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门弟子在驳斥反对白话文的守旧言论时，往往从他们擅长的文字训诂出发，针砭对手在此方面的学识不足。如林纾“出人意表之外”和顾实“注者充栋”等误句，便屡屡成为钱玄同、周作人等私下或公开嘲讽的话题，参见钱玄同：《我也来谈谈“博雅的手民”》，《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55页。周作人还曾激烈抨击东南大学“国学院之不通”，周作人：《国学院之不通》，《晨报副刊》1924年3月27日。鲁迅也严厉批评章士钊对“每下愈况”的误用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鲁迅全集》第1卷，第243页。他之所以了解该词的正确用法，或许得知于章太炎，章氏在《新方言·释词》中解释说：“愈况，犹愈甚也”。和对“二桃杀三士”的误解，鲁迅：《再来一次》，《鲁迅全集》第3卷，第297—300页。并尖锐讽刺“国学家”之所谓“以震其艰深”。鲁迅：《“以震其艰深”》，《鲁迅全集》第1卷，第386—387页。他还特别针对《学衡》反唇相讥：“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在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然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了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我所佩服诸公的只有一点，是这种东西也居然会有发表的勇气。”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第379页。鲁迅后来还经常运用此方法批驳对手。如1934年5月，汪懋祖在《申报》发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鼓吹文言胜于白话，并举例说：“‘这一个学生或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针对这种谬论，鲁迅撰文反驳：“这五个字，至少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这一个秀才或是那一个秀才（生员）；二，这一世或是未来的别一世”，可见“文言比起白话来，有时的确字数少，然而那意义也比较的含糊”。这无疑“证明了文言的不中用”。见《“此生或彼生”》，《鲁迅全集》第5卷，第500页。这一时期，甚至一向温和的朱希祖也建议那些反对白话文者“对于文学上且慢开口，因为他的学问尚未到此地位。能懂以上所举文章（包括章太炎文章——引者按），然后配讲白话文学的短长”。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客观看来，这些嘲讽虽然不免过当，但却十分有力地驳斥了反对者的言论。
第三，利用他们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张大了文学革命的声势。
正如黎锦熙在纪念钱玄同的文章中所说，在《新青年》早期“编辑人中，只有他是旧文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高足，学有本源，语多‘行话’，振臂一呼，影响更大”。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63页。确实，章门弟子在当时拥有的名人效应与社会影响为文学革命扫清了不少障碍。当时便有论者评论：“文学革命发端时，一般抱着所谓国粹不掉的先生们，以为胡适是留美学生，他来推翻中国的宝贝，有媚外的嫌疑，大家对于他自然是反对的了。钱玄同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对于中国文字学很有研究。因此一般人不用说是注意他的言论的。自他参加了文学革命以后，文学革命的声势，突然大起来了。”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评述》，转引自《钱玄同印象》，第131页。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描述说：“自陈独秀为文科学长，用适之说，一时新文学的思潮，又更澎湃于大学之内。浙士钱玄同者，曾执业于章炳麟之门，称为高第弟子者也；为人文理密察，雅善持论；至是折而从适，为之疏附。适骤得此彊佐，声气腾耀”。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44页。
而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胡适二人也都承认这一点。陈独秀在第一次收到钱玄同来信后不久就回应说：“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陈独秀：《致钱玄同》，《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268页。胡适晚年也回忆：“钱氏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门人。他对这篇由一位留学生执笔讨论中国文学改良问题的文章，大为赏识，倒使我受宠若惊”，“钱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的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151—152页。
第四，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评估传统文学的价值。
毋庸讳言，在文学革命的初期，胡适等人为了扩大白话文的声势，往往对文言文的价值做了过多的否定，甚至简单断言它已是“死文学”，主张将之完全废除。如当时便有人强调：“必须相信白话是万能的，……决不要文言来帮助，……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地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茅盾：《进一步退两步》，《文学周报》第122期，1924年5月19日。今天看来，这些过激言论固然是出于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考虑，但显然是不正确的。而随着白话文运动的深入，章门弟子则较早地发现了这一弊端。如朱希祖在1919年就说：“盖学术思想是递变而进化的，所以做白话文学的，一定也要保存古书，以观察过去进步之迹，然后可谋现代的进步”，朱希祖：《白话文的价值》，《新青年》第6卷第4期。“因为不知道遗传，须要改良，也无从着手”。朱希祖：《中国古代文学上的社会心理》，《新青年》第9卷第5期，1921年9月1日。沈兼士在1921年8月的一次演讲中也承认“中学很有讲习古文的必要”，尤其因为大学“专门学科中如‘文学’、‘哲学’、‘史学’等，都有参考中国古文书籍之必要，中学时代应该作一番预备的工夫”。沈兼士：《中学国文之选授方法》，《晨报》1921年9月11日。
