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章门弟子中，最坚决主张输入欧化的莫过于钱玄同。早在1917年，他便在日记中写道：“大凡学术之事，非智识极丰富，立论必多拘墟，前此闭关时代，苦无域外事可参照，识见拘墟，原非得已，今幸五洲变通，学子正宜多求域外智识以与本国参照，域外智识愈丰富者，其对本国学问之观察愈见精美。乃年老者深闭固拒，不肯虚心研求，此尚不足怪，独怪青年诸公，亦以保存国粹自标，抱残守缺，不屑与域外智识相印证，此非至可惜之事？其实昌明本国学术，当从积极着想。旁搜博采域外之智识，与本国学术相发明，此所谓积极着想也；抱残守缺，深闭固拒，此所谓消极着想也。”《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20日条，第1517页。显而易见，他此时已开始萌生了输入欧化的思想。
此后，钱玄同更将反对国粹、输入欧化的主张推向了极至，他一再强调说：
我认为今后的中国人，应该把所有的中国旧书尽行搁起，凡道理、智识、文学，样样都该学外国人，才能生存于20世纪，做一个文明人。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20页。
旧则旧，新则新，两者调和，实在没有道理，制度是有机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以为真应该是：东方文化连根拔去，西方文化全盘承受才是。《钱玄同日记》第6册，1924年4月8日条，第2844页。
咱们应该将过去的本国旧文化“连根拔去”，将现代的世界新文化“全盘承受”，才是正办。钱玄同：《敬答穆木天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87页。
毋庸讳言，钱玄同此时为了强调反对国粹、输入欧化的主张，已经走到了异常偏激的地步。这显然与他的个人性情有关，如周作人就曾经评价他“主张常涉两极端”，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22页。鲁迅也认为他喜欢将十分话说到十二分，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6页。章太炎更曾劝他“立论不可主张太过”，章太炎：《致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23页。但是他仍难改其偏激的个性。1923年，钱玄同曾说：
人们对于社会上的无论什么事物，如果发现了它的毛病，非“改弦而更张之”不可，那就应该明目张胆地鼓吹革命：对于旧的，尽力攻击，期其破坏，消灭；对于新的，尽力提倡，期其成立，发展。这才是正当的行为！要是既想改革，又怕旧势力的厉害，于是做出遮遮掩掩、偷偷摸摸的样子，说上许多不痛不痒的话，对于四面八方一律讨好，希望做到什么“妥协”、什么“调和”的地步，那是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但没有好结果，而且还要发生“是非混淆”、“新旧糅杂”的坏现象！老实说，这样“灰色的革命”，我是很反对的。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60页。
钱玄同
可见，钱玄同的个性十分鲜明，他从“不破不立”的思维模式出发，明确鼓吹革命，坚决反对调和。由是，他的中西文化观便难免带有不少偏激色彩，忽视了文化的调和性。顾颉刚当年即曾批评：“钱玄同一辈人，只要新，便是好；……谬甚。”《顾颉刚日记》第1册，1919年1月12日条，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60页。他并且还说：“我对于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有极好的譬喻：他们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不必由微小的生机而虫而鱼而禽而兽的进化来的。劈空造出来果然是很新鲜，不带着一些旧的色彩，没奈何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顾颉刚：《与伯祥书》，《顾颉刚遗札》，《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但钱玄同之所以屡出偏激之语，究其根源，还在于受到了当时封建复古守旧势力的一再刺激。如1917年天津大水，督军曹锟却到“太乙庙”去三跪九叩地祭拜“蛇精”。钱玄同得知此事后，忍不住在日记中骂道：“此种野蛮原人居然在二十世纪时代光天化日之下干这种畜牲事业。唉！夫复何言！”《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9月25日条，第1605页。到了1923年，当社会上提倡孔教的呼声再次沉渣泛起时，他又不禁愤慨地对周作人说：“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所谓四千年来的国粹，没有一点儿是青年学子（至中学毕业而止）有研究之必要的。再说到一句尽头语：参观博物院，不如参观仪器室。故青年学子对于‘国故’，‘保存，昌明，宣扬’之固外，‘整理’之亦外，即‘知道’之亦大可不必也”，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64—65页。“我近来犯动感情，以为‘东方化’终于是毒药。……我近来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觉得……现在仍是应该积极去提倡‘非圣’‘逆伦’，应该积极去铲除‘东方化’。总而言之，非用全力来‘用夷变夏’不可。我之烧毁中国书之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即张勋败后，我和你们兄弟两人在绍兴会馆的某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58—59页。由是观之，钱玄同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容易“犯动感情”，乃至于不免“偏谬”，但这种“尽头语”、“偏激话”实是因为“耳闻目睹有几件事”而不吐不快。关于这一点，当时就有论者说：“我以为钱先生们也是少不得的：他并不是喜欢骂，实在是不得不骂。”张黄：《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页。
平心而论，在近代中国由于守旧势力十分顽固，改革总是步履维艰。鲁迅就形容：“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便是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4页。他还深入剖析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鲁迅：《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4卷，第13—14页。他之所以反对青年读古书，其实也正是出于对复古的忧虑，周作人便指出：“我们知道那时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动时代，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提倡古典文学，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是对于复古运动的反抗，并不足证明他的不读古书，而且他的反对青年读古书的缘故正因为他自己读透了古书，了解它的害处，所以才能那么坚决的主张”（《鲁迅读古书》，《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9页）。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因为传统的压力太重，以致有非连着小孩一起便不能把盆水倒掉的情形”，见《旧梦》，《自己的园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启蒙者为唤醒民众，往往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考虑而有意偏激，耿云志就指出：“激进，往往可以给麻痹的社会、麻痹的人群一种大的刺激，逼使他们做出反应。