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章门弟子在辛亥革命时期只是作为参与者而崭露头角，那么时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们则是作为领导者正式登上了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舞台。关于这一点，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即曾感叹说：“‘五四’前后涌现出许多思想界、学术界的人物，也都出自太炎之门，如鲁迅、周作人、钱玄同以及黄侃、吴承仕、朱宗莱、马裕藻、朱希祖等等，只是数数人名，也应是思过半矣”。［日］岛田虔次：《章太炎的事业及其与鲁迅的关系》，章念驰编选：《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页。揆诸史实，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章门弟子开始异军突起、大展宏图，在诸多领域引领了一时潮流，本章拟首先探讨他们在“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观。
“国粹之万不可保存”
作为革命派的杰出思想家，章太炎早在1903年为邹容《革命军》作序时便深刻认识到革命“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才性，犹有当革者焉”。章太炎：《革命军序》，《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93页。而此后历史的发展恰恰印证了他这一判断。众所周知，辛亥革命虽然暂时卷去了封建皇冠，但并未完全拂去笼罩在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时论即云：“此次革命以形式言固成功矣，以精神言则犹未也。”《民德报·发刊词》，《民国经世文编》，经世文社1914年版，第5240页。也唯其如此，袁世凯、张勋的复辟丑剧得以接连上演，极大地践踏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有鉴于此，人们开始将目光转向了更深层次的思想革命，缘是掀起了一场狂飙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一、中西文化论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西文化论争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当时有论者就说：“自西方文化输入以来，新旧之冲突，莫甚于今日。……笃旧者高揭复古之帜，进化者力张反抗之军，色彩鲜明，两不相下也。”黄远生：《新旧思想之冲突》，《东方杂志》第13卷第2号，1916年2月10日。而正是在对这一问题的重新思考过程中，曾经“以保存国粹为职志”的章门弟子发生了巨大的思想转变。
究其根源，他们的这种思想转变显然是因为受到了封建复辟的强烈刺激。钱玄同即曾在日记中写道：“至国粹、欧化之争，吾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11日条，第1505页。他后来还一再表示：“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81页。“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至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白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绝无倒退之理。……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1—32页。
从这种思想转变出发，章门弟子在“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论争中，针对几种错误观点予以了以下猛烈的批评。
第一，继续深入批判“西学中源说”。
清末以来，有一种观点相当盛行，即“西学中源说”。持此论者认为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发明实际上在中国“古已有之”，或与中国发明暗合。这种观点最初曾经被早期维新派用来扫除引进西学的障碍，发挥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它毕竟是一种不科学的认识，后来更发展成为妨碍西学传入的理论依据。因此，有不少思想家都对此展开批判。如章太炎便说：“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学《格致古微》的口吻，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章太炎：《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517页。鲁迅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批评“西学中源论”者“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已具”。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26页。
时至“五四”时期，钱玄同更是发挥了上述章太炎与鲁迅的批判精神，对“西学中源说”加以了严厉抨击。他在《新青年》连续发表《随感录》针砭道：“若说科学是墨老爹发明的；哲学是我国固有的，无待外求；……那便是发昏做梦”，钱玄同：《随感录三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6页。“近来中国人常说：‘大同是孔夫子发明的；民权议院是孟夫子发明的；共和是二千七百六十年前周公和召公发明的；立宪是管仲发明的；阳历是沈括发明的；大礼帽和燕尾服又是孔夫子发明的。’（这是康有为说到。）此外如电报、飞行机之类，都是‘古已有之’。这种瞎七搭八的附会不仅可笑，并且无耻。”钱玄同：《随想录五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1页。
第二，深刻反思“保存国粹论”。
晚清国粹派“保存国粹”的主张，主要是建立在所谓“学亡则亡国、学存则国存”这一论断的基础上的。对于这种观点，章门弟子曾经一度十分认同。如钱玄同在1909年即曾说：“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条，第844—845页。客观看来，这种“保存国粹论”固然反映了他们当时对民族文化危机的独特思考，但是由于终究难脱恋古的情结而易被保守势力所利用，因而到了“五四”时期，他们便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
1918年，钱玄同在《新青年》发表文章提出：“有人说国语是国魂国粹，废国语是消灭国魂国粹，国将不国；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党的议论，动辄引俄灭波兰兼灭其语为言，……我意且以为国魂国粹要是永远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则国真要‘不国’了。……照这样做去，中国人总有一天被逐出于文明人之外，……所以依我看来，要想立国于二十世纪，还是少保存些国魂国粹的好！”钱玄同：《答姚寄人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67页。两相对照，钱玄同这一观点与此前明显相反。
与此同时，钱玄同还对所谓“学存则国存”的观点予以了深刻反思。他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国粹”并不足以保全中国，否则“何以会有什么‘甲午一败于东邻，庚子再创于八国’的把戏出现？”钱玄同：《随感录三十》，《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页。他还进一步追问：“国魂国粹是什么法宝，捧住了它，国家便不会倒霉了吗？那么，要请问，二千年来，天天捧住这法宝，并未失手，何以五胡、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闯了进来，法宝竟不耀灵，而捧法宝的人对于闯入者，只好连忙双膝跪倒，摇尾乞怜，三呼万岁，希图苟延蚁命？”钱玄同：《青年与古书》，《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42页。
