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泉漳会馆是由商人缔结和运作的同乡组织，它不同于其它省市的一些移民会馆和试子会馆，从上世纪40年代泉漳会馆留下的大事年表会馆章程可知，协调商务，关注商情一直是泉漳会馆的重要功能之一。比较各同乡团体的章程，关注商情也属普遍，但泉漳会馆的特别之处在于，专门设置商务股，“处理调解会员商行间所发生纠葛事件，并主持关于同帮商务规例一切事宜。”彭泽益主编《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866页。它有着对涉及18家公司的经济纠纷案调解成功的记录，而其它许多会馆只是商帮的“后勤”机构，真正涉足商务的并不多。会馆还常作为代理人出面与同业公会或一些商业团体发生联系。如“糖商同业公会”中的福建帮，分属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糖商同业公会“与各帮号家如有订立协议事项”，即由这些会馆“代表办理”。《上海市糖商同业公会》，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S352-3-1。为了维持会馆生机，泉漳会馆也直接进行一些商业经营活动。
1919年，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成立，会馆拨出一部分资金入股。上海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由豆业萃秀堂和米业仁彀堂发起，汉口帮之成志堂、镇江帮之暨远堂、广帮之慎守堂、泉漳会馆、三山会馆、晋惠会馆等八帮出资建立。会所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377号。除此之外泉漳会馆的房地产经营也相当出色，月收入为2775.4万元。《泉漳特刊》，第49页。从某种角度说，它已成了一个经营机构，而不象其它福建同乡组织，只是在慈善、救助同乡方面发挥作用，对于商务仅限于收集商情资料、互通情报之类。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中，泉漳会馆直接涉足商海，适应了商业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成为同籍会馆中生命力较强的会馆。
其次是会馆的祭祀功能，使它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凝聚力。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所有会馆不可或缺的职能之一，但由于泉漳会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海而来经商者为主，生命与事业很大程度上系于变幻莫测的大海，尤其看重对海神的顶礼膜拜。与其他会馆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只停留在一般的供奉，而是常常举行盛大仪式。王韬的《瀛壖杂志》卷2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与商业的兴隆，其祭祀天后的情景可想而知。上海的福建会馆、公所都有供奉天妃的殿堂，故有时闽人会馆常被称作“天妃宫”。但每年3月23日天后诞日举行盛大集会，并延续三天，此只见泉漳会馆一家。泉漳会馆将对天妃的供奉作为与他们生命和事业密切相关的精神依托。“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安也。”《兴修泉漳会馆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35—236页。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很精致，其结构造型既带有福建民居的风格，更类似于庙宇建筑，祭祀神偶的情结相当浓重。会馆建筑经费大多来自于捐赠，因此会馆的豪华精致一方面体现出会馆成员商业的巨大成功，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会馆成员对会馆捐赠的慷慨异常，泉漳商人不惜巨资修缮馆舍的热情，很大部分来自于对神偶的供奉，这种宗教情感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赠还愿。这样不仅使会馆建筑富丽堂皇，而且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进入民国，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
第三，泉漳会馆集中了上海闽商中最成功的部分。上海开埠后，闽商整体处于颓势中，而泉漳会馆成员仍是上海经济生活中具有活力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捐赠成为会馆强大的经济基础，他们的加盟也增加了会馆的影响力。上海闽商可按地域大致分成这么几个群体：一、闽西永定、上杭、龙岩等地商人，经营以林木资源为主的土特产品，以及与此相关的手工业产品，如纸、书籍、茶叶、烟草蓝靛等。晚清时期，其经营明显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及国内动荡时局的影响，很快步入衰弱期，建汀会馆由盛及衰到财产变卖便是一个例证。建汀会馆由建宁、汀州纸棕业商人所建，1883年已出现经费匮乏的迹象，《建汀会馆肇立龙冈会碑》，《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第277页。