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股救灾募捐新生力量的出现，也反映了中国新型工商业群体的特点。从数量上看，该阶层的人数并不多，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5％；从该阶层的内部结构来看，中国工业制造业落后，产业工人不多，相对而言，商业发达。据测算，1920年左右，中国的商业资本有174亿元，工业资本仅为7亿元，不及商业资本的。王水：《20世纪初年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这种工商排序结构的失衡，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均会产生很大影响。就商业者而言，社会的稳定对于商品的流通和物价的平稳至关重要，与工业资本家相比，他们更关心社会的稳定。这种性格在政治上会表现出与旧秩序妥协有余而改造不足：在社会生活上，会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态，以及由于贫富差距、天灾人祸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失序与失控等社会问题。蔡勤禹：《近代中国民间组织——民国华洋义赈会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研究报告，2003年。于是，他们更会积极于社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致力于社会保障和国家稳定在近代上海，不少同业团体还专门征收常捐作为慈善团体的固定经费，称为“善捐”，如典业捐、花业捐、洋货业捐、绸缎业绢、药业捐、银楼业捐等均为各业同业公会所征收之“善捐”。清末由上海慈善团统辖的各善堂的大部分经费均有赖于商人团体提供。据小滨正子分析，从1922年到1934年，上海慈善团体的经费收入中来自同业团体的“善捐”占有一定比例，其中1922年的常捐大部分严自于各行业的商人团体。参见〔日〕小滨正子著：《近代上海的公共性与国家》，葛涛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96页。。尽管中国的工商资产阶级存在着种种先天和后天的不足与缺陷，但其作为一股新生的社会经济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王韬就提出了“持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说”，郑观应则提出“商战固本论”，商业的发展，至民国时期“今日之商家，实操我支那民族存亡起废之权者也”《商业发达论》，载《江苏》第3期。。从某种程度上讲，商战重于兵战，提倡国货、抵制外货的政治运动其实也是中国工商资产阶级崛起的表现与结果。工商发达是国力强盛的根本，也是赈灾的财力与物力之源，1931年水灾救济中，工商业阶层发动了赈灾经济，以经济救水灾，以救灾促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遇到有重大灾情或者战争时，政府为了加强社会救济，弥补经费之不足，会号召社会各界捐款。对于工商团体，则多向商会下达一定捐助金额，商会则再向各行业公会分解，同业公会各负其责，或号召同业自动捐款，或由公会经费中支出，需凑满其数。如1931年江淮水灾发生后，上海新药商业同业公会等药业公会捐赠药品，同时，该公会还于1931年12月1日，捐助慰劳马占山及前线将士捐款218，700元。见上海档案馆藏新药业同业公会档案：S284-01-79，《各军政警机关向本会摊募物资药品》，1931—1949。。
对于工商实业界群体积极参与赈灾的初衷或社会效应，可以同业公会为例作如下分析：（1）近代同业公会作为工商企业界的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并发扬了会馆、公所的传统公益精神，在重视业内救济的同时，参与更广泛的社会慈善救济活动。（2）有利于社会稳定，工商阶层在“政府既无望矣，吾不得不希望商民之努力”的背景下杨端六：《饥馑的根本救济法》，《东方杂志》1920年10月10日。，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来维持社会秩序，营造发展工商业的外部环境。（3）通过对政府社会救济压力的分担，赢得官方的支持与保护。对于政府来讲，不论是同业公益还是社会公益，同业公会的公益角色都有利于政府的社会行政，有利于社会稳定。在北京政府时期，同业公会及类似民间团体的慈善活动基本是自主运作，政府并不过问。在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随着民间团体管理制度的建立，同业公会与慈善团体等均纳入到政府管理之下，其对口政府机关社会部及省社会处也是社会救济与社会福利事业的领导机构。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也开办了一些社会救济机构，但民间义赈仍然是当时社会保障的主导者。