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界人数多于租界，是公共租界的4倍多。上海闽商一开始在小东门一带上海传统商业区居住较多，如上海闽商领袖苏本炎祖宅就在南市。苏祖菲.苏祖菲百岁回忆录［Z］.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1996.（P7，P14）1950年，上海福建籍人口在客籍人口中排在第8位，不仅与江浙籍人口不能同日而语，与曾经不相上下的粤籍人口比较也已不在一个级别，甚至排在了山东、河北之后。因此，可以这么说，在上海开埠后的100年间，以公共租界和华界看，上海福建籍人口无论是绝对数字还是相对数字（相对于上海总人口、相对于其他省籍人口），都呈现下降的趋势。
在三个时间点上，上海福建人数量有较大变动：一是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清政府对福建人实施了残酷的镇压，上海福建人数量急剧减少。
二是两次淞沪战争，受到战争影响的是华界，尤其是南市一带，上海闽商的财产遭受重创，1932、193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福建籍人口都有减少。邹依仁.旧上海的人口变迁研究［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P114）三是1920年至1925年，租界的福建籍人口有大幅度增加，而1930年又恢复到原来的规模，这与广东、两湖情况相似，可能是因为这一时间段，南方各省战乱频仍的关系。但华界情况不详。不过，真正持久、深刻影响上海福建人数量的，是上海闽商在上海经济领域中的全面退却。
二、职业类型与区域分布
上海福建人的职业类型和区域分布都相对集中。
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大致为官绅、商船上雇工和水手四类。晚清近代新式学堂和造船企业发展起来，又增加学生、教师和学者、高级职员和技术工人等。其中无论是晚清还是民国，都以经商居多，为官较少。嘉庆《上海县志·职官表》中，县属官闽籍有7人。王大同.嘉庆上海县志［Z］.同治《上海县志·职官表）冲，驻县统辖官和县属官共500余名，其中闽籍官员20人，《名宦》33人中闽籍只有1人。应宝时.同治上海县志（卷13、14）［Z］。
民国以后，在知识界、技术领域供职的闽籍人士，更多地集中在医学、教育、法律、经济、化工等领域，尽管人数比例很小，但处在社会阶层高端部位的不在少数。对于民国时期知识界和一些技术领域的闽籍人数的统计，更多依赖于上海档案馆的同业公会档案。在所有与技术、文化和教育相关的同业公会中，上海福建人比较多集中在上海律师公会、上海市医师公会、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上海市牙医师公会等。上海律师公会会员登记名册.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录.上海市中医师公会.上海市牙医师公会（1948年）［Z］.上海档案馆，Q187-1-188，Q6-5-455-3，Q6-5-454，Q6-5-456就绝对数字而言，在这些同业公会中，闽籍的数量绝对赶不上江、浙籍人数，这是与上海的福建人总数不多的事实相对应的。
晚清上海的新式学校纷纷建立，进入民国后，这些学校中福建籍学生占据一定数量。在五四运动影响下，1919年上海35校闽籍学生成立“旅沪福建学生会”，并在“华界”举行游行，散发传单，申报［N］.1919-11-30.训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学生是要毕业的，根据目前能够找到的部分学校并不完整的记录，闽籍学生毕业后留沪就业的并不占多数，因此闽籍学生是一个流动的群体。根据部分高校教职员工和学生名录、上海律师公会和上海市医师公会会员录等，1912年至1949年，在上海的大学中闽籍教师学生比例相对较多的有大同大学、大夏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复旦大学，还有一定数量的闽籍教师和学生供职或就读于上海的一些专科类学校，如上海特志学院上海法学院等。
上海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其建立与厦门大学的学潮有着直接关联。1923年冬，厦门大学学生对个别教授教学方法不满，向学校提出改革校务的要求，学校当局提前放暑假，并在学生回家一个月后，将51名学生开除学籍，激起全校学生义愤，事态越来越激化。1924年6月1日，学校当局指使人殴打集会学生，300余学生发表宣言，提出强烈抗议，并集体离开厦门大学。他们推举代表14名抵沪。请求在沪的前厦大教授欧元怀等9人组织新校。欧元怀等多方筹措经费，难以如愿，最后由王伯群捐款银币2000元，新校得以筹办。9月，新校如期开学，取名“大夏”，一是表明从厦大嬗变而来，二是寓“光大华夏”之意。最初学生229人，多为原厦大离校学生，副校长欧元怀为福建莆田籍。因这样的关系，大夏大学福建籍学生较多.福建籍中又以莆田籍居多。教职员工中也有相当比例的福建籍。建校初，教职工67人，其中福建籍12人。1930年87人，福建籍6人，大夏大学职员名录.教育部立案私立大夏大学一览［N］.1930，6（P35）1946年教师共计89名，其中福建籍15名，1926年第一届本科毕业42人，其中福建籍11人，广东籍11人。福建籍人数居第2位。
