的大多数都带有不良习气和作风，思想觉悟不高。一些根深蒂固的恶习虽不能一朝一夕立马清除，但教育改造势在必行。接管清点刚结束，上海市政府即着手开展对旧人员的处理改造工作。各机关按编制对能力较强和表现较好的暂时予以留用，以维持正常工作。本着团结、教育、改造、使用的原则，对大部分旧人员分别集中进行学习和培训。集训的对象是那些暂无适当工作分配且年轻无大牵累、有培养前途者；嫌疑分子又不敢给予工作者；想工作但又不服从调动者；有能力但原单位满员，有意向继续参加工作或下乡、学习者。各局指定专人领导，各负责同志上课，人事处有统一计划，教材由市府印发。以市政府为例，市府各处留用者仅50余人（不包括工人），受训约300人；教育局留用50余人，受训163人；民政局（不包括各区）留用143人，受训113人；工务局留用约770人，受训300人；公用局留用360人，受训180人；旧警察约1.3万人，进行轮训；法院及监狱共2000余人，受训900人。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2页。值得一提的是，财经系统独辟蹊径，专门创办财经学校以培训编余旧人员。先后举办8个训练班，首期学员4400人左右。以社会发展史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接管上海》上卷，第246页。对于受训人员的待遇问题，军管会有明确规定：“对一般参加学习训练之旧人员，薪金待遇除特殊技术以外，一律按学员待遇供给生活；公用事业优待办法以及医药免费办法等项，仍与其他留用者同等待遇”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11页。。
培训旧人员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不少旧人员在接受教育和改造以后，思想觉悟、业务水平都有明显改善。有些培训班努力向学员灌输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不断提高学员的思想境界。一些学员“在学习中除表现积极努力学习以外，还热烈响应政府号召，如财经学校1300名学员，就认购公债1.6万多分，捐款救灾3000万元以上。他们在学习以后，开始在各方面树立了新观点，新思想与新作风”《接管上海》上卷，第246页。。有的学员努力学习，反省自我，返岗后认真工作，甚至立功受奖。旧警员黄伟生是北站分局便衣警察，在7月1日的一次执勤中奋力追捕4名盗匪，表现出不怕牺牲的精神。因盗匪开枪拒捕，黄不幸殉职。9日，市商会为黄伟生举行隆重追悼大会，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参加悼念仪式，发表讲话予以高度赞扬，并对其家属作为革命烈属从优抚恤。此举在旧警员中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们认为共产党言行一致，确实按《约法八章》办事，从而安定了情绪，提高了认识，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第111页。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既说明党的教育的成功，也进一步扩大了中共的政治威望和影响。
对旧人员的进一步安置是动员受训人员下乡和遣散，对劣迹不化者开革或免职。华东局关于机构部队整编节约的方案公布不久，上海迅速实施。上海的旧员工20多万，根据精编节约的原则，“估计工作需要留用者只达三分之一左右。尚余十万左右旧人员及其家属，会因此立即发生生活问题，所以必须妥切处理”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4页。。受集训的旧人员成为整编时遭散的主要对象。
各处的遣散方式大抵相同，在动员的过程中，要求所有集中受训人员如实填写由市府统一印制的表册，各人事安置委员会负责搜集和分析材料，分清是非轻重，并作出通盘安置方案，再呈报市人事安置委员会批准，然后分批安置。一部分经过训练为我工作需要者补充到机关，对于一些高级职员和特别技术人才考虑政治影响和建设需要分别予以录用。对于多数愿为人民服务者，动员南下或去西南地区就业，南下及去西南服务的旧人员，发3个月薪水作为安家费，其本人到达工作地点后，则由政府遣送其家属前去。个别劣迹累累民愤较大的反动分子、特务分子一般被开除法办。对过惯城市生活不愿下乡者只能就地遣散。对老弱无能吃闲饭之冗员予以遣散，发两个月薪水作为遣散费。对自动退职返籍者酌发车费和通行证，并发两个月薪水作为遣散费。上海档案馆案卷A1-1-20，第2页。遣散的办法多种多样，有的公开动员令其辞职转业，有的暗示其自动辞职转业。人民法院遣散旧人员的办法是，张榜公布名单，不在榜者表明已经遣散。公安局某分局采取自报公议、投票选举或举手表决方式遣散之。两三个星期内，市政系统裁减了8541名旧人员。上海档案馆案卷B1-1-1855，第18页。截至1950年4月，市政系统接收的旧人员中留下38331人（包括工作和集训者），约占接收人数的8465%；已转业或遣散回乡生产者4675人，约占103%；因劣迹被开革或免职者787人，约占175%；因其他原因停职者2000余人，约占5%《接管上海》上卷，第118页。企业、文教、军事系统人事庞杂，遣散处理人员较多，资料分散，此不赘述。而市郊各区的安置情况则可从下表窥其全貌。
近郊各区旧职员统计表资料来源：《上海市府市效办事处关于市郊旧员工处理情况总结》，1949年12月25日，上海档案馆案卷B1-2-20，第6页。
四、上海接收与安置旧人员的经验总结