与此同时，周作人也诚恳表示：“我相信所谓古文与白话文都是华语的一种文章语，并不是绝对地不同的东西。……五四前后，古文还坐着正统宝座的时候，我们的恶骂力攻都是对的。到了已经逊位列入齐民，如还是不承认他是华语文学的一分子，……这未免有点错误了。……所以讲国语文学的人不能对古文有所歧视，因为他是古代的文章语，是现代文章语的先人”。为此，他还提出了“把古文请进国语文学里来，改正以前关于国语文学的谬误观念”的主张。周作人：《国语文学谈》，《艺术与生活》，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4页。与此相联系，周作人还对过去竭力批判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做了一番重新评价。1928年，他说：“桐城派的文章固然无聊，只要他说得出道理来，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吴挚甫的《天演论》序与林琴南的‘哈氏丛书’诸序，虽然有好些谬语，却是颇有意思。”周作人：《燕知草跋》，《苦雨斋序跋文》，第122页。1932年，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甚至宣称：“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儿童文学小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44页。至于选学派，周作人也认为：“我们一面不赞成现代人作骈文律诗，但也并不忽视国语中字义声音两重的对偶的可能性，觉得骈律的发达正是运命的必然，非全由于人为，……这个自然的倾向也大可以利用，练成音乐与色彩的言语，只要不以词害意就好了。”周作人：《国粹与欧化》，《自己的园地》，第13页。后来，他还指出：“至于骈偶倒不妨设法利用，因为白话的语汇少欠丰富，句法也易陷于单调，从汉字的特点上去找出一点妆饰性来，如能用得适合，或者能使营养不良的文章增点血色，亦未可知。……假如能够将骈文的精华周作人著《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沈兼士题签）应用一点到白话文里去，我们一定可以写出比现在更好的文章来。”周作人：《汉文学的传统》，《药堂杂文》，第10页。
在此期间，甚至连向来较为偏激的钱玄同也时常反思自己的观点。如对于此前一再抨击的韩愈、柳宗元，就承认他们“矫正‘《文选》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却很有近于语言之自然的”，钱玄同：《〈尝试集〉序》，《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89页。“平心而论，韩柳的文章比了初唐的骈文，和后来归方刘姚诸人的文章，实在要好得多；……我们如不作诛心之论，但就文章的表面上看去，则韩柳之文，在当时也算有点价值”。钱玄同：《论韩柳文》，《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55页。他甚至还曾在严厉批判“桐城谬种”的同时，也指出学生在经历一个循序渐进的阶段后，“大概可以读‘谬种’诸公……之文了”。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99页。此后，他又提出“凡明白易晓的文言，可以尽量输入于白话之中，使白话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张。钱玄同：《〈三国演义〉序》，《三国演义》，上海亚东图书馆1949年版，第10页。该文未收入《钱玄同文集》，其他研究者也极少引用。这显然与章太炎后来所说“白话亦多用成语，……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的观点相通。章太炎：《白话与文言之关系》，《章太炎讲演集》，第218页。
这一时期，黄侃对白话文的态度也颇值得关注。首先应当澄清的是，长期以来人们都将他视为白话文的反对者，如当年就读于北大的杨亮功便回顾，“教授方面，如章太炎先生的门弟子，亦显然分为两派。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和马幼渔是站在新的方面，黄季刚则反对新文学最力”，并且说黄侃“抨击白话文不遗余力，每次上课必定对白话文痛骂一番，然后才开始讲课。五十分钟上课时间，大约有三十分钟要用在骂白话文上面。他骂的对象为胡适之、沈尹默、钱玄同几位先生”。杨亮功：《五年大学生活》，《我与北大——“老北大”话北大》，第273页。今天看来，这一回忆或许属实，但仅是看到黄侃为人狂狷的一面，黄侃曾批评鼓吹白话文者是“钝拙之夫，自愧不能文事，竟创怪说，以愚世人。人性懒惰者多，勤劬者少，从彼之说，既省精力，又得声名”。见《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页。并未全面深入地了解他对白话文的真实态度。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黄侃即可能曾经继钱玄同之后主编《教育今语杂志》。《教育今语杂志》原由钱玄同编辑，但他于1910年秋季回国，第三期起编辑署名“庭坚”，有可能即是黄侃。此后，为了宣传排满革命，他又在家乡四处传唱章太炎所撰写的白话《逐满歌》。参阅潘新藻：《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黄季刚先生诞生五十周年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集》，第32页。即使到了“五四”时期，他实际上对“白话文与白话诗亦并予以赞同”，王森然：《黄侃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29页。并且还曾谆谆告诫弟子陆宗达：“你要学习白话文，将来白话文要成为主要形式，不会作是不行的。”由此可见，“他的思想其实是早已见到时代的趋势的”，陆宗达：《序》，《黄季刚诗文钞》，第5页。并未片面排斥白话文。至于他之所以给人造成“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的印象，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北大旧事》，第37页。其实也恰恰是因为他经常针砭一些人企图完全废除文言文的错误言论。从这个意义上看，他的见解无疑是十分深刻的。黄侃曾言：“言辞修润即成文章，而文与言迄于分乖者亦有故。撰述之家，求其文字之简当，或志在行远，亦必美其采章。简与美相承，自与造次口谈不能同状。……又言在唇吻，随世迁流；文著于书，其性凝固。故有《尔雅》解《诗》、《书》之诂，《輏轩》记绝代之言。常语趋新，章循犹旧，方圆异德，故雅俗殊形矣。……语言以随世而俗，文章以师古为雅，此又无足怪矣”（《黄季刚先生年谱》，《黄侃日记》，第1124页）。在此，他强调文与言有别，文必修饰，且凝固少变，而言却随时地多变，不妨从俗，这一见解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深刻的。
综上所述，由于学有本源，无论是在文学革命的拓展还是深化方面，章门弟子都发挥了其他群体不可替代的作用，具有自己的独特贡献。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并未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引向了更深层的思想革命，从而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第一次全面地深刻触摸到国民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