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产阶级现代性的获得，就个体层面而言.与教育有着重要的关联。英克尔斯在对发展中六国进行的从传统到现代人的研究中发现.在决定个人现代性的水平上，教育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因素。教育等级每升高一层，现代人的比例就有实质性的增加。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化场所，学生们在那不仅学到知识与技能，而且学到了新的态度与价值。发展了新的行动倾向。阿列克斯·英格尔斯、戴维·H.史密斯：《从传统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97—201、205页。这种关系在上海通过学历高低与职业地位的正相关表现了出来。其中金融业职员的文化水平为最高，其高级职员多为大学毕业生及留学生，一般职员大多为中等学校毕业生。外企职员则要掌握所在机构的母国语言，大型商场职员也要求受过现代教育，只有旧式店员所受学校教育特别少，初中毕业仅占1—2％。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128页；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5、716页。就组织层面而言，包括工厂制度在内的科层制组织是培养个人现代性的又一基地。作为一种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科层制以其明确的技术化理性化、规则化、非人格化和等级制的特点为现代社会的组织管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成为一种最普遍的组织形式。20—30年代上海1108名新式企业家大多受过新式教育，其中受高等教育与留学教育者占20.7％。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
新中产阶级现代性还表现在它的流动性和开放性上。一职业的获得主要依靠自致因素，而非代际传递。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职员来源于本地培养的各类毕业生和外地进入的高素质移民。二、单一的职业结构被打破，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导致社会流动速度的加快。横向流动与垂直流动兼而有之，一方面人员在职业与企业之间水平流动，另一方面是出现自下而上的垂直流动，虽然这种情况还不具有普遍性，但流动渠道的存在和一定程度上的畅通是显而易见的。以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资本概念与以个人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取稀有资源的能力以及规范、信任等组织特征为内容的社会资本概念将有助于分析影响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各种制度与非制度因素。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占有量是如何导致中产阶级职业地位和社会地位的获得并造成他们之间的差距，中产阶级可有效动员的关系网络的规模和社会资本积累与投资的方式与途径又是如何形成与运作的，对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对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学校背景和类别所学专业与学历，社会关系，包括同乡会、同学、朋友、亲属关系以及职业团体与社会团体等内容进行一种新的解读。
2保守性
与现代性相矛盾的是职员阶层表现出的相当保守性。一是相对的封闭性。由于教育作为社会流动渠道的有效性受到了不同资本分配差异的制约，文化资本既与经济资本存在着转化关系，同时又具有自身的再生产机制，因而使得层际之间和层际之内具有了相对封闭的特征.在上海一些新式领域职员的专业技能一般需要专门训练和教育，通过考核才能被证明，并按其学历被纳入不同的职业和职别。这样经济收入和经济地位就成为显示个人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含量的标尺。对于资本拥有量较多的人，其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的可能性相对较大。现代社会分工程度的提高，增加了谋取职业的要求和难度，这使得层际之间的流动对多数人来说较少发生，如果有也多是不同资本之间转化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多来自贫农家庭，职员则多出于地主、富农家庭的原因。即使在层际内部，因各层次之间的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由低到高的宝塔形分布也决定了升迁的难度。此外，因教育程度、生活方式、价值观的不同，职员与工人之间的明显“分隔”使两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参见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00—701页。
