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号召者，《新青年》最初在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方面却存在着严重不足。钱玄同在1917年1月1日的日记中就指出：“文学之文，当世哲人陈仲甫、胡适二君均倡改良论，……而应用文改革二君所未措意”。《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1日条，第1480页。这也就是说，《新青年》固然大力鼓励人们用白话写作，但仅限于文艺方面，尚未涉及“应用文”。关于这一点，黎锦熙也曾回顾：“《新青年》三卷五号以前，提倡‘文学革命’的论文，其本身还都是用文言文做的，并没有用白话；……三卷五号已有刘复先生一篇《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也近白话，而题目却是文言。至如三卷一号胡先生用白话翻译的小说《二渔夫》，及其他各期的白话短剧、讲演辞等，则因这些体裁，向来都是照例可以用白话的；胡先生于二卷六号发表了白话诗，算是创体，但属文艺。唯有规规矩矩作论文而大胆用白话，在当时都还感到有点儿扭扭捏捏也。”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3—64页。
针对这一缺陷，钱玄同特意致信陈独秀强调指出：“弟对于应用之文，以为非做到言文一致地步不可。”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0页。随后，他还全面地提出了应用文改良十三事。对此，陈独秀也积极回应说：“先生所说的应用文改良十三样，弟样样赞成。”陈独秀：《附言》，《新青年》第3卷第5期，1917年7月1日。
而正如黎锦熙所指出，“第一篇近于白话的论学书，就是钱先生与陈仲甫论文字符号和小说的信”。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3页。在这封信中，钱玄同建议：“我们既然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地改用白话。我从这书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的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面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章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一定会‘有’。不知道先生们的高见赞成不赞成？”钱玄同：《〈新青年〉改用左行横式的提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40页。此后，他还以身作则，率先完全用白话撰写“应用文”。据统计，从第3卷到第6卷共24期的《新青年》，每期“通信”栏都有钱玄同的文字，数量甚至超过了陈独秀、胡适，内容也广泛涉及语言、文字、文学、思想等方面，而这些文章大都是用白话文撰写的。同时，也正是在钱玄同的鼓励和表率下，沈兼士即曾回应钱玄同说：“应用之文，必须用俗语文学之文，亦可用俗语。”见《沈兼士的信》，《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06页。1918年1月起，《新青年》改为全部刊登白话文。
第四，帮助胡适摆脱传统文学观念的束缚。
作为白话文运动的发起者，胡适较早认识到白话文的价值与意义，然而他尚未完全跳出传统文学观念的窠臼。尤其是在用典上，他一方面提出“不用典”，另一方面又认为“其工者偶一用之，未为不可”。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5页。对此，钱玄同则指出他“似犹未免依违于俗论”，并引用章太炎的观点论证说：“文学之文，用典已为下乘；……章太炎先生尝谓公牍中用‘水落石出’、‘剜肉补疮’诸词为不雅。”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他》，《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4页。胡适随即也诚恳地接受了这一批评，承认“钱先生之言是也”，胡适：《再寄陈独秀答钱玄同》，《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35页。并说：“我自己费了大劲，说来说去总说不圆满，后来玄同指出用白话就可以‘驱除用典’了，正是一针见血的话”。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45页。
此外，在白话诗创作方面，钱玄同也给予胡适很大的指导。1917年7月2日，他在致胡适信中就十分坦率地说：“玄同对于先生之‘白话诗’，窃以为犹未能脱尽文言窠臼。……日前独秀先生又示我以先生近作之‘白话词’，鄙意亦嫌太文。”钱玄同：《论白话小说》，《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50—51页。同年10月22日，他在看了《尝试集》稿本后也在日记中说：“适之此集，……我看了觉得还不甚满意，总嫌他太文一点，其中有几首简直没有白话的影子。我曾劝他，既有革新文艺“五四”时期的胡适的宏愿，便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此时初做，宁失之俗，毋失之文。”《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0月22日条，第1632页。数日后，他还特意致信胡适提出：“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钱玄同：《致胡适》（1917年10月31日），转引自胡适：《致钱玄同》（1917年11月20日），收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钱玄同此函未单独收入《钱玄同文集》、《胡适来往书信选》、《胡适论学来往书信选》中，其实不妨从胡适函中钩稽出来。时至1918年1月10日，他在为《尝试集》作序时又再次强调：“我们现在做白话文章，宁可失之于俗，不要失之于文。”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85页。