因而对于造成声势、扩大影响，会有相当的作用”，见《胡适与〈新青年〉》，《胡适新论》，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正所谓“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事实上，这一思路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的身上也屡见不鲜，参阅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胡适《新思潮的意义》等文。可以说几乎构成了当时新文化派的普遍共识，甚至包括梁启超在概括启蒙期的思想特色时也说，“启蒙期者，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也。旧思潮经全盛之后，如果之极熟而致烂，如血之凝固而成淤，则反动不得不起。反动者，凡以求建设新思潮也。然建设必先之以破坏，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于破坏，而建设盖有所未遑，……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缘是，如果从这个意义上加以“同情之了解”，应当不难体谅钱玄同等人之所以屡屡“语出偏激”的缘由。
在此还应澄清的是，时下常有论者以五四新文化派的一些激进言论，断言新文化运动是一种“情绪化”、“非理性”的运动，这不仅在史实上以偏概全，而且在历史发展趋势上也未能认清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必然性。对此，傅斯年早就加以辨析说：“发动这个重新评价，自有感情的策动，而感情策动之下，必有过分的批评。但激流之下，纵有漩涡，也是逻辑上必然的，从长看来，仍是大道运行的必经阶段。”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周年》，重庆《大公报》1944年5月4日。鲁迅更是深刻阐明：“文化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当然，在流行时，倘无弊害，岂不更是非常之好？然而在实际上，却断没有这样的事。回复故道的事是没有的，一定有迁移；维持现状的事也是没有的，一定有改变。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事也是没有的，只可权大小。”鲁迅：《从“别字”说开去》，《鲁迅全集》第6卷，第283页。这些论述都形象说明了新文化派虽然曾经发表过一些激进言论，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关于这方面的论述，可详参龚书铎：《正确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人民日报》1999年5月6日。
中西文化观的深化
揆诸史实，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也并非全然和始终偏激。在此期间，他们不仅发生了内部分化，提出了各不相同的中西文化观，而且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他们也不断深化了自己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
一、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这一群体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侯外庐即指出：“五四以来，新人与旧人的若干尖端的代表者，同时出现在章氏门下。”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版，第873页。沈尹默则更是详细回忆说：“太炎先生的门下可分三派。一派是守旧派，代表人是嫡传弟子黄侃，这一派的特点是：凡旧皆以为然。第二派是开新派，代表人是钱玄同、沈兼士，玄同自称疑古玄同，其意可知。第三派姑名之曰中间派，以马裕藻为代表，对其他二派依违两可，都以为然。”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第166页。
具体说来，黄侃、汪东当时便分别创办了《国故》、《华国》，与其他同门支持的《新潮》、《新青年》抗衡；朱希祖也一度出任《国故》编辑。但朱希祖不久就宣布辞职，见《朱希祖启事》、《国故月刊编辑部启事》，分别载于《北京大学日刊》第298号（1919年1月28日）、第300号（1919年1月30日）。。由此可见，章门弟子的中西文化观存在着一定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恰恰从不同角度丰富和深化了人们对中西文化问题的认识。即如黄侃，他一方面认为新文化派“虽意存矫枉，毋亦太过其直乎”，由是奋起倡言“宁过而废毋过而存，则可以免绝学之忧”，黄侃：《〈国故〉月刊题辞》，《国故》第1期，1919年3月。试图借此纠正新文化运动的偏差。另一方面，他尽管经常在课堂上公开批评钱玄同等新文化派，参见罗家伦：《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5期。“然不骂新文化”，章太炎：《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35页。可以说并未完全背离五四新文化运动。
此外，马裕藻、朱希祖等“中间派”的中西文化观也颇值得关注。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保持了大方向的一致。吴虞便观察到马裕藻思想趋新，钱玄同也向吴虞介绍朱希祖“有意趋新”；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上册，1921年5月8—9日、6月24日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597、608页。其次，他们还对中西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如朱希祖就深刻指出：“世界上创作的事物，大概都从古来所有的逐渐进步，不全是突然发生的。就以文艺而论，我们现在要创作新文艺，创造新思想，非把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及西洋自古以来所有的文艺思想整理研究，断不能创作的。所以‘古’是并非不可研究的；……虽中国古来学术，何尝不可推出新的。”朱希祖：《研究孔子之文艺思想及其影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钱玄同也认为“此文极有价值”，为之圈点一过，并在日记中作了摘录，见《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9年1月20日条，第1747页。当时的舆论界在介绍《国故》与《新潮》之争时也描述：“至于介乎二派者，则有海盐朱希祖氏，朱亦太炎之高足弟子也，邃于国学，且明于世界文学进化之途径，故于旧文学之外兼冀组织新文学，惟彼之所谓新者，非脱却旧之范围，盖其手段不在于破坏而在于改良”。《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然而朱希祖似乎不接受这一评价，1919年4月15日，他在《新青年》发表《非“折中派的文学”》一文，表明自己倾向新文学的根本立场。由此可见，朱希祖既赞成文学改良，又主张继承旧文学，体现了一种较成熟的中西文化观。
综上所述，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并不是全然偏激，其中既有钱玄同、鲁迅等“开新派”，又有黄侃、汪东等所谓“守旧派”，同时还有马裕藻、朱希祖等“中间派”，丰富地展现了他们中西文化观的多样性和深刻性。
二、“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
与此同时，钱玄同、鲁迅等“开新派”也并非始终偏激。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他们也逐渐深化了对中西文化关系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