无独有偶，鲁迅此时也开始质疑“保存国粹论”。他一方面明确表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绝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另一方面则担忧：“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鲁迅：《随感录三十六》，《鲁迅全集》第1卷，第307页。他还深入质问道：“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他同时还强调指出：“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国粹。”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第305—306页。从当时鲁迅与钱玄同的交往来看，该文中所言“朋友”很有可能就是钱玄同。
第三，认为中西文化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性质之异”。
“五四”时期的思想界大致可分为两大阵营：新文化派与东方文化派。东西文化存在着差异，这是双方都承认的事实，并各自归纳罗列了不少“异点”，但这种差异的实质究竟何在，双方的旨趣则大相径庭。概言之，新文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而在东方文化派看来则是“性质之异”。
1915年，《新青年》创刊伊始，陈独秀便撰文提出：“东洋文明者，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并强调说：“欧洲人之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捷足追之，犹恐不及，奈何自画？”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此后，常燕生在《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一文中也指出东西方文明的“关系是前后的，不是对峙的”，“所谓东洋文明的几种要素，往往在古代西洋诸国里边都可找出来”。他因此断言：“我对于世界文化问题的意见，向来主张世界上并没有东西文化之区别，现今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常燕生：《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3页。
与此相反，杜亚泉（伧父）则认为，中西文化犹如异地并长的两种草木，殊科异类，各具特色，并无优劣之分，故而二者“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杜亚泉（伧父）：《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24页。1921年，梁漱溟更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从文化路向的角度对东西文化的差异加以阐释。他认为：“中国人不是同西方人走一条路线，因为走得慢，比大家慢了几十里路；若是同一路线而少走些路那么慢慢地走终究有一天赶得上；若是各自走到别的路线上去，别的方向上去，那么无论走多久，也不会走到那西方人所达到的地点上去的！”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黄克剑、王欣编：《梁漱溟集》，群言出版社1993年版，第158页。
1920年前后任教于北大时的梁漱溟
今天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实际上都既有反映人类文化共性的时代内容，又包含有表征文化特殊性的民族因素。因此，东西文化的差异也应该是同时涵盖了“古今之别”和“性质之异”。而在“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争中，无论是新文化派还是东方文化派，都没有对这一问题做出科学的全面阐述，往往各执一端、相互攻讦。不过，就当时思想界的总体状况而言，凸显文化的时代性显然更切合社会的需要。唯其如此，章门弟子也坚定地站在新文化派的立场上，认为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古今之别”，而非“性质之异”。
1919年，钱玄同针对有人认为他未免“操之过急”的看法解释说：“人家的学问、道德、智识都是现代的；我们实在太古了，还和春秋以前一样。急起直追，犹恐不及，万不可再‘徘徊歧路’了！”钱玄同：《写白话与用国音》，《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73页。1923年，他又针对梁漱溟“文化路向说”，发表了《“持中”的真相之说明》一则随感录，予以了辛辣嘲讽。此后，他还明确表示：“我反对梁漱溟先生们那种分别东西文化三类（中国、印度、欧洲）之说，……东西文化之异，并非性质不同，只因西洋人比咱们要努力上进，一切学术都超迈到咱们的前面去了，咱们应该耻于落后，不甘‘自外生成’，急起直追，赶上前去，跟上他们，才是有出息的民族，有希望的国家。”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89—390页。
与此同时，钱玄同还一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
我最近觉得“东方化”、“西方化”的说法实在不能成立。总之，科学未兴以前的文化，都是博物馆里的材料。……我更相信“赛先生”绝对不能西洋人所私有，的的确确是全世界人类共有物，所以说这是“西方化”，实在不通，这分明是世界文化。《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4月6日条，第2628—2629页。
一般人所谓“西方文化”，实在是现代全世界的文化。钱玄同：《〈世界语名著选〉序》，《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69页。
我坚决相信所谓欧化，便是全世界之现代文化，非欧人所私有，不过欧人闻道较早，比我们先走了几步。我们倘不甘“自外生成”，惟有拼命去追赶这位大哥。钱玄同：《回语堂的信》，《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55页。
所谓“西方文化”便是现世界最较合理的文化，所谓“西学”便是现世界最较近真的学术，这断断不是西洋人私有的东西。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90页。
钱玄同的以上这些论述，一方面继续彰显中西文化的“古今之别”，极大支持了新文化派的有关论述；另一方面则揭示了西方文化的世界性，修正了陈独秀此前所谓“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的观点。从这一观点出发，钱玄同认为引进西方文化并不会导致所谓“西方化”，只不过是一种顺应潮流的“世界化”，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当时人们对学习西方的抗拒心理，同时也为输入欧化减轻了舆论上的压力。
二、反对国粹，输入欧化
在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实质进行了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章门弟子明确提出了反对国粹、输入欧化的主张。如鲁迅就说：“现在的外来思想，无论如何，总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气息，互助共存的气息”，鲁迅：《随感录五十九》，《鲁迅全集》第1卷，第356页。所以应该“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200页。“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鲁迅：《拿来主义》，《鲁迅全集》第6卷，第40页。他并且还尖锐讽刺那些主张“保存国粹”、反对输入欧化的人，“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而国粹遂成为孱王和孱奴的宝贝”。鲁迅：《看镜有感》，《鲁迅全集》第1卷，第198页。
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文化思想也逐渐成熟起来。他表示：“我相信，所谓国粹可以分作两部分，活的一部分混在我们的血脉里，这是趣味的遗传，自己无力定他的去留的，当然发表在我们一切的言行上，不必等人去保存他；死的一部分便是过去的道德习俗，不适宜于现在，没有保存之必要，也再不能保存得住。所以主张国粹只是说空话废话，没有一顾的价值。”周作人：《地方与文艺》，《谈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这无疑严厉针砭了那些主张“保存国粹”论者。与此相应，周作人此时也主张输入欧化，他并且还曾针对人们对欧化的恐惧解释说：“现在有一种大惊小怪的人，最怕说欧洲式，最怕说‘欧化’。其实将他国的文学艺术运到本国，绝不是被别国征服的意思；……既然拿到本国，便是我的东西，没有什么欧化不欧化了。”周作人：《致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54页。这种观点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交流的融合性，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