二是典型的保守心态和依附人格。虽然新中产阶级在人际关系中注重规则与契约，有着理性化的处事方式和态度，但由于身处被雇佣的地位，职业的获得必须通过刻苦工作与勤勉劳动，加之职业稳定，薪水高于普通劳动者，因而不满和怨言相对要少。由于求得安定是其普遍的心态，因此形成了被称为“职员人格”的顺从、忍耐、非独立、非进取等依附品性。
职员人格的形成既与科层制相关，又受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的条件制约。科层制一方面促成了现代组织管理的理性化和效能化，另一方面却使作为社会主体的个人在工具理性所造就的合理“铁笼”里处于被物化的境地。非人格规则发展的广度、决策的集权化、各等级类别的隔离和群体对个人的压力等特点，使米尔斯对中产阶级作了如下精彩的总结：“你是官僚机器本身的嵌齿和传动带；你是使决策者和生产者结合到一起的那些命令、劝告、通知、单据的链条上的一环；……你的权力被严格地限定在职业行为的预定轨道上，你所使用的这种权力是借来的东西。你所有的是下属的特征，你所说的是留声唱片式的东西。你经手的钱是别人的；你所整理和移来搬去的纸张文件已经带有别人的印记。你是决策的仆人，权力的助手，管理的奴仆。”C.赖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页。在托克维尔看来，中产阶级的处境还不如小地主，他曾意味深长地说道：“小地主只从自身获得推动力，他的天地是狭小的，但是他可以自由地终此一生，而拥有小小动产的人却几乎总要多多少少地看别人的脸色。他必须服从或是一个协会的规则，或是一位人物的愿望。”米歇尔·克罗齐埃：《科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1—272页。上海后发生型现代化的处境更加剧了上述情形。一是与西方国家相比，职员与工人之间的差异与距离显得尤其大。二是在外来势力下长期处于仆从职员励手的地位，缺少人生浩大的志向，现代教育的独立意识与不惜委曲求全保住职业的生存态度，使其人格发生裂化，造成现代社会所应具备的健全人格在职员阶层的严重缺损。其生活方式与形象足以使之成为现代人的典范，但其依附人格却突显了后发生型尤其是半殖民地都市现代人群的致命缺陷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29页。——“他们具有对地位、声望、名誉的特殊敏感，既有比上不足的自卑，也有比下有余的自满，在尊卑、贫富、权势和良心之间察言观色，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拓展生存空间。”杨东平：《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虽然上述特征并不能代表知识阶层，但是以超越精神为内核的知识分子的本质规定与中国社会现实存在的巨大冲突，使知识分子始终处于欲实现社会整体改造而不能，欲实现自我文化认同又不为时代所容的矛盾之中。社会压力之下自我体认的弱化与转化，造成其宽容态度的萎缩和猜忌多疑、易怒易恨的性格及心态，并通过一种群体疏离化与异化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使30年代的上海知识阶层尤其是文化界充满了非理性的纷争和矛盾，削弱了本应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群体效应与社会功能。参见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1927—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8—130、145—149页。
3激进变化中的上海中产阶级
随着社会大机器的生产方式使分工体系日益专门化，社会成为一个功能高度分化而联系日益紧密的有机整体。尽管权力和特权仍是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但个人能力在社会分层中的比重增加，由此产生的各种职业群体以不同的规范对群体中的个人进行调控，使社会分层开始出现整合型特征，社会分层系统的结构因社会成员的分布呈现弥散状态而具有一定的弹性和稳定性，并依据社会流动而呈现出相应的开放性。然而层际距离与层际关系的差异，同时造成了对阶层之间社会流动的制约性与封闭性。转型时期社会整合力参与权力分配格局，使得多元互动在结构变迁与新的权力分布中发生冲突，使中产阶级的稳定性不复存在，社会中间层的分化改变了层际距离与层际关系，导致了社会的统治危机及其解体。
中产阶级转向与下层民众接近的激进立场，取决于个人生活境遇的变化，而非外部的宣传鼓动。尤其是文化程度较高的职员，既不排斥也不盲从任何学说。20年代共产党虽在上海职业界下层青年中有一定影响，但却没有象在产业王人群体中那样广泛地建立起党的组织系统。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1页。据调查，洋行职员一般都在职业与家庭生活中打圈子，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不大关心，在20年代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中，上海职员的革命自觉，显得相当薄弱，朱邦兴、胡林阁、徐声合编《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10、717页。成员也基本分散在各行业和各机构中，互不联络。20年代末至30年代，上海的经济危机使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下降，就业难、保职难等问题使职员阶层普遍感到苦闷与恐慌。内战爆发后.政治秩序失控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中产阶级生活水准降至前所未有的低点，转而谋求联合互助以寻找个人的出路。30年代后期始，职业团体在中下层职员相对集中的行业有长足发展。到40年代。上海职员的中下层已成为有组织的社会力量，作为职业组合的利益集团己掌握了自我保护的武器——有权威的群体组织。此外，共产党以合法活动为掩护通过职业团体已建立起组织系统，各业共产党员也是职业团体的主要骨干，并确立起了相当的优势。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6—777页。
