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在钱玄同一系列文学革命主张中，最广为人知、脍炙人口的还是他所提出的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斗争口号。这一口号的最初提出，似乎是在1917年1月致陈独秀的信中，参见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页。而事实上，这一口号的提出也与章太炎有关。如前所述，章氏基于“魏晋文”立场，一向不满意尊崇“唐宋文”的桐城派；与此同时，他对崇尚“六朝文”的选学派其实也不以为然。他在1910年发表的《文学总略》中就针砭道：“昭明太子序《文选》也，……非不易之论也。……本无以自立者也。”同时，他还严正反驳了清代阮元提倡骈文之说，指出其“以为孔子赞《易》，始著《文言》，故文以耦俪为主，……借此证成，适足自陷。既以《文言》为文，《序卦》、《说卦》又何说焉？……必以俪辞为文，何缘《十翼》不能一致？岂波澜既尽，有所谢短乎？”在文章的最后，他还公开宣称：“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辩。”章太炎：《国故论衡》，第51—53页。由此可见，章太炎对桐城派与选学派都持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而这无疑极大激励了钱玄同。关于这一点，当时便有论者观察到：“章氏对于桐城派及《文选》派都有些看不起，后来钱氏即变本加厉，谥之曰‘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397页。
历史地看来，钱玄同曾一度对桐城派与选学派抱有相当浓厚的兴趣。1906年，他即曾在日记中高度评价了林纾：“小说总以白话章回体为宜，欲以文笔为之，殊难讨巧，今之能此者，仅林畏庐一人耳，林能以高雅洁净之文笔，达种种曲折之情，此其所以为佳也。”《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3月4日条，第71页。1909年，他在阅读清代张惠言《茗柯文编》时又称赞说：“阅其赋，庶几汉人矣，而其散文出入韩文，颇有桐城气息。”《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6月18日条，第749页。言词中明显流露出对桐城派文风的欣赏。而当同门朱蓬仙欲学骈体文，拟以清代汪中为榜样时，他也极表赞同。《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0月22日条，第832页。此后一段时间，他仍然“时而想学《文选》的骈文，时而拿什么桐城义法的鬼话去教中学校学生”。《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9年1月1日条，第1694—1695页。在《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一文中，钱玄同也说自己曾“点过半部《文选》；在中学校里讲过什么桐城义法”。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9页。
而正是在章太炎的熏陶下，钱玄同对桐城派与选学派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改变。1917年1月25日，他在日记中抨击：“若如近世所谓桐城派之文、江西派之诗，不特无一顾之价值，偶一见之，直欲令人作三日呕”。《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25日条，第1529页。1918年6月15日，他又在《新青年》上撰文指出：“至于‘桐城派’与‘《选》学家’，其为有害文学之毒菌，更烈于八股试帖及淫书秽画。”钱玄同：《文学改革及宗教信仰》，《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90页。与此同时，他还论证说：“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之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6—7页。不难看出，这段文字实际上缘自章太炎《文学总略》，不仅逻辑思路一致，甚至一些语句都相同，“有所谢短”一句，更是明显沿袭了章氏的说法。参阅吴文祺：《论章太炎的文学思想》，《章太炎生平与学术》，第397页。
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还由此出发，进一步提出了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这几句口号一时远近流传，……为文学革命找到了革命的对象”。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众所周知，文学革命首先是由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发起的。不过，这两篇纲领提出的革命对象都有欠鲜明。如胡适固然敏锐洞察到“今之‘文学大家’，文学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以为六朝以下无文学可言，此皆百步与五十步之别而已，而皆为文学下乘”，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1页。但却没有从中提炼出一个明确的斗争口号。陈独秀尽管也看到“今日吾国文字，悉承前代之弊。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并将“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等人形象地描绘为“十八妖魔”，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2页。但似乎在语言凝练方面仍然有所不足。而钱玄同则鲜明揭橥了“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口号，精辟地概括了文学革命的对象。
就当时文坛的状况而言，桐城派虽被逐出北大，但仍具有相当影响，尤其是林纾缘于北洋军阀徐树铮的庇护，出任其创办的正志学校教务长，“一时言桐城者咸与皈依”，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223页。形成了一股与白话文运动相抗衡的势力，企图“力延古文一线，使不至于颠坠”。林纾：《送大学文科毕业诸生序》，转引自张俊才：《林纾年谱简编》，《林纾研究资料》，第39页。1919年，林纾更公开发表了《荆生》、《妖梦》两篇文言小说，影射辱骂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他还专门致函蔡元培诋毁新文化运动。与此同时，选学派的势力也凭借“骈散之争”的获胜不断扩张。而且这一时期，由于白话文运动的兴起，“两派之争，泯于无形”，章太炎：《国学讲演录》，第243页。二者都竭力维护文言文，从而给文学革命的进一步深入造成了很大障碍。在这种情形下，钱玄同提出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一词无疑发挥了极大的战斗作用，成为了最流行的革命口号。时至1935年，已与钱玄同分道扬镳的鲁迅仍十分中肯地评价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恰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鲁迅：《五论“文人相轻”——明述》，《鲁迅全集》第6卷，第384页。
三、与《新青年》的合营
毋庸置疑，文学革命的成功开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名校与名刊的联合，亦即以章门弟子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的结盟，“正是这一校一刊完美结合，使得新文化运动得以迅速展开”。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回眸〈新青年〉丛书序》，《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蔡元培后来便回忆：“教学上整顿，自文科始。旧派教员中为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诸君，本已启革新的端绪；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周启明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蔡元培：《我在教育界的经验》，《蔡元培全集》第8卷，第510—511页。