晚清与民国时期，由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和中国近代化的窗口，吸引了不少文人名士和学者，有一部分福建籍名人学者旅居、定居或在上海工作。如：严复、林语堂、林同济、林纾、江庸、刘天锡、庄长恭、艾霞、杨骚、胡也频、郑振铎等等。
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中包含着相当数量的闽籍水手船上雇工。当时黄浦江上航行着不少舢舨帆船，船上的舵手很多来自福建。近代以来，上海与造船、船政有关的部门，往往也会聚集较多的福建人。
晚清福建船政的创办，为中国近代海军的建立提供过必需的人才，其绝大多数为福建人，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下）［Z］.（P668）福建也是凭借这样的优势，得以独立地兴办海军，而且最早建立了近代军舰的管理、训练机构。由于这样的历史渊源，闽系海军在北洋政府的海军中占据着3／5的实力。北伐战争时，闽系海军起义，加入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南京国民政府海军的主要力量。民国时期，无论是北洋政府时期，还是南京政府时期，中央海军中闽系海军占居主要地位，而上海则有闽系海军驻军。他们中尤其是上层军官，闽籍占绝大多数。1926年、1927年，他们参与了上海第一、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1931年，设在马尾造船所里的海军制造飞机处，移并于上海江南造船所，这些地方都有福建人聚集。
19世纪60年代，在江南造船厂的扩建中招募了不少福建技术工人，工厂技术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福建。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黄式权的《淞南梦影录》说：“（江南制造局）局中规模宏敞，机器精良，工匠皆闽、粤、宁波人，以西人之精通机器者督之。”黄式权.淞南梦影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120）据1869年6月《教镦会新报》报道，当时工人已达1300名左右。在1870年前后，全国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产业工人，据估计不到1万人，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占了13%。这时，局内新增工人的来源，主要是到外省招募来的手工业者和失业工人，以及一部分孤儿院的幼童和被裁撤的湘军、淮军。因为当时各地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还没有集中到像上海这样的通商口岸来；而高昌庙附近的农民，有的由于尚未破产，有的由于被江南制造局强行圈占土地，夺取了生活资料来源而怒火中烧，都不愿进局做工。江南制造局陆续到香港、广州、福州、宁波等地招募一些破产的手工业者和被当地外国资本家踢出工厂的失业工人。上海江南造船厂工人运动史［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1995.（P17-18）由于有这样一段历史，直到20世纪50年代，江南造船厂集中了一批闽籍工人。此外，民国时期，在中南橡胶厂聚集了一批福建籍职员和工人，因中南橡胶厂总经理为庄怡生，旅沪福建同乡会主席。福建人有聚族相随、同乡相协的习惯，故在上海无论是经商、从业、居住等，都有聚族而集、聚族而居的习俗。
民国以后，从多个福建同乡会成员职业构成分析，仍以在沪经商的占多数。并且学历经济地位都在社会中上层。民国时期最大的福建同乡会——旅沪福建同乡会，会员约3000人，发起人42位，其中20人在商界，其余律师5人，大学教师1人，另有行政官员检察官、医生等。
旅沪福建同乡会4220律师、教师行政官员、医生、检察官、报社经理95%专科以上学历福建各地莆仙旅沪同乡会3022律师、教员、职员24人中学以上。5人私塾莆田、仙游惠安旅沪同乡会多为商人龙岩旅沪同乡会25企业主14人律师、教师、职员17人中学以上，其余小学龙岩仙游旅沪同乡会3621大夏大学学生3人35人专科以上，其中硕士2人仙游闽南旅沪同乡会多为为商人闽南各县资料来源：根据上海档案馆Q6福建同乡会卷宗所制。
有两个同乡会没有具体数字佐证，但依据章程和会务记录判断，仍以商人居多。
