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上海民营企业在进行技术选择时，还深受企业所聘请的主要技术人员的影响，倾向于选择外国技师所在国的技术或本国技术人员所留学国家的技术，主要是因为这些技术人员对所在国的技术比较熟悉。中国棉纺织业的机器大多引自英国，而上海厚生纱厂则选择美国的纺织机械，主要是因为“其时穆藕初氏适为该厂经理，氏为美国留学生，故喜采用美国机器”。刘鸿生在筹备章华毛绒纺织厂时，聘请留学比利时的李耘荪为总经理。李耘荪受聘后，发现该厂原有设备是比利时制造的，根据刘鸿生的要求和日晖港旧厂所遗留的设备，他认为“拆迁和安装，必须到比国去聘请技师”。1929年初李耘荪前往比利时考察毛纺织生产技术和聘请技师。在比利时，李耘荪通过在斯诺克公司的朋友杜斯堡和柏克斯的介绍，认识了斯台森和谭尔多。据了解，斯台森约40岁，毕业于比利时味尔纺织工学院，适应于任何地方和气候。谭尔多曾在味儿城拥有一个毛纺织厂，因经营不善而破产，但他掌握毛绒纺织技术并能熟练操作毛纺织机械，在当地有发明家之称，能指导工人的技术操作，唯一不理想的是谭尔多的年龄较大，已是59岁。在与二者面谈之后，斯台森因已在比国工作，不接受李耘荪的聘请。谭尔多因当时企业破产，愿意接受章华毛绒纺织厂的高薪聘请。
（五）近代民办企业除上述技术选择外，还有一种是企业直接以信件形式联系设备生产厂商，在详细询问相关的技术信息的基础上作决定。吴蕴初在筹备天原电化厂时，就十分注意收集当时世界上各种电解槽、变流机等设备的性能和价格资料，进行比较研究。1927年7月4日吴蕴初写信给美国纽约的H.R.纳尔逊化学师，询问当时先进的纳尔逊式电解槽设备的出售价格：8月8日纳尔逊就给吴蕴初回信，并附上纳尔逊是电解槽设备的估价单，该估价单不仅详细列出纳尔逊式电解氯与苛性苏打车间的设备价目表，而且对整个生产车间的建筑面积和设备及需要的劳动力数量等都进行了成本的估价。1928年5月29日吴蕴初再次写信给纳尔逊化学师，询问纳尔逊式电解槽及相关设备的最新报价单和详细资料，并希望纳尔逊能提供相应的电力设备、盐水处理系统和其他设备详细的规格及图纸，同时提出让纳尔逊化学师代为培训人员以具备管理车间的能力。1928年6月27日，纳尔逊就上述问题及设备的技术性能进行了详细的答复，并提出若吴蕴初向纳尔逊化学公司订购这些设备，该公司将免费提供生产车间所有设备的详细说明书及车间建造的详细平面图和指导书，并为天原厂培训一名技术人员以便其独立管理车间。吴蕴初于同年8月2日和17日先后两次写给给纳尔逊，要求对方给出一个纳尔逊式电解槽及与之配备的发电机报价单，9月4日纳尔逊就将报价单寄出。
吴蕴初在向纳尔逊询问电解槽相关信息时，又于1928年5月25日写信给美国弗吉尼亚州西部南查尔斯顿的电化工程公司，征询沃斯式电解槽的技术性能和出售价格。该公司的L.D.沃尔斯化学师在7月28日回信给予答复，并提出生产电解盐酸需要一小套硅器皿，电化工程公司可以代天原厂向纽约布鲁克林导热公司订购。吴蕴初在8月18日接到回复后，致函沃尔斯要求给出一个能生产8000#20？波美盐酸及相等数量苛性钠苏打车间的报价单和与之匹配的发电价到岸价格；吴蕴初在回信中还指出沃尔斯化学师的错误，认为8000#20？美盐酸约含实际酸并非沃尔斯所说的268#，而是2680#。沃尔斯在9月18日回到，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给出电解槽工作相关的信息。因此到1928年9月，吴蕴初手上就有两份关于电解槽设备的详细资料：一套纳尔逊式电解槽设备（共有48只电解槽）纽约交货价为4.27万美元，折合银元9万元；一套沃尔斯式电解槽设备（共有4只电解槽）纽约交货价是15万美元，折合银元31.6万元。吴蕴初将所获悉的信息告知大股东张逸云，两人根据资金、市场需求量及技术能力商定，决定购买纳尔逊式电解槽设备，并详细拟订了创建盐酸、烧碱工厂的计划书，准备集资20万元，建立一个日产60箱盐酸、1吨烧碱的工厂。计划刚刚制定，吴蕴初就发现，如果加上生产车间其他辅助设备及运费约15万元，这就大大超过筹集20万元资本的计划。
就在这为难之际，吴蕴初获得一个信息：设在越南海防的法国远东化学工业公司，因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急待出售生产盐酸的全套设备。1928年12月初吴蕴初亲自前往越南海防，对该化学公司的盐酸生产设备进行考察，发现主要设备是120个美国人Allen-moore所创设的艾伦一摩尔式电解槽，虽然在当时不太先进，但工作状况良好，其他设备均是法国货。而令吴蕴初对这套设备有信心的是，天厨味精公司曾多次购买该厂的盐酸，其颜色是白色的，比日本厂商生产的盐酸（其颜色是黄色的）纯净得多，这也说远东化学工业公司的这套设备是不错的。