虽然职员阶层的社会行动并不与现存社会秩序发生尖锐冲撞，但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却极其深刻.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他们的选择对现有统治格局能否维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相当一部分成员在求生抗争中转到反内战、反独裁、反饥饿、要和平、要民主的阵营中，其结果是加速了社会危机和统治系统的瓦解。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76—777页。上海中产阶级既有一般中产阶级的保守性。同时更具深刻的时代性。在政治动荡的特殊时期，一个后发生型现代化国家的中间阶层所显示出的政治潜能、变化能力和斗争决心，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中产阶级政治倾向的多样性认识。虽然它未能突破非对抗式斗争的底线，但其本身的演变与发展已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一时期中产阶级政治倾向与社会变迁内在关系及其复杂性的生动个案。
本文原发表于《浙江学刊》2004年第4期
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发展论析
张丽艳
在近代中国的律师史上，1927—1937年是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时期，而上海无疑是一个重要而有特色的城市。在这个时空的交叉点上，考察中国律师行业的发展，具有以斑窥豹的作用。本文仅以上海的中国律师（当时上海还有很多外籍律师，对此将撰文另述）为例，对1927—1937年上海律师业的发展状况做一分析说明。
一、“十年间”上海律师业的发展状况
（一）“十年间”上海中国律师的发展规模
1927—1937年间，上海的中国律师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呈现出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景象。虽然从民国初年起，上海便有中国律师活动的身影，但在1927年以前，从事律师职业的中国人为数不多，仅200余人1937年（上海市年鉴》司法部分。，他们在社会上的影响也不大。1927年以后，律师人数开始逐渐增加，1929年以后，则出现了激增的趋势。将1913—1926年历年加入律师公会的律师人数与1927—1937年上海律师公会会员人数做一比较，便很能说明问题。
在对上海的中国律师人数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后，再在十年中间截取一点进行横向解剖，考察其规模，看当时全国各大城市的律师公会有多少律师，并与上海进行比较。
（二）“十年间”上海中国律师队伍的构成
1927—1937年间在上海从事律师职业的都是哪些人？来自何方？性别比例如何？笔者根据1946年12月出版的《上海律师公会会员录》，对在1927到1927年间加入律师公会的律师作了统计，并以此为基础来说明上海中国律师队伍的构成。
首先是籍贯构成。在1927至1937年间，加入上海律师公会的共有896人，他们的籍贯构成情况参见表4：
这896名律师中绝大部分为非沪籍人士，占整个律师队伍的88.5％，而籍贯为上海的仅占11.50％，处于弱势地位。可以断定，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律师业以外地移民为主体。同时，在这些外地律师中几乎包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其中尤以离上海较近的江浙人士居多：江苏占43.08％，位居第一，浙江占28.68％，名列第二，江浙两籍就占去了六成多，在律师队伍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广东虽然远离上海，但在这十年间，随着粤籍移民的大量涌人，粤籍律师的比重也逐渐上升，到1927至1937年间，已居第四位；安徽、福建等籍律师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其他诸如河北、河南、江西、湖北、湖南、山西、广西等籍贯所占比例虽微乎其微，但它毕竟说明了上海律师队伍籍贯构成的多样性。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组成了上海的律帅队伍，共同促成了这十年上梅律师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