义赈团体的救灾绩效得到了国民政府的认可与赞同，华洋义赈会与国民政府水灾救济委员会的关系便是民间赈团地位上升的一个例子。（4）通过参与赈灾等社会公益，还能够直接将商人的公益行动转化为行业形象，树立“回馈社会”的良好社会公益形象，可以赢得公众的信任，打响产品服务品牌，从而赢得更多的商机，最终惠及同业会员参见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第217页。。正因如此，不少公会的领导者也热心参加慈善活动，或者担任慈善团体的职务。上海名流王一事在沪大办慈善事业，担任沪上数个慈善团体的法人代表。由于其办理慈善事业口碑颇佳。南京政府建立后，又被国民政府聘为赈务委员会委员、导淮委员会委员等职。在上海救火联合会的正副会长及委员之中，就有顾馨一、朱馥棠、穆恕再、毛子坚等知名商界人物，王一亭曾长期担任常务委员上海救火联合会编：《上海救火联合会报告册》，1928年印行。。这种现象有的属于个体行为，有时则是以公会的名义出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公会。通过这种纽带，商人与社会的联系愈趋紧密。总之，民国时期，工商阶层及其人士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活动，积极向慈善团体捐款，或直接组织救灾活动，构成民间义赈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上观之，该时期的募赈机制得到了明显改进与完善。其动员广度和效能较之以前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名流效应“登高一呼，八方响应”的模式，而是把救灾社会化，通过“救灾经济”、“赈灾文化”这种新的渠道，把救灾这项公共义举与社会、国民从不同的向度、层面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二、募捐特点分析
1931年江淮水灾募捐，与以往相比，具有更多新的特点。动员方式的进步，募捐机制的完善，劝募理念及对象的广泛，带来动员效能的增强，募捐成绩斐然。
1.募捐方式的多样性
从上面的募捐类型中不难看出，此次水灾募捐方式多样，机制亦多有创新之处。既有社会名流的登高一呼，又有无名报童的奔走相告；既有报纸的新闻头条，从1931年7、8月之交到9月18日东三省事变，两个月来，几乎当时所有的各大报纸均纷纷报道灾况进展与赈灾近况，也有广播电台的呼吁，宋子文即通过英文广播电台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水灾的危急状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及所属各组办事细则草案》，全宗号579，案卷号1。。再如上海著名的“电声”广播电台，一日24小时分时段重播赈灾消息，并直接向市民呼吁募捐；既有行业协会的职业募捐，也有社区性的地毯式劝募；既有个人的捐赠，也有企业的贡献；既有初期义赈团体的各自为战，又有各团体的联合募捐，以至后来出现了国家吸收民间力量，借鉴义赈经验，组建官义合作框架下的组织体系，成为一种运转高效的救灾机制。
从动员的具体形式上看，各种水灾记者招待会、赈灾电影、义演等层出不穷。在全国大中城市发起诸如水旱灾纪念日、全国急募赈灾大会、大学生上街劝募等活动，甚至连小学生也行动起来，江苏省立扬州中学实验小学童子军团劝募及举行游艺会，券价项下指赈兴化灾区三百零四元二角八分，由江苏水灾义赈会驻扬办事处拨交兴化查放局散放。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1页。另外，征集会员收取会费，义卖纪念品助赈，发行慈祥花签，举办茶话会、游艺会、演讲会等形式募捐，如清华戏曲社演剧赈灾《北平晨报》1934年4月21日，第9版。，华洋义赈会发行慈祥花签《申报》1933年12月30日。，各上海佛教居士林慈善布施团，假借上海大舞台义演助赈1922年，上海佛教居士林（世界佛教居士林前身）成立了慈善布施团，以救济灾民、难民为主。各上海佛教居士林的慈善布施团，即向各界劝募赈灾基金，专供赈济灾区难民之用。其后，上海佛教居士林改组为世界佛教居士林，仍设有慈善部，负责赈灾事宜。1933年，世界佛教居士林又特地成立了一个赈灾协会，由沈润秋居士任主任，专门负责赈济各地灾民的工作。见高振农：《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法音》1998年第10期，第29页。，同时宣布：凡捐款10万元以上者，上海佛教居士林即为之铸铜像顶戴于公共游艺场所，以资鼓励高振农：《民国年间上海佛教界赈灾活动资料点滴》，《法音》1998年第10期，第29页。。公司、铺号、娱乐场所也纷纷刊登广告，按营业收入比例助赈。不难看出，在上述多样性中，既有传统机制的沿用，同时又孕育出新的行之有效的动员与劝募机制。
2.募捐主体的广泛性
1931年江淮大水牵动了包括宗教界人士在内的农工商学政军各界同胞的广泛关注，在义赈团体高效的募捐机制运作和呼吁下，“颇能引起各界人士之热诚襄助，个人捐款自一元到三元不等”参见孙语圣：《1931年江淮水灾灾民救济》，《民国春秋》，1998年第4期，第15页。。
