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洋义赈会常设，民间团体扬子江流域赈务顾问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常设，民间团体江苏分会此外，还有遍布各县的旅外同乡会组织的赈灾团体，商会领导的急赈会，以及当地土绅会同组织的募捐机构等。这些义赈团体或者官义合作，或者独立自主直接募捐放赈，或者借船出海，与其他较大的义赈机构合作。兹以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为例，看其募捐运行机制。
1931年7月28日，沪上闻人王一亭、李祖绅等义赈热心者，邀请各界在觉林开会，讨论救济各省水灾办法。当场议定，设立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并定于次日在仁济堂内开筹备会。到会者有潘公展（冯柳堂代）、吴蕴斋、王一亭、闻兰亭、邬志豪、张公权（金侯城代）、李祖绅、黄涵之、陈光甫（郑健峰代）、史量才（马荫良代）、徐乾麟、张贤清、哈少甫、陈彬等二十余人，推许世英、王一亭（王震）、王晓籁上海总商会会长。为主席团成员，王一亭任主席。商讨募款方法，该会决议：一、电请政府拨二千万元现款施赈；二、组织五百个劝募组分头劝募，每组筹募一千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刊印，第128页。并定于8月6日，借市商会恭请上海各界闻人、各同业公会、各旅沪同乡会、各慈善团体聚餐，报告各省被灾状况，并分送灾情表，一面即将各省水灾急赈会正式成立。《申报》1931年8月1日，第13页。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成立不久，即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募捐方案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编：《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工作报告书》，1935年，第30页。：
（1）向中外各团体及个人募捐；
（2）委托各银行、钱庄及慈善团体等，设立本会捐款代收处；（3）于中外各报登载广告征集捐款；（4）输慈善大香槟；（5）推定劝募房租助赈特别委员，向各房主努力劝捐。
由上可知，募捐的对象为中外各团体及个人，范围非常广泛；方式主要有三种：①于中外各报登载广告征集捐款，然后委托各银行、钱庄及慈善团体等，设立捐款代收处；②办理慈善宴会、义演、义卖等活动，现场募捐；③推定劝募房租助赈特别委员，向各房主努力劝捐。这三种募捐形式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表现出现代募捐机制的一些新气象。此外，1921年11月16日成立的“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作为中国常设性的救灾机关，也汇入了义赈募捐的洪流，其募捐散赈的义赈运行机制对其他救灾团体亦多有影响。如急赈期间，《兴化公报》记载了驻兴各大慈善团体的捐募消息：“1.华洋义赈会先拨赈款五万元，番薯五百筐，寒衣若干件，认办一二两区，不敷支配，已开具预算灾册，续请拨发十万元；2.常州红卍会救济队到兴，由钱业公会招待，制票一万张，散放三区，全部赈品系面粉七千袋，寒衣万余件；3.上海青年协会会员四人携带新衣一千套来兴，请救世军代为散放；4.基督教水灾救济会派员来兴查灾，拟定一乡或二乡救济。”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7页。于此可见，各义赈团体已经由分散行动走向联合募捐与统筹放赈。
2.募捐宣传与新式传媒的广泛应用
“登高一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电影、报纸、无线电、电报、电话等新式通讯和媒体遍地开花，人们告别了“家书抵万金”的信息隔绝时代，向“天涯若比邻”的交通与通讯现代化迈进。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苏省的通讯与传媒事业已得到了很大发展，初步把江苏各县编织成了一个信息联络网。借助于这种信息传媒网络，义赈募捐的程序和机制得以运行。
首先，新的通讯与传媒工具广泛应用，提高了报灾的速度，增加了报灾的途径。如江苏丰县查放局在工作中用电话报灾，“迭接各查放员电话，据报情形亦复相同。”江苏省水灾义赈会编：《江苏水灾义赈会义赈纪略》，1932年冬出版，“工作报告”，第12页。在灾情的发布、预报、募赈的宣传、赈灾的舆论监督等方面都提高了效率，扩大了覆盖面。以致于灾后第一件要事，就是抢修交通邮电设施，11月4日兴化邮电线被水冲毁，损失甚巨，经努力“兴化辖线勉强修复，而高邮辖线尚未着手，由会电交通部迅饬修复，以利赈务”。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分：《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2页。1931年8月15日，江苏水灾义赈会电省政府、省赈务会暨各厅及上海各大慈善团体，上海、镇江各报馆泣诉灾况，呼吁急赈。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分：《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38页。8月31日，再电南京、上海、镇江各大慈善团体、各报馆乞赈。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分：《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40页。为了更主动地发布灾情，促请社会各界的关注，各义赈机构纷纷举行记者招待会。如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经常与申报等各大报馆取得联系；驻北平救灾会也招待报界，由发言人报告灾区被灾情形，吁请救援《申报》1931年8月31日专电。。有时，记者组织起来直接参与募捐。北平中外记者水灾筹赈会向各方劝募，“计韩复蕖捐洋五百元，蒋伯诚、商震、宋哲元各捐百元，张学铭捐五十元，蒋梦麟允向教育界积极劝募”《申报》1931年8月31日电。。可见，报界在报灾、查灾、募捐乃至监督查放等环节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构成了义赈的得力助手。