当时法国人开出的价格是抵沪到岸价为10.7万元，因这套电解槽的日产量与纳尔逊式电解槽设备相当，但其索价却比纳尔逊式高出近两倍半，吴蕴初以为谈不成这笔生意，便匆匆回到上海。1928年12月27日，吴蕴初写信给海防远东化学工业公司驻上海代办处的总工程师伯努瓦先生，表示在保证其产量的前提下，以8万银元（折合约3.8万美元）的抵沪到岸价承购下全套盐酸设备，并在最后写道“1929年1月27日前若不直接回复，我们的磋商不言而喻就被认为是完全无效”。该信发出13天后，海防远东化学工业公司的总经理卡洛瓦即回复吴蕴初，接受他的出价，包括运费、保险费在内的至上海价8万银元，拆卸、运输、保险一切费用均由远东化学工业公司负担。吴蕴初认为这套设备虽然是二手，不是当时最先进的电解槽，但是其生产工艺成熟，价格低廉，在当时的情况下是非常合算的，便和张逸云商量决定引进法国海防远东化学工业公司的全部设备。
上海的民营企业技术选择的发展过程与其近代化历程是紧密相连的。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上海的民营企业因缺乏办厂经验、技术人才和对技术本身的辨别力，生产设备简陋.有的甚至还是手工操作，民营企业的技术内化能力很低弱，企业的技术选择只能假他人之手，生产技术完全依赖所引进的外国技师。由于这一时期技术信息极不流畅，民营企业对技术的分析判断能力较弱，而且民营企业与国外技术的沟通渠道主要是通过在华洋行及洋人，因此这时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选择基本上完全依靠在华经营技术进口贸易的洋人和在华洋行。在20世纪之初，上海各类报刊的大量发行，民营企业技术信息来源增多，企业对技术的辨别力增强；而且随着民营企业的扩展，上海技术市场逐渐扩大，吸引了外国机器厂商，使其对华的技术输出完全由洋行的代销开始转为直销，出售机械设备的广告铺天盖地地出现，民营企业技术选择渠道拓宽，可以通过报刊的广告或外国机器厂商的直销等途径选择所需技术。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的民营企业家们在切身体会到机械化生产所带来的高额利润后，更加注重选择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于工业上之观念，愈以见其功效者，愈以引其注意，职是之故，本年询购机器之华人，极形踊跃，关于机器工程，前途颇抱乐观，技术亦日进步，以故价值益高运用益难之机器，亦觉欢迎。现在贵重机器，闻较三年以前，行销更易，此可以证中国对于机器工业之大有进步也”。国内技术人才大量增加，民营企业的技术力量逐渐增强，对技术认识能力也随之增强；同时，因洋行高昂的代理技术引进成本及相对低效的技术作用，国内技术市场开始成熟，现代化通讯设备的发展尤其是广播电讯技术和航空技术的推广，加快了技术信息的传播，增强了民营企业对引进技术的判断力。这些都促使上海的民营企业在技术选择中不断根据引进成本、技术的适用性、自身的技术能力等因素，由被动的选择转向主动甄别。民营企业技术选择的自主性得到增强，开始绕过在华洋行，派遣人员出国或通过通信形式直接询问选择，不再单一地通过洋行进行选择。上海民营企业的技术选择由单一化转为多样化，由盲目依赖转向理性自主，从间接引进转向直接引进，降低了企业技术引进的成本，提高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能力，依据技术势差的发展规律，进而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16l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鸿生企业史手抄档案资料：《上海水泥公司会议录》，档案卷宗号02-006，上海社会科学院企业史资料中心馆藏。
燕谋编著：《中国水泥发展史》第77页，北京：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2005年。
窑是水泥制造的核心设备，自1824年英国水泥匠阿斯普丁（J·Aspdin）获得波特兰水泥（硅酸盐水泥）的专利后，近代世界水泥生产经历了仓窑、立窑、干法旋转窑、湿法回转窑和新型干法回转窑等阶段。20世纪最初的二十年里，在水泥回转窑技术发展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以湿法长窑为代表的湿法生产和以立波尔窑为代表的干法生产。干、湿两法各有优缺：在原料制备过程中，湿法的料浆容易搅拌均匀，干法的粉料则不易混合均匀；在煅烧过程中湿法窑能使部分有害碱（K2O+Na2O）排出进入大气，干法立波尔窑则不能将碱大量排出，所以湿法窑的熟料质量比立波尔窑高，熟料强度一般要高出5～10Mpa碱含量也较低。