民国初年便停止活动，房产及义冢为同仁辅元堂收买。二、闽南经营福桔青果商人。他们中有些是亦商亦农，在沪经营并无字号，收入与果桔的收成紧密相关，在上海的活动也带有季节性，每年八、九月间果桔上市，这是果桔商的繁忙季节。他们在上海十六铺一带果桔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上海三山会馆集聚了这样一些商人，他们属闽商中比较殷实的一族，但流动性和季节性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们的影响。《三山果桔会馆》，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118-1-5。三、闽南汀、泉、漳地区以贩运业起家的糖商、海味杂货商船商等。他们是上海闽商中最成功的部分。上海开埠后，就整体而言，闽商在上海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而这一部分仍在上海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具有影响力。如1901年起在上海贩运大米获利的曾铸，曾任上海商务总会总理。1905年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和收回苏浙铁路利权斗争。另有海味杂货业富商叶鸿英，泉漳会馆董事。他不仅在闽商集中的洋行街有着多家经营海味杂货业的商号，还陆续向上海其他行业的工商企业投资，并把生意做到了香港、日本和南洋群岛。除此之外，上世纪20、30年代，泉漳会馆还容纳了一部分在海外发展比较好，又回国投资企业和银行的闽商。1936年9月，泉漳会馆理事长曾万铺发起组织了“华侨联谊社”，其主要宗旨就是“引导侨胞投资发展工商业”。《上海市核准立案之团体一览表》，《上海市年鉴》，中华书局1937年版。泉漳会馆会员中银行并不多，但仅有的四家在国内具有相当的影响，其中中兴银行、中南银行和华侨银行都是侨资银行。中兴银行是由菲律宾侨商黄奕住、李清泉等9人集资创办，注册国为菲律宾，上海是其分行。中南银行则由黄奕住单独投资开办，在天津、北平、汉口、杭州、苏州、无锡等城市都设有分行。1923年，与盐业、金城、大陆合组四行准备库，为“北四行”
之一，具有相当规模。《中南银行行史》、《中兴银行》，上海档案馆馆藏档案Q265-1-393、Q319-1-5。泉漳会馆拥有这样一些会员就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会馆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民国时期超过其它福建同乡组织。
第四，从晚清到民国，泉漳会馆与同乡会、同业公会并行不悖，甚至兼有同业公会和同乡会的某些功能，这与它的组织制度和机构的改良有关。泉漳会馆原本只有一份比较简略的议事规则，并没有完备的章程。组织机构并不健全，会务决断权一般操纵在一两个具有经济实力的商号首脑手里。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为了应付国民党当局对会馆、公所的登记，才有了一个章程，但并不完备。
依据章程，会馆采取董事制，入会单位交会金500元（后改为200元，如果退会就取回）即为常年董事，董事一般由商号股东或经理充任，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享受本会馆一切事业设备之权”。《泉漳特刊》，第9页。
董事长在董事中选出，称“司年”，一年一选，连选得连任，开会时为主席，平时执行一切议决案，审查出入财务，管理全会业务。享受交际与车马补贴，全年120元。其他董事称“司月”，仅理一月递出帐目，各“司月”轮流值月。此外还有几名被推定专门经办敬神事务的。
1939年，泉漳会馆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章程，这一章程详尽地阐述了会馆的宗旨、会务和规则，显示了泉漳会馆在发展中组织机构的改良和进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努力发展会员，但坚持只接纳团体会员。只接纳团体会员，看似不利于扩大影响，但保证了会馆的经济实力。同时期的闽南旅沪同乡会吸收个人参加，故尽管也容纳了相当一批福建在沪的富商和名人，但由于经济原因，它的活动能力却不如泉漳会馆。二是会员吸收面扩大了。最初仅限龙、同、海三邑，1939年开放为泉漳两属12县，《泉漳特刊》，第30页。1944年以后又扩大到了“闽南、亚江、南安、惠南思明金门、安溪、龙溪、海澄、长泰、南靖漳瀹、永春、德化、大田、云霄、诏安、永定、武若、武平、长汀、永安、连城、上杭、东山”等27个县旅沪同乡商行，皆有加入之资格。《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第863—867页。这样增加了会馆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三是制度的改良。会馆不再实行董事制，而是采取理事制，“设理事及监事，由全体会员大会用记名式投票选举之”每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选出理事会和监事会，理事会由11人组成，监事会由3人组成，任期一年，连选连任。但正副理事长连任不得超过4年。理事会每月开会一次，监事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如有特别事故，召集临时会议。会员大会或理事会开会时，须有会员或理事过半数以上之出席方得开议，并须有出席过半数之同意，方得议决可否。会馆收支预算项目由会员大会决定，会馆财产契据由正副理事长及财务理事共同保管，每年度收支账目都造册分发给每一个会员，账目公开。显然，会馆的组织制度比以前更具透明度、更民主化。而同时期经济状况比较好的沪南三山果桔会馆仍维持着董事制，①会馆事务只掌握在一二董事手中，不利于调动全体会员的积极性。