对于钱玄同以上意见，胡适也虚心答复说：“此等诤言，最不易得。……我极以这话为然。所以在北京所做的白话诗，都不用文言了。”胡适：《致钱玄同》，《胡适书信集》上册，第116页。后来他还坦言：“民国六年的《新青年》里有许多讨论文学的通信，内中钱玄同的讨论很多可以补正胡适的主张。……胡适在美洲做的白话诗还不过是刷洗过的文言诗，这是因为他还不能抛弃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尽量表现白话的长处。钱玄同指出这种缺点来，胡适才放手去做那长短无定的白话诗。”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152—153页。不过，在钱玄同看来，胡适的白话诗文或许始终仍未达到他所期望的程度，1922年，他在致周作人信中仍说：“我觉得胡适之的诗文，就是失之于太像宋词和明清小说一点。”见《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52页。
综上所述，章门弟子通过与《新青年》的联合，不仅极大地增强了《新青年》的社会影响，而且还积极探索白话文学的创作经验，改正了陈独秀、胡适二人原先的不足，为文学革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章门弟子的独特贡献
除了与《新青年》联合，共同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进展之外，章门弟子还由于学有本源，在文学革命中提出了许多独具见解的主张，为白话文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运用章太炎“言文一致”的理论，充分阐明了白话文的价值。
如前所述，章太炎在《新方言》一书中曾提出了“言文一致”之说，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章门弟子。当然，“言文一致”说源远流长，明代袁宗道在《论文下》中就已提出：“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为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但是章门弟子接受此说应当是源自章太炎，参见前引钱玄同自述。鲁迅便在此基础上指出：“骈文后起，唐虞三代是不骈的，称‘平文’为‘古文’便是这意思。由此推开去，如果古者言文真是不分，则称‘白话文’为‘古文’似乎也无所不可。”鲁迅：《做文章》，《鲁迅全集》第5卷，第528页。不过，鲁迅似乎也不完全赞同“言文一致”说，参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0—91页。钱玄同更是详细论证：“古人造字的时候，语言和文字，必定完全一致，因为文字本来是语言的记号，……周秦以前的文章，大都是用白话。像那《盘庚》、《大诰》，后世读了虽然觉得诘屈聱牙、异常古奥，然而这种文章，实在是当时的白话告示”。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85—88页。今天看来，这种“言文一致”的主张无疑为白话文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胡适即曾称赞钱玄同“把应该用白话做文章的道理说得很痛快透切”。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369页。
在此期间，被称为章门弟子“最老成者”章太炎：《与汤国梨》，《章太炎书信集》，第547页。、“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564页。的朱希祖也在《新青年》连续发表了《白话文的价值》、《非“折中派的文学”》、《文艺的进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等文，对白话文的价值“从事鼓吹”。朱希祖：《北京大学史学系过去之略史与将来之希望》，国立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会宣传股编：《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京大学1929年版。他说：“《尚书》中《盘庚》、《周诰》，多是古代的白话，……最古的时代，文章本是代语言的，我们做白话的文章，实在是最古的法则。”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1919年4月15日。这显然与钱玄同的观点不谋而合。在这几篇文章中，他还针锋相对地驳斥了各种维护文言文、反对白话文的观点。他指出，“一代的文学，总须表现一代社会的现象。文言的文，只能伪饰贵族文人；至于社会全体的真相，非用白话俗语，不能传神毕肖。……文言的文，既以古为质，范围又狭，与现代社会现代人生不相应，虽有文学而无实用，竟与死一样”，“文学最大的作用，在能描写现代的社会指导现代的人生。此二事皆非用现代的语言不可”，因此“供给现代人看的文学作品必须以现代的白话写之”。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同时，为澄清当时舆论界将之视为所谓“折中派”的说法，他还声明“文学只有新的旧的两派，无所谓折中派。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断断调和不来”，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新青年》第6卷第4期。鲜明地展现了自己支持新文学的立场。此后，朱希祖还与周作人一同参与发起文学研究会，其入会编号为第1号。
第二，发挥语言文字学专长，沉重打击了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