上海闻人杜月笙、黄金荣、顾竹轩等都曾发起赈灾捐款。杜月笙本身即兼救灾团体的常委，1931年12月20日，青帮首领顾竹轩返盐城珂里，乘轮过兴化，助赈寒衣千套，由泰县运兴。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60页。荣记胜利公司大世界为灾地同胞敬告上海各界仕女，通过商业运作来发动救灾经济：“今岁洪水为灾，遍及十六行省……，念此灾情，能不恻然忧之？本公司奉总经理黄金荣先生之命，将9月1日门票收入，悉数助赈。”《申报》1931年9月1日。
民间捐款此起彼伏。1931年12月7曰，兜安氏西药公司香港分栈赵家桢先生惨念乡灾，承募捐款。“今日汇到一百二十元，又于1月9日汇到二百三元四角三分，又3月30日汇到五元，经先后掣证电谢”。张之江、袁燮元等寿仪助赈，张澹如张澹如出身于浙江湖州的盐商家庭，富绅并实业家。其二哥张静江曾出巨资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成为国民党的元老之一。张澹如又是个棋迷，业余爱好围棋和象棋，有一流名手水平，资助围棋事业不遗余力，常赞助棋艺比赛和提携新进棋手。他在自己的私宅创建“上海围棋研究会”，从民国初期到三十年代，前后长达二十年。五十双庆寿仪助赈公启：“澹如先生久居海上，有闻于时，今岁五十双庆，同人拟为祝寿。已经澹如先生力辞而止，后因水灾遍地，同人复以寿仪助赈，为请幸蒙首肯，凡澹如先生亲友知交惠赐寿仪，即请径送爱多亚路36号通易银行代收，悉数拨充赈款。”发起人：袁履登、虞洽卿、温饮甫、杜月笙、于右任、蔡子民、张岳军、张啸林、郭外峰、王晓籁、张继光、闻兰亭、黄伯樵、陈希曾、沈祺泉、褚民谊、王延松、潘公展、张慰如、张效良。《申报》1931年10月1日，第4页。苏州基督教会捐助面粉八百袋，赈银五百元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57页。。1932年1月6日，旅苏学友会王郁文承募各校师生赈捐57元8角兴化县临时救济灾荒会赈务分会：《赈务纪要》，1933年版，大事记，第62页。。会计师公会除了会员以个人名义捐款以外，还经“执委会议决，由敝会经常费下拨款送托上海筹募各省水灾急赈会，请为贷放”，并致函江苏义赈会，请求义务担任赈灾查放中的会计稽核这项繁重的任务。江苏水灾义赈会：《义赈纪略》，1932年版，文电录要，第2页。旅京、沪、北平的江苏同乡会，也组织筹募家乡水灾急赈会《申报》，1931年8月1日第8版。。“张矫臣助铅笔一万枝，转助江都救济院游民感化所”江苏省水灾义赈会编：《江苏水灾义赈会义征信录》，1932年冬，第221页。。1932年2月林隐居士变卖家产救灾林隐居士从家人寄来报纸中得知江淮水灾后，出山返家，与家人商议“业将所有薄产，全数变卖，得洋22万9千8百余元，除提出2万9千8百余元为山荆终老之资，及儿辈分润外，将其余20万元悉数捐赠华洋义赈会，指赈江北水灾。”见懺盫编：《赈灾辑要》，第39—41页。，亡夫氏姚吴女居士毁家救灾苏州姚吴女居士变卖先夫遗产、以及所有房产田契随嫁首饰等6万元，全部助赈苏北水灾。参见懺盫编：《赈灾辑要》，第192页。，海州唐慕汾善士捐良田5顷60亩于上海筹募各省水灾义赈会懺盫编：《赈灾辑要》，第192—193页。。适如乞赈《难民民曲》中所唱：“也劝女同胞，抛却胭脂助赈济！又要劝劝小兄弟，节费来作救命钿！”《难民曲》的作者抱冲，载《农村经济》第2卷（上）第1期，1934年，第3页。既有女士小姐捐胭脂私房钱，也有把寿礼和盘托出者，甚有隐居名士卖掉田产以资捐赠者。
此次募捐广泛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向海外华侨与中外慈善团体吁请共同参与。如“槟城华人筹赈红花节游艺大会已由参政司夫人揭幕”、“槟城筹赈红花节篮球赛”《星洲日报》1931年12月5、16日。。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发动，成效显著。
3.募捐机制背后理念的多元性
面临巨灾，“若不赶办急赈，多设收容所，制备干粮，切实救济，必致继续死亡，日甚一日，不惟有伤民族元气，即论太上好生、人类互助之意亦复何忍？”江苏省水灾义赈会编：《义赈（振）纪略》，1932年冬版，文电录要，第1—2页。赈救助的出发点包涵了宗教、道义、同情、儒家思想的传承等等，佛教将施舍看作是修得正果的因由，是来世轮回中的善得善报；基督教的慈善则是“上帝之爱”的博济众生，是救赎以接近上帝的自救行为；儒家则将行善积德看成是“仁义”之本，是人的恻隐之心的自然流露。
上述各种慈善观念交汇，成为社会募捐的思想基础与动因之一。信仰不同，但救灾助赈的出发点却殊途同归。其多元性与广泛性在1931年救灾募捐中随处可见，如申报上经常刊登乞赈诗词，字里行间浸透了各种行善积德的人生哲学，饱含了一种施济奉献的精神，兹摘录几首如下：
天庐漂没一无存，此际随身止泪痕，熬得粥汤还是福，譬如去咬树皮根。
几决花边几百钱，统登申报表君贤，消灭灾难多逢吉，更喜将来福寿锦。
倘助千金与万全，活人无数契天心，世家人族非凡贵，只是当年种德深。
再如“常年一元捐”的募捐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