综上所述，上海开埠以后，从现象上看，闽商的数量、在行业经济中的地位、商人团体的活力等，整体呈现颓势，但这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一种衰败，通过对泉漳会员的考察可知，其相当一部分仍具实力，他们与东南亚乃至海外市场有着广泛的联系，泉漳会馆拥有这样一些会员就有了牢固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使得会馆活动能力和影响力在民国时期超过其它福建同乡组织，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其产业仍为沪上会馆之最。会馆功能的拓展与制度完善是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重要因素。
泉漳会馆积极参与行业间的经济协调活动，吸纳同乡会的组织制度，这在众多的会馆组织中比较特别，这不仅拓展了会馆功能，扩大了事业，而且原来的祭祀、殡葬和助济同乡的功能也得到加强，在机构和制度方面都适应了上海城市化、近代化的步伐。具有海商渊源的泉漳商人对妈祖的崇拜使得会馆又具有庙宇的功能，使它始终保持特别的亲和力和凝聚力。所有这些促成了泉漳会馆在闽商整体退却中仍保持着活力。
原文发表在《史林》2003年，第3期
近代上海福建人群体结构与特点
高红霞
近代上海福建人的发展轨迹有其特殊性，开
埠后的100年间，它从来不曾成为上海移民中数量最大的群体，却在上海城市发展的不少关节点上影响深远。上海闽商并未如苏、浙、粤等商人群体，随着上海的近代化而崛起，而是呈现整体的退却和部分的活跃，其中的退却又并非因商人群体的衰弱而致。目前学术界上海城市史、移民史和经济史的研究中，对上海移民群体、移民社团的整体性考察已达到相当程度。对上海的苏、浙、粤等移民群体的描述分析，也出现不少成果，都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准。由于上海城市发展的复杂性和各移民群体的特殊性，宏观整体的考察往往并不足以描述和评析上海城市发展与各移民群体间的关系，个案的分析无疑不可忽缺。就此而论，对近代上海福建人的细致探讨，至少可以弥补缺漏。
一、群体数量与发展轨迹
上海福建人是一个流动性很强的群体，本文所述上海福建人群体不仅包括1843至1953年在上海落籍居住、生活的福建人，也包括此段时间内在上海经商、做官、求学和居住的福建人。
上海有福建人的踪迹至少可追溯至宋代。华亭东北54里，吴淞江边，沪渎海口，有青龙镇青龙镇，现为青浦区白鹤镇。已是海港枢纽。当时从海上入沪渎，溯吴淞江去苏州，或经顾会浦（通波塘）下华亭，沿大盈浦西南行去嘉兴，都要经青龙镇。《隆平寺经藏记》中有：“青龙镇，瞰松江之上，据沪渎之口，岛夷蛮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豪宗右姓之所会。”嘉禾志（卷19）［Z］.《吴郡图经续记》有：“吴郡，东至于海，北至于江，傍青龙福山，皆海道也。……自朝家承平，总一海内，闽粤之贾乘风航海不以为险，故珍货远物毕集于吴之市。”这些资料表明，当时青龙镇已有不少江浙货船，闽、粤和朝鲜、越南、日本的船也很多，而且是“富商豪宗右姓”。
南宋晚期，由于地理的变迁，位于吴淞江南岸的上海，地理位置更加优越，逐渐“人烟浩穰，海船辐辏”，开始取得贸易港口地位。唐振常.上海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P31）一般而言，天后宫的遗迹往往可以反映福建商人的活动范围。上海第一个有确切史料记载的天后宫是1271年由福建船商所建，历经19年，在上海立县之年正式落成。元初宋渤的《（顺济）庙记》称：“莆有神，故号顺济……松江郡之上海为祠，岁久且圯，宋咸淳中，三山陈侯提举华亭市舶，议徙新之。”松江府志·坛庙（卷15）［Z］.正德七年.“顺济庙”（俗称“丹凤楼”），又叫“圣妃宫”。庙址在“相当于小东门外的面浦地方”（今阳朔路、高桥路相交之间，原里洋行街北，外洋行街东）。郑祖安.上海苏州河天后宫史略［J］.学术月刊，2003（增刊）.这是紧靠码头的位置，与天后的海神性质有关，福建人极其崇拜天后，往往带着天后迁徙世界各地。在码头旁筑海神庙，是为了方便从事海上作业者随时奉祀，请求妈祖保佑。这说明，上海在宋咸淳前已有天妃庙宇了。咸淳七年（1271年），市舶司提举陈珩发起改地建造。陈珩是福州人，改建的地点为“小东门外”。当然中国沿海居民都有祭祀天后的习俗，但福建人更为隆重而虔诚。因为天后即后世所称妈祖，最早是福建由人而神的神偶，福建湄州岛为其诞生地。
《瀛蠕杂志》记载：“闽人乃于东关外建立天妃宫，古称顺济庙，颇巍焕。创自宋末。成于元初。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剧，香火之盛，甲于一方。
三月二十三日，为天妃诞。市人敬礼倍至，灯彩辉煌，笙歌唣聒，虽远乡僻处，咸结队往观。为其地为宫前，崇美饰华，极称宏敞。”王韬.瀛蠕杂志（卷2）［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清康熙以后，海路畅通，埠际贸易是上海商业结构中的重要方面，而北洋沿海贸易又是上海埠际贸易的重心所在，闽商是这条贸易线路上重要的商人群体。无论是陆路还是海路，早期进入上海的福建人，应该是贩运各种土特产的商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