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居民娱乐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的扭曲。30年代的上海弥漫着一股不健康的色情化娱乐之风，许多男子的娱乐活动无不带有特定的市场指向性。以英商公共汽车公司的员工为例，“写字间的高级职员收入丰富，生活相当安定，他们在工余之后，常常往跑狗场、跑马场、回力球场等处赌博，有的开旅馆，叫妓女，上跳舞场。”［29］（p.401）由于这种消极颓废的色情化的娱乐倾向在社会上不断蔓延，以致对青年大学生娱乐活动价值的误导作用也十分明显。每逢周末，不少大学生把自身追求色情化娱乐活动的行为轨迹刻画得淋漓尽致。空余时间的娱乐方式是：看电影，逛舞场，泡舞女，用钱如流水；娱乐消费路径是：开房间，上饭店，看电影，进舞场，给舞女消费。《舞场特写》（创刊号），上海一鸣出版社，1939年6月10日，第17页。显然，由于一种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殊的性别比率，造成上海男性娱乐消费的行为在一定的时期或阶段内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价值共性和共有特征，折射出30年代上海相当数量的男人热衷于色情化娱乐乃是一种基本的社会价值倾向。在北方天津市的娱乐市场中，男性游客中也有类似倾向。与租界地区的高档电影院相比，在天津华界地区的四轮五轮电影院里，“声光设备可说无一不糟，然而几乎每天都拥护不堪，因各院多有女招待，而观影的人，又多醉翁之意不在酒啊。”《电影周刊》1939年22期，第730页。
再次，在上海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影响下，男性从事娱乐活动的阻碍力极小，相对来讲，女性却困难得多。这是因为男女的就业比例、收入来源、社会观念等都成为制约女性前往娱乐场所的因素，导致众多的女性不仅被挤出了娱乐市场，事实上被削弱了同男性一样公平地从事娱乐活动的平等权利。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谋生的手段，作为职业的服务，作为男性从事性娱乐活动时的陪伴对象，不少女性被迫进入舞厅、游乐场、按摩院、妓院等休闲娱乐行业，公开或半公开地从事色情或色情化的活动。［24］（p.203）“女性之所以在上述职业中受到重视，如果不是纯粹出于性交目的，那也只是因为她们是女的，就像她们所作的那样，她们只能在一个基本上是男性的公共领域中活跃。”［30］（p.113）所以，在30年代上海许多娱乐场所内，尽管男女济济一堂，然而，男人就是为了娱乐，女人却是为了谋生，这才是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此外，30年代上海城市娱乐活动的构成内容，包括色情化的娱乐环境，无疑进一步制约了女性参与社会公共娱乐活动的兴趣，从而使娱乐场所成为“男人独乐”的城市乐园。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娱乐场所经营者刻意营造色情化的娱乐氛围也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以舞厅为例。当时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每场必演奏一支黑灯舞曲。舞厅“每奏此曲必熄灭所有灯光，变成一伸手莫辨五指的黑暗世界。”《电声》，1938年9月，第17期，第357页。这一充斥了无数幻觉的环境成为男性舞客最疯狂和最躁动的时刻，于是那些匆忙跃入舞池“于黑灯音乐中婆娑舞者，多怀有某种企图。有性挑逗者，闻《黑夜哨声》之曲，辄捷足下池，以‘饿虎扑食’之姿势，攫起‘户头’而狂舞。或询其有何趣味，则曰：‘暗中摸索，起乐也融融’。”《电声》，1938年9月，第17期，第357页。上海舞厅行业黑灯舞的盛行无疑从另一个角度向我们揭开了舞客趋之若鹜的奥妙之处。由此可知，消费者的需求和经营者的推动形成了一种互动关系，使得30年代城市娱乐环境的色情化更趋张扬和疯狂。
当然，对生活在上海的相当数量的外国侨民而言，“醇酒、女人、高歌、狂舞是他们的日常必需品。”［6］（p.27）显然，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娱乐主题的色情化是那一时期男性娱乐消费的一个共同的特征和偏好。总之，30年代城市娱乐活动所涵盖的大部分场所，无不以男人为主角，无不表明上海的夜生活：男人是娱乐的核心，色情化是娱乐的主题。
四、职业构成：娱乐倾向的多元化
现代社会学认为，“职业地位是现代人们的主要社会地位，是个人进行社会活动的主要场所。”［31］p.204职业对人们的社会活动有很大影响。
