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章门弟子之一，周作人曾经总结：“章太炎先生对于中国的贡献，还是以文字音韵学的成绩为最大，超过一切之上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上册，第253页。今天看来，这一观点对章氏的革命业绩虽有所忽略，但却精确指出了其学术造诣之根本。章太炎即曾自言，“盖学问以语言为本质，故音韵训诂，其管鑰也”，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书信集》，第236—237页。“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章太炎：《国故论衡》，第10页。“比于浅露不根之经史学，其虚实相悬矣”，并自称其所撰《新方言》一书乃“悬诸日月不刊之书”，章太炎：《论汉字统一会》，《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22、320页。
章太炎《新方言》手稿
《文始》亦“一字千金”，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章太炎学术文化随笔》，第322页。他对小学之重视由此可见一斑。在讲学中，他也“以音韵训诂为基”，章太炎：《致国粹学报社书》，《章太炎书信集》，第236页。首先讲授的便是小学。而正是在他的教导下，章门弟子也大多擅长小学研究，并且先后“进了高等师范和北京大学，养成许多文字音韵学家，至今还是很有势力”。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第281—282页。尤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并不仅限于学术研究，而是运用其深厚的学养，积极开展语言文字改革，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持国语运动
在中国传统学术体系中，“小学”一词是文字、音韵、训诂的总称，章太炎就明确申明：“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章太炎：《论语言文字之学》，《国粹学报》第2年第12号，1907年1月4日。具体说来，文字学侧重字形，音韵学强调读音，训诂学则突出释义，三者分别研究文字的形、音、义，既有密切的联系，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章门弟子在这些领域均有卓越建树，尤其是他们运用音韵学专长，倡导并主持了民国初期的国语运动。广义上的国语运动还包括文字改革，本节则取其狭义，主要是指国语统一运动，下节再述文字改革。
一、注音字母的创立
关于“国语运动”，有论者指出，“国语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五四’时期中国语文变革的两翼。白话文运动的目标是变革现代书面用语，弃文言而用白话，实行‘言文一致’；国语运动的目标，则重在推行标准语，弥补方言的隔阂，谋求语言的统一”，高天如：《中国现代语言计划的理论和实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页。这一界定清晰阐明了国语运动的主要宗旨，凸显了它的重要性及其与白话文运动的互补性。不过历史地看来，国语运动并非始于“五四”时期，而是早在清末便已发端。李宇明：《清末文字改革家论语言统一》，《语言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2期。当时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开民智”，深感中国各地方言纷繁复杂，以至难以互通，不仅“各省语言不一，隐然互视为异族”，有“隔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王用舟、何凤华等：《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文字改革出版社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版，第37页。而且“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语，办事多扞格”，《直隶学务处复文》，《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43—44页。于是积极提出了“使天下语音一律”、“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的主张，吴汝纶：《上张管学书》，《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29页。进而还呼吁说：“诚以语言一致者，立国之要素也”。庆福：《陈请资政院颁行官话简字说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25页。这一主张也由此得到官方的支持，《奏定学堂章程》即规定：“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后来，在张謇、张元济、傅增湘等人的提议下，学部又通过了一个“统一国语办法案”。在此期间，一些文字改革家为了推行标准“官话”，还分别创造了数十种切音字新方案，如卢戆章的“切音新法”，王照的“官话字母”等，从而在清末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切音字运动。
与此同时，革命派为了唤醒民众、宣传排满，也主张统一全国语言。不唯如此，他们还更深刻认识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具有必要性和可能性。章太炎就说，“今夫种族之分合，必以其言辞异同为大齐”，章太炎：《訄书重订本·方言》，《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204页。“今各省语虽小异，其根柢固大同。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40页。所以应该“速谋语言统一”。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76页。为此，他还拟订纽文三十六，韵文二十二，皆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作为标音符号以代替切字旧谱。当然，由于时局的剧烈动荡，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的方案，都未能付诸实施，这种状况直到民初才发生了根本改变。
1912年8月7日，新成立的民国教育部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决定采用注音字母解决读音问题，并于稍后开始筹设“读音统一会”。这是自民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以官方名义有组织地审定汉字读音并制定统一注音字母的机构。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召开会议，各省派两名精通小学且旁通两门外语的代表参加，浙江代表为朱希祖、马裕藻二人。另外，周豫才、许寿裳、胡仰曾、陈濬等章门弟子亦作为教育部延聘人员与会。章太炎闻知此讯后曾致信朱希祖：“闻以读音统一会事入京，果为吾道张目，不胜欣跃。”隐然有寄予厚望及表示乐观之意。会议最主要议题便是制定统一的注音方案。但在讨论过程中，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主张采用国际音标，也有代表倾向于清末简字，以致各持一端，争执甚烈。时任“读音统一会”议长的吴稚晖后来即曾回忆：“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节，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有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而且都具匠心，或依据经典，依据万国发音学，依据科学，无非人人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卢，终着意在音符。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哪一种。”吴稚晖：《三十五年来之音符运动》，庄俞、贺圣鼎编：《最近三十五年之中国教育》卷下，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35页。在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后，会议最终通过了以朱希祖为首的章门弟子的提案，采纳了章太炎拟定的标音符号，从中择取了39个纽文和韵文，在通过的注音字母中，章太炎所拟定的36个纽文（声母）、22个韵文（韵母）被分别并为24与15个。另，39个注音字母有15个是完全采用章谱，其余则是在其基础上有所损益。并将之命名为“注音字母”，由教育部于1918年底正式颁布。关于此事经过，许寿裳后来回顾说：“会员中，章门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及寿裳等，联合提议用先生之所规定，正大合理，遂得全会赞同。其后实地应用时，稍加增减，遂成今之注音符号。”许寿裳：《国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章炳麟》，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而朱希祖等章门弟子也因为在这次会上大放光彩，在京师声名大振，引起了北大校方的关注，随即有邀聘之举。
今天看来，章太炎首创并由其早年弟子发扬光大的这套注音字母，由于“采用笔画最简而音读与声母韵母最相近的古字”，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34—235页。不仅简单易行，而且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异于向壁虚造所为”，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46页。因此成为这一阶段国语运动最高成就的代表，被后来的人们长期奉行。至30年代，钱玄同仍称赞它“堪作今后统一国音之工具”。钱玄同：《林尹〈中国声韵学要旨〉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27页。
二、“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
1913年召开的“读音统一会”，虽然缘于章门弟子的努力争取，通过了39个注音字母，但由于民初时局变幻莫测，迟迟未能正式颁布，教育部对外宣称“业已派员清理”，但其实仍是搁在柜子里，“由老鼠和书虫在‘清理’”。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第4册，时代出版社1950年版，转引自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而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尤其是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这种局面终于得到了根本改观。
在“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中，章门弟子同样也十分活跃，占据了领导者的地位，其中尤以自认“有‘国语热’”钱玄同：《〈吴歌甲集〉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224页。的钱玄同贡献最为突出。特别是当国语运动与白话文运动二者合流后，他“兼而有之，竟做二大潮流中之中心人物”。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44页。同时，他还深刻认识到“国语的建立是文字革命跟思想革命的第一步”，此为钱玄同1925年9月5日在“国语运动大会”的演说，收入《全国国语运动大会会刊》第1期，1925年11月出版，转引自《钱玄同年谱》，第94页。该演说未收入《钱玄同文集》。由此更加积极投入到国语运动中去，“自是于国语、国音、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制作推行，悉心参划，亘二十年，其效甚溥”