湿法回转窑在烧成过程要蒸发35%～40%水分，干法立波尔窑则不必蒸发那么高的水分，因此湿法的热耗一般比干法的要高出418x300kJ／kg熟料。在20世纪最初二十年中，水泥湿法回转窑生产技术问世，由于生料浆比干料粉较易搅拌均匀，所产熟料质量比干法好得多，而且粉尘污染也较轻，使得该技术是当时最先进的，英美等工业发达国家普遍采用湿法窑为主要生产水泥技术。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23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贡仲林：《中国橡胶工业奠基人薛福基传略》第29—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第8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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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刘鸿生企业史料》上册，第250—25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第1—8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第9—11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第13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
上海市档案馆编：《吴蕴初企业史料·天原化工厂卷》第15页，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
徐雪筠等译编：灶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第20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
原文发表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0年第1期1926—1931年上海缫丝业劳资关系述评陈光缫丝业是上海近代工业中比较重要的传统产业，20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1926—1931年工厂保持在100家左右，丝车数2万以上，工人达6万左右，仅次于棉纺业。行业工人工资极低，劳动条件恶劣，工作时间长达10—12小时，特别是大量女工、童工，在高温环境下从事又脏又累的超体力工作，遭受非人的待遇，因此缫丝业劳资关系始终紧张。1925年以后随着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涨，缫丝业工人冲破资本家御用工会的控制，爆发了大罢工。从此，缫丝业每年都发生超过万人的大罢工，如1926年6月和1927年6月丝厂同盟罢工，1928年3月和6月由姜案引发的两次大罢工，8月北区丝厂女工罢工，1929年7、8月罢工，1930年7月同盟大罢工和1931年4月反减资罢工等。劳资对抗激化的原因1926至1931年缫丝业劳资冲突激化，大规模罢工持续不断，形成上海工人运动的独特风景线，综观这一时期劳资对抗的变化，除了工人改善经济待遇的强烈愿望外，还有两点原因：
1.资方疏于管理，劳资关系隔膜。缫丝业生产经营大致有3个特点：一、大多数厂商皆租厂缫丝，租赁契约平均仅订一年期限，厂名及经理姓名频繁变更；二、缫丝厂大多由一人发起多人凑集资本合股设立，股东中推举一人为经理或者另聘，各类职员皆由经理委派，其职务除监督工作之外，还负责招雇工人；三、缫丝厂普遍资本不过五万元，以二三万元者为最多，丝厂商人往往以资本轻微，组厂容易，视缫丝业为投机生意。由于投资者侥幸获利的心理，厂家更换频繁，厂主不尽心经营，经理和职员也只注意自身饭碗得过且过，对工人不闻不问，劳资之间非常淡漠，资方既不关心工人，工人也难以与工厂产生感情。
2.缫丝业竞争剧烈，效益日下。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缫丝业发展由盛转衰的日寸期，由于国内战乱不已，消费水平低，华丝主要依赖出口，而日本丝业发展迅速，占据国际市场的主要份额，日丝与华丝之比为10∶1。因为政府无能，关税不能自主，在对外贸易中厂商只能各自为战，风险极大，整个行业处于举步为艰的局面。1927年各国蚕丝丰收，供过于求，丝价大跌，华丝深受影响，“上海厂丝市价由年初之一千三百六七十两左右，到年底跌至九百两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