从社会阶层看，腰缠万贯的大班、阔绰有余的买办、一夜暴富的投机商等富裕阶层，有专为他们聚会消遣的俱乐部。政府公务员、外企职员等中上层，则趋向于“有诱惑性的跳舞场、有迷醉性的雌鸡院、有赌博性的赛马跑狗、有时令性的夏季旅游、冬季滑冰等。”［37］（p.9）收入低微的工人，“在礼拜六或礼拜天去小戏院看江北戏或听上海戏的。爱听戏而没有多的钱的工友，便到工房附近的荒场上，那里也有江北戏、大京戏、变戏法、打拳的，花上两三个铜板，即可入座看看，因此他们也有最低限度的娱乐费。”［25］（p.81）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他们也有自己喜爱的娱乐生活方式。“黄包车夫大都是一贫如洗的人，所以他们无所谓损失，也无所谓怕惧。他们有时拉着刚到上海的外国人而分外多得到几角车资时，他们便会上茶馆去喝茶，甚至到鸦片烟馆里边去抽几筒鸦片烟，或到赌场里边去赌钱。”［19］（p.102）从社会职业看，同为工人，“文化程度高一点有许多喜欢唱歌”，“还有踢球、打拳、演话剧等。”［29］（p.102）而有的工人则喜欢看电影、玩游乐场，听戏曲。［32］（p.104）同为职员，有的在工余之后对于赌“成为一种嗜好，趋之若鹜，办公室里常听见中风、白板追述昨夜战绩，有声有色的闲谈，也有谈回力球逸园的心得的。”［29］（p.468）而有的则喜欢“高级的嗜好，例如读书、绘画、摄影、刻图章等。”［29］（p.468）选择30年代非常流行的跳舞作为不同职业的人在闲暇时间共同参与的娱乐对象。从职业和阶层结合的角度可以将舞客分为以下7种，即富豪阔绅、小开少爷、办公室人员、大学生、商界人、白相人和舞艺研究人员等。《电声》，1937年，第12期，第584页。通过对“在社会结构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应有行为的模式和规范”［33］（p.57）的观察，以便能从不同的职业角度，比较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人们在参与同一种娱乐活动过程中怀抱的不同娱乐倾向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
第一，富豪阔绅和高级官员。这是属于上层社会的舞客群体，有社会声誉、有富裕资产、有显耀地位，到舞厅跳舞对于他们来说既是出于进行社交礼仪的需要，也是满足自身娱乐的欲望。从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意义上考虑，百乐门、仙乐斯等一流高档舞厅以及华懋饭店等高级饭店自设的舞厅是他们主要的跳舞场所。这一群体又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人，多是为了娱乐和社交才到舞厅跳舞，经常自带舞伴。“他们对于舞厅的舞女看得很轻，即使由舞女伴舞，也不过是籍此消遣。”《电声》，1937年，第12期，第584页。第二类人，虽然“家里拥有百万资财，上舞场未必是为了跳舞，而只是为了看看年轻漂亮的姑娘。”《电声》1934年第3卷第41期，第818页。第三类人，前往舞厅主要是为了寻找刺激，其中包括“外交官与其他上流社会的君子，为了换换口味或者去找一些新奇的刺激，也时常到圣乔治圣乔治舞场就是30年代上海一个臭名远扬的舞厅，其经理是一个前任美国水手。“这家舞场的盛名与它的坐落地点的污秽和它的顾客的庞杂，鼎足而三，都是脍炙人口的。水手、流氓、骗子、没有太太的丈夫，只要是男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美）爱狄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去消磨这么一个整夜。”［6］（p.92）第二，小开少爷。“在舞场里面小开类的人数最多”，他们被公认“在舞场里风头也最足。”《电声》1934年第3卷第41期，第818页。小开少爷们到舞厅去的目的是明确的，从跳舞中得到娱乐满足的目的是次要的，最重要也是唯一的目的，无非是寻花问柳，寻找快乐，满足私欲。因此，他们选择的舞厅多为一流舞厅，很少涉足二三流舞厅，以免有失身份。
第三，政府公务员。这部分舞客到舞厅去跳舞的目的不为别的，只不过是吃吃豆腐，沾点小便宜。政府机关人员最喜欢到中等舞厅去跳餐舞和茶舞。
第四，大专学校学生。学生历来是时髦娱乐活动的生力军，“醉心欧华，爱好摩登，西装穿得笔挺，头发梳得高高”。对于舞女，大多都“抱着极高的热情，当作自己最心爱的好友。”《电声》，1937年，第12期，第584页。由于大学生没有经济来源，通常都到比较经济实惠的三流舞厅去跳舞。尽管从纯粹经营的角度讲，大学生并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人数多，跳起来，跳不停，甚至从茶舞，一直跳到打烊。”《电声》1934年第3卷第41期，第818页。舞厅依靠大学生的人气和生气，常常能够带动舞厅的生意。
第五，职员。大多前往中小舞厅。由于每次跳舞要花费几元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又不能不跳，于是“每餐嚼咬两块大饼，走路省几文车费，拼凑了几块钱，一到晚上，整一整衣冠，梳一梳头发，昂然又走进了舞场。”《舞场特写》（创刊号），一鸣出版社，1939年6月10日，第18页。
第六，白相人。白相人是30年代上海很特殊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通常将舞厅当作娱乐的场所，根本不在意跳舞，只不过是胡搅蛮缠罢了，抑或是以调戏舞女取乐。有些舞女，为了能够在舞厅混口饭吃，还要把白相人当作立足于舞厅的靠山或牌头。
第七，职业舞客。这些舞客多为艺术而艺术，为跳舞而跳舞。跳起舞来专心致志，讲究姿势。舞池中间人一挤，就不跳，伴舞音乐不对也不跳。《电声》，1937年，第12期，第584页。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尚没有将收入较低的普通工人列出。在30年代，工人前往舞厅跳舞并不很多。根据朱邦兴等编著的《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一书，除了有企业职员的跳舞记录，关于普通工人跳舞的记录几乎没有。这一现象与跳舞娱乐活动费用较昂贵有关。当然，也不能排除有少数喜欢跳舞的工人前往变相的小舞厅跳舞。在那儿花费1元钱，可以买到10—16张茶舞票。这些变相的小舞厅就是为那些收入较低而又喜欢跳舞的人准备的。《娱乐周报》1936年第18期，第349页。