1950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上海福建人在上海各区都有分布，而数量超过500人以上的区有12个，一般都在上海当时的市中心商业区，邹依仁.旧上海的人口变迁研究［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P116-117）根据《泉漳会馆特刊》记载，20世纪40年代上海闽商商铺门店主要都在老城区和租界繁华中心。与福建人在上海集中居住的区域基本一致。
正因为上海福建人以经商居多，而自上海小刀会起义以后，由于各种因素，上海闽商在上海商界呈退却之势，故上海闽商的商业发展状况决定了福建人在上海的移民势头总体上也呈下降趋势。
三、群体特性
近代福建人在上海总人口中经历了一个由多而少的过程，上海福建人在上海的影响也呈现了一个由强而弱的发展过程。从开埠前后繁华中心“多学泉漳鸠舌声”，闽菜成为时尚，到19世纪60年代后，直至进入民国，随着上海闽商在行业经济中的辉煌不再，其影响力也随之减弱。到建国初期，人们唯知上海的江浙人，而不知上海的福建人。不过我们仍可从多部上海旧志和晚清笔记、诗歌、报纸中窥得早期上海福建人生活的一鳞半爪。其中对于上海福建人的描述可分截然不同的两种。
1853年英国伦敦布道会创刊于香港的《遐迩贯珍》月报，有对上海的不少描述。其中有“上海邑处边蠕，五方杂处，而闽、粤人居多，良莠不齐，居恒逐利构怨，树党相仇杀，近则小刀会兴焉”。王大同.嘉庆上海县志［Z］.（P128）在英国人兰宁、柯灵所写的《上海史》中也有不少对福建人的描述：开埠前后，上海福建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社会上身份较低，大部分在运送食糖的民船或其他海船上服役”。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P128）黄浦江上的摆渡船、蛋船、乌船，其船主和水手多为福建人。吴熙上吉尔杭阿禀附善后请奏条款（1855年4月10日）［A1］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吴熙档案选编（四）［Z］.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P83）上海开埠后，在轮船运输业兴起以后，这一群体一度生计窘迫，烟、赌、娼无所不为。
“东关外羊毛弄左右，闽、粤游民群居于此。赌馆、烟舍，鳞次栉比，一有睚眦小憾，辄兴械斗。邻家尽闭户深匿，虽有官长弹压，莫之能禁。如有死伤，则购一人以偿，其轻死罔法如此。”王韬.瀛蠕杂志（卷2）［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7）他们成了上海小刀会起义的主要群体。他们将福建人的落魄、骁勇好斗，极善铤而走险的背影留给了上海。
除了下层的船工、水手，腰缠万贯的闽商也是上海县城引人注目的群体。“闽粤大商，多在东关外。粤则从汕头，闽则从台湾，运糖至沪，所售动以数百万金。于沪则收买木棉载回其地。闽、粤会馆六、七所，类多宏敝壮丽，最盛者，闽为泉漳，粤为惠潮，皆择其地绅士董司其事，凡事曲直不定者，成就决之，无不服焉。”王韬.瀛蠕杂志（卷2）［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8）当时上海县城大小东门（现为东门路到复兴东路之间咸瓜街）、北门郑家木桥街一带（现为福建南路）为商业中心。《徐润年谱》曰：“咸瓜街当时为南北大道，西则襟带县城，大、小东门之所出入，东过两街即黄浦，故市场最为热闹，再南则帆樯辐辏，常泊沙船数千号。行栈林立，人烟稠密，由水路到者从浦江陆行，则必从此街也。”胡祥翰.上海小志［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3）上海闽商建立时间最久最大的一座会馆——泉漳会馆就在咸瓜街上。即便到20世纪90年代，仍依稀可辨其当年的雕梁画栋。咸瓜街为南市的商业繁华地带，郑家木桥为北市的中心，上海闽商所经营的糖商业、海味业、南北货檀香桂圆等业，在南北市都有商铺。小东门大街向北还有南北向的洋行街（现为阳朔路），洋行街因多为闽粤商人的洋行而得名，那时所谓“洋行”是指经营南洋进口货物的闽粤商号。乾嘉时的《上洋竹枝词》有：“阛阛居奇百货盈，遐方商旅满江城，洋行街上持筹者，多学泉漳鸠舌声。”可以想像上海闽商的风光。除此之外，上海还是闽商北洋和南洋航线上的重要据点，闽商是航商兼营的商帮。王韬这样描述过：
“黄浦之利，商贾主之。每岁番舶云集，闽、粤之人居多。土著之远涉重洋者，不过十之一二，皆于东城外列肆贮货。利最溥者，为花糖行。当深秋时，木棉空野，碾去花核者日花衣。行中代闽、粤诸商贱值售之，而运往外地。”“闽、粤海舶，多驶往南洋，较航日本者，利数倍之。”王韬.瀛蠕杂志（卷2）［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P8、P33）闽商给上海留下了善贾富实的形象。
由于一度上海福建人很多，并且是商人、有产者人数居多，故菜馆闽式菜成为时尚。《上海小志》日：“酒馆失败，厨房代兴，厨房以招商为最先，其所以能盛极一时者，以其肴馔风味，酒馆、家常兼而有之，不令人食而生厌也。厨房大都包办酒席，无宴会之所，惟招商曾在望平街租房设肆（即今福兴园后进）以便顾客，然未久即停，仍办包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