其次，广告募捐。募捐形式更带上了现代的色彩，利用最新式的传媒，采用最惹眼的广告，借助最感人肺腑的乞赈启事，调动人们的视觉、听觉和恻隐之心。如当时广为流传的乞赈诗歌《难民曲》，即颇能勾画出灾民劫后余生的生存环境，传译出灾民前途与命运去向的信息，最大程度上唤起社会各界的同情与关注。对于此类赈灾募捐广告，“凡中西报章均将各灾区情形及本委员会之状按日登载无遗，有特别广告则免费。本委员会有自刊公报分寄各会，俾知事务发展之次序”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40页。。在募赈的宣传方面则采用新式拍照，10月18日，本会宣传委员会收集境内各处水灾惨状照片，汇订成册，分送各大慈善团体乞赈。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49页。除了拍照，还利用了当时比较“摩登”的电影来发动募捐，11月12日，连续加映水灾惨状影片装册分送各大慈善团乞赈。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3页。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宣传形式，可谓精心策划、别出心裁。“募捐期内凡邮件皆经邮政局许可，特加盖募捐印戳。又得各铁路当局同意，于通行各地火车均悬布制或纸制之劝募广告。繁盛街市亦经警察当局特许，或饰以电灯或悬布制广告。航空署且特派飞机绕城布散劝募单等”。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编：《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报告书》，1922年。
再次，查灾和放赈时邀同记者随行。既能及时将赈务状况公布于众，又能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如江北水灾临时义赈会、江苏水灾义赈会第一队赈务员带着干粮赴兴化县放赈时，即有《自强报》记者蔡驯声、《苏报》记者龚夔随同前往。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40页。在放赈时随带记者，既能勘察灾情，又有助于提高办赈的公开度和信誉度，起到有效的监督效果。此外，报纸还定期地开辟专栏，将捐款、放赈金额公开于报，使其透明化，并在鸣谢公告中刊载捐款人的姓名，以示表彰。并将赈务过程中的漏洞和贪污违纪事件及时登报，予以揭露；有时，还举行鼓励社会各界献计纳策的征文活动，借以“不拘一格，察纳雅言”，集思广益，同时，使得救灾募捐义举深入人心。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当时的报纸不但对扩大宣传募赈起到应有的作用，并且“开民智”、“鼓民力”、塑新风，对培植国民公德起到潜移默化的效果。对中国“公的领域”的发育无疑是一支助推剂。适如哈贝马斯所言，公共领域为“我们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领域，其间能够形成公众舆论一类的事物”。他进一步指出：“这些私人集合在一起也就构成为公众。此时他们既非象商人或专业人员处理其私人事务那样行事，也不象屈从于国家官僚的法律规则和负有服从之义务的合法那样行动。当人们在不必屈从于强制高压的情况下，处理有关普遍利益的事务时，……公民出就起到了公众的作用。”当公众集体较大时，这种沟通就要求有某些散布和影响的手段，近代以来，“报纸和期刊、电台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参见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2—393页。对于报纸所代表的“第四权力”，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曾给予高度评价，“宁可无政府而有报纸（指自由舆论），不可有政府而无报纸”。秦晖：《权力、责任与宪政：兼论转轨中政府的大小问题》，《二十一世纪》2003年12月号。救灾为民间社团的社会活动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找到了参与公共事务的舞台，而报刊媒体则成为介入该领域的媒介。
3.救灾经济与企业文化
在民间救灾的各种形式之中，救灾经济是一股雄厚的力量，是企业赈灾文化的演绎，是一种双赢的经营策略，也是企业参与社会公益的契机。
这种募捐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名流效应，向社会各界募捐的模式，而是动员和开发各行各业的“救灾经济”助赈。如电影、戏院、商店的提成助赈，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救灾。1931年8月25日，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及全国三十七家影院联合发表赈济水灾义演电影启事，由联华供应影片，全国影院于9月1、2两天日夜放映，以售票所得半数交中央赈务会赈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17辑，中华书局1983年刊印，第139页。9月1日《申报》在电影《东方夜谈》的宣传广告中：“每场加映《汉口水灾》二大本，洪伟烈实地拍摄”，“多买一票，多救一命”第一次的公映等于第一天的收入，牺牲助赈”，接着上海十六家影戏院联合救灾助赈，函请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争赈会派员监察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财务委员：吴蕴斋、胡孟嘉、张公权、秦润卿、刘鸿生、胡熙生。，三日三夜票资收入，不除开支，完全助赈。其广告语上醒目地大写着：“注意：惟有结合人心可以救垂危的国家，惟有捐输金钱可以抗杀人的洪水。多救一个灾区灾民，多保一分国家元气；多集一元，多救一命；早救一日，早活一天。”
各商店、游艺场、同业公会亦发起了营业一日捐等义卖活动。上海市新药业同业公会助赈启事：“今岁水灾奇重，亘古未有，敝会会员药房，除已捐药品货物现款共值洋三千五百廿元（由项君代募），又直接送交急赈会面粉五百五十包外，兹又开会议决，自本年九月一日起五日止，各会员药房门市部所售货款概抽百分之十以充各省水灾赈款。”大新绸缎局廉价助赈启事：“今日一天将门市现售货款提出百分之五助赈。”《申报》1931年9月1日，第9页。上海王元道国药号营业收入连本助赈启事：“富丰纸号总支店三日来提出营业百分之十移款助赈，函请同业公会派员监视，以资征信。”世界书局货款助赈，“报载此次国内被水灾胞达五千万人以上，亟盼赈救，敝局总经理暨同人等，闻此惨妆，凄惋殊深，爰于八月三日，在上海总发行所售书一天，不论本版、外版、文具仪器等等，凡当日开门市发票售得之款，悉数连本助赈水灾，拟托中国济生会代收散放，聊尽国民天职，倘能因此引起国人之注意，同样举行，似于整个赈灾问题，不无裨益。”《申报》1931年8月2日，第19页。从档案《江苏水灾义赈会征信录》“助款题名录”中可知，当时的豆米公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银行公会、福新营业部、上海栈业公义会、报社、寺院、伶界联合会、药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华丰水果行等各行各业，均以义卖或义演等形式热心参与了募捐义举。
药业公会、华商纱厂联合会、华丰水果行等各行各业，均以义卖或义演等形式热心参与了募捐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