职业等级是被广泛用于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一种标准，职业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人们娱乐生活方式的差异。［34］（p.195）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跳舞对不同职业的市民来讲是一种共同的娱乐活动，然而，不同职业的人到舞厅跳舞的目的却各不相同，选择舞厅进行消费的等级也有高低之分，多元化的职业导致了多元化的娱乐倾向和娱乐活动结构。
总之，通过对上海城市居民人口结构与娱乐业发展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把握20世纪30年代上海娱乐业走向黄金时期的诸多特征。同时，对于调整当今上海城市人口结构与娱乐业发展的关系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文原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第6期
1931年江淮大水义赈募机制及其特点研究
——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孔祥成孔祥成（1976.12—）男，山东曲阜人，历史学博士，上海立信会计学院思政部，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
与官赈相对而应，“义赈”指的是“民间自行组织劝赈，自行募集经费，并自行向灾民直接散发救灾物资的”李文海：《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清史研究》1993年第3期，第27页。活动。义赈一般被认为始于光绪初年（1877—1878）“丁戊奇荒”（华北大旱灾），以当时经元善等主持的沪上协赈公所为标志。与以前的民间救灾活动相比，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此后，随着荒政的进一步式微，义赈活动持续发展，至19世纪末，已蔚然成风，以民间救济为特色的义赈，逐渐成为晚清和民国时期社会保障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募捐作为义赈链上的源头，关系到赈济的力度与广度。本文即以1931年江淮水灾救济为例，来探讨民国义赈募捐的运行机制及其特点，进而透视募捐机制运作背后的动因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
一、募捐机制分类
民国时期，与官赈募捐相比，社会筹赈机制体现出更多的丰富性与现代性特点。此处主要选取名流呼应、现代传媒的广告宣传以及营利组织的慈善营销等有代表性的募捐类型加以讨论。
1.义赈机构的组织与发动
联合各界名流，组织救灾团体，利用名流效应广泛募赈，成为社会筹赈的主要方式之一。1931年江苏水灾，灾区辽宁省阔，灾情浩大，为百年所未有。除由赈务委员会呈请政府，迅筹巨款赈抚外；一面向社会方面呼吁。很多义赈机构应时而生，应讯而至，共同承担起义赈募捐救灾的重任。下表选取了影响较大的几个义赈团体。
江北水灾临时义赈会临时、义赈团体在江苏水灾义赈会成立之前，镇江商会会长冷御秋、陆小波两先生组织了江北临时义赈会先期对苏北灾区赈救。江苏省水灾义赈会编：《江苏水灾义赈会义赈纪略》，1932年冬出版，“勘灾报告录要”，第1页。10月31日结束急赈，将文卷等项移交省赈务会接受，以后关于各县赈务事宜统归江苏省赈务会统筹办理。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3页。
江苏水灾义赈会临时，义赈机构1931年江苏水灾发生后较早成立的一个赈务机构，“同人等继江苏临时义赈会之后，组织江苏水灾义赈会”江苏水灾义赈会：《义赈纪略》，1932年冬，序二。。成立之初就以官义合办为宗旨。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38页。1931年8月18日在六马路仁济堂开成立大会，由王、黄、成三君发出通启，邀约沪上闻人以及苏省有名望绅耆参加。主任常务委员：王一亭，黄涵之，成静生；常务委员：王晓籁、王彬彦、史量才、杜月笙、冷御秋、吴蕴斋、林康侯、金侯城、周渭石、胡笔江、席云生、陆伯鸿、孙伯文、翁寅初、张啸林、张公权、张效良、钮惕生、闻兰亭。10月31日结束急赈，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事处结束，将文卷等项移交省赈务会接受，以后关于各县赈务事宜统归江苏省赈务会统筹办理。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3页。于11月1日改设查放局，用江苏省赈务会、江苏水灾义赈会江都县查放局名义合署办公，开办冬赈，所有各收容所、粥厂一并移交该局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