究其源由，这一联合的达成或许与胡适一篇文章有关。1918年4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从而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二者紧密联系起来。这显然是向长期倡议国语运动的章门弟子主动伸出了一支橄榄枝，而章门弟子自然对此表示欢迎，于是也对文学革命回报以热烈的支持。以此为契机，双方开始合流。黎锦熙后来就回顾说：“这篇文章（指胡适上文——引者按）发表后，‘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遂呈双潮合一之观。……本会（指国语研究会——引者按）底‘国语统一’、‘言文一致’运动和《新青年》底‘文学革命’运动完全合作了：这是要大书特书的一件事……而联合运动底大纛‘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已打出来了；……其间自然发生声气应求的作用：于是这两大潮流合而为一，于是轰腾澎湃之势愈不可遏。”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上海书店1990年影印版，第70—71页。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钱玄同的居中斡旋也功不可没。据其日记记载，1917年1月1日，他“往访尹默，与谈应用文字改革之法。余谓文学之文，当世哲人如陈仲甫、胡适之二君均倡改良之论。……二君邃于欧西文学，必能于中国文学界开新纪元”。1月7日，他又再次“至尹默处，携胡适之《论文字句读及符号》一文往。……尹默意欲用西文点句之法及加施种种符号，将以胡文所论供参考。此意我极谓然”。10月2日，他见到朱希祖，也盛赞胡适《墨经新诂》“做得非常之好”。《钱玄同日记》第3册，第1480、1495—1496、1612页。可以想见，钱玄同在同门面前屡屡举荐胡适，无非意在沟通双方。
此外，钱玄同成功说服周氏兄弟为《新青年》撰文，更是一段广为人知的文坛佳话。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七年一月起，就有岂明的文章。”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07页。而鲁迅也在其屡屡催促下，“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稍后，鲁迅更承认，“白话的生长，总当以《新青年》主张以后为大关键”，鲁迅：《致胡适》，《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3页。并自谓“听将令”，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明确表明了自己支持《新青年》的态度。
《新青年》及部分编辑部成员
总之，在胡适的努力和钱玄同的斡旋下，章门弟子开始积极投身于文学革命。与此同时，《新青年》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编辑部同人轮流主编，包括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周树人、周作人等章门弟子也一并列入编辑成员，这无疑说明以章门弟子为首的北大已与《新青年》正式合营，以至于当时常有人“把《新青年》与北京大学混为一谈”。《〈新青年〉编辑部启事》，《新青年》第6卷第2期，1919年2月。
而正如有论者指出，“《新青年》的特异之处，在于其以北京大学为依托，因而获得丰厚的学术资源。……与北京大学文科联手，既是《新青年》获得巨大成功的保证，也是其维持思想文化革命新路向的前提”。陈平原：《学问家与舆论家——回眸〈新青年〉丛书序》，《老北大的故事》，第226—228页。确实，章门弟子在与《新青年》的合作过程中，为它的成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看出来。
第一，钱玄同与刘半农二人的“双簧信”，扩大了《新青年》的影响。
诚如鲁迅后来指出，在《新青年》创办的初期，尽管已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号召，但“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新青年》同人由是不免“感到寂寞”。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9页。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钱玄同与刘半农于1918年初联合上演了一出“苦肉计”：由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投书《新青年》编辑部，表示对林纾等人的同情和对文学革命的敌视；该文几乎集所有顽固守旧谬论之大成，这恰好为刘半农提供了针锋相对加以批驳的对象。这出“双簧”上演后，果然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一些“崇拜王敬轩者”纷纷发表守旧言论，甚至林纾也亲自披挂上阵，最终达到了“引蛇出洞”的目的，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411页。
对钱、刘二人上演的这出“双簧戏”，鲁迅特别赞赏，到了30年代仍称之为一场“大仗”。鲁迅：《忆刘半农君》，《鲁迅全集》第6卷，第71页。而郑振铎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作序时更是详细评述说：“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桐城、选学’也者，却始终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无闻，他们便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所谓王敬轩的那封信，便是要把旧文人们的许多见解归纳在一起，而给以痛痛快快的致命的一击的……不久，真正有力的反抗运动也便来了。”郑振铎：《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6页。
第二，积极尝试创作，为白话文运动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
在与陈独秀、胡适二人联合后，章门弟子纷纷在《新青年》上发表白话文学作品，其中以鲁迅的小说和周作人、沈兼士等人的白话诗最为出色。鲁迅的小说在当时影响尤大，“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页。傅斯年便介绍：“《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傅斯年：《随感录》，《新潮》第1卷第5号，1919年5月1日。陈独秀也一再表示：“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陈独秀：《致周启明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地佩服”。陈独秀：《致周启明信》，《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153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精研小学的著名学者，沈兼士此时也积极尝试白话诗创作。1918年起，他在《新青年》先后发表了十余首白话诗，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在其中的两首诗写道：“我来香山已三月，领略风景不曾厌倦之。人言‘山惟草树与泉石，未加雕饰何新奇？’我言‘草香树色冷泉丑石都自有真趣，妙处恰如白话诗’”，沈兼士：《真》，《新青年》第5卷第3期，1918年9月15日。“这时候，自然的乐趣，同那活泼的小孩一样”。沈兼士：《香山早起作，寄城里的朋友们》，《新青年》第5卷第4期，1918年10月15日。此处显然是借景喻诗，表达他对白话诗的支持。
第三，鼓励《新青年》同人撰写白话文，尤其是“应用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