大规模接收和安置旧人员，是建国前后上海城市接管：厂作的重要步骤，其涉及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最具代表性.事实证明，上海对旧人员的安置工作总体上是成功的，反映了新的市政府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正确落实党的政策和有效地驾驭时局的社会控制能力.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最重要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并没有因为政权更迭、接收交替而陷入停滞和混乱。上海接收与安置旧人员的成功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正确贯彻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是确保接收与安置旧人员成功的根本前提。正确的方针政策是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原则。在渡江战役胜利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及时作出了完整地接收上海的战略决策，并相应地制定了一系列接管城市的重要政策。这些政策中对旧人员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即总体上包下来，区别对待，量才录用。为顺利完成接管上海，1949年5月初，5000名接管干部云集丹阳接收培训。在丹阳，接管干部们认真学习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毛泽东、朱德发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通过深入组织学习，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觉悟和政策水乎。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维护社会稳定，是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市政府紧紧抓住恢复生产建设这根主线。强调接管的目的是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接管工作的好与差，要看进城后工厂是不是冒烟，生产是不是照常进行。在接收官僚资本工厂企业时，依据党中央“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政策，认真贯彻落实。上海中纺公司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官僚资本企业，由于接管目的性明确，接管方法得当，顺利地接收了这个公司系统30多个工厂及其旧员工。结果，“生产不但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而且在两三天内全部复工，沪西区各厂甚至一直没有停止生产”《接管上海》下卷，第31页。。维护社会秩序是城市接管中另一个中心工作。而秩序的稳定离不开相应的控制机构。上海解放之初，对旧警察的大量留用无疑是最具挑战性的举措。军管会接管警察总局后，立即向旧警员重申《约法八章》，阐明党的政策，责令各安职守、服从命令、负责保护资料和档案等，听候接收安置。接管之日起，警员纷纷报到，听候录用。警察总局和29个分局、两个警察所共接收警员1.4万。档案材料基本保存下来，自解放之日起，留用警察就开始陆续走上岗位.维持交通和治安秩序。《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第109页。这些成功的经验表明，只有坚决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才能把握正确的方向，使革命和建设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是接收与安置旧人员工作的关键。接管之前，大部分旧人员思想波动较大。据蔡北华、杨延修回忆：旧社会局多数旧人员惑于反动宣传，对党的政策疑虑较深，担心被辞退后招致失业，情绪很不稳定。军管会召集旧人员反复宣传《约法八章》和对旧人员的政策，打消他们的疑虑，“除个别罪行深重、隐藏下来的反动分子惶恐不安外，极大多数人的情绪逐渐稳定，每天照常上班，等待移交”《上海解放三十五周年》，第161页。。各接管系统都有类似的做法.党的干部队伍自身的思想问题也是影响顺利接管的重要因素。例如接管期间，一些党的干部和接收人员对接收旧人员的认识不足，态度轻慢，影响党的形象和政策的落实。部分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仍有狭隘的关门主义思想，对原封不动的方针有看法，认为“我们胜利了，用不着统一战线，对旧人员看不惯，怕麻烦，怕吃苦，怕捣乱，以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接管上海》上卷，第242页。。对旧人员抱有成见甚或歧视，不愿意主动团结他们。特别是“对旧人员拿薪金不满，嘴里不讲，思想不通”《接管上海》上卷，第182页。。这一苗头受到上级部门和领导的重视。1949年9月3日，陈毅市长在上海市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明确指出：“我们重视在上海解放后那些愿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切人员的合作和团结，我们不是从一部分人出发，团结这一部分人，不要那一部分入。到会新旧工作人员今后要不分界限，不分彼此，大家共同来进行学习，把工作做好。希望这个大会能够产生最大效果，所有的同志都能安心，去掉各种怀疑，即使过去犯过大罪恶，只要他悔改，我们是可以考虑使用的。我们欢迎人家改过自新，不应拒绝人家改变、悔过。”《接管上海》上卷，第130页。这一讲话产生较大反响。各部门纷纷组织干部学习，努力改变作风，主动搞好与旧人员的关系，一些干部开始转变观念，基本领会了对旧人员争取、团结和改造的方针。又如.在被遣散之前，一些旧人员思想不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般的做法是召开动员大会，首长亲自作报告。再通过大小座谈会、漫谈会等方式，听取群众意见，启发群众觉悟。向旧人员坦诚建设新上海所遇到的困难，说明精干组织、减轻人民负担、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经费的紧迫性。大部分旧人员都能表示理解，愿意配合工作，有的旧人员临走时一般的反映是“共产党来了不侮辱，没事做还发两月薪水，临走又发一月遣散费，他们自己吃苦耐劳，真可说是仁至义尽了”上海档案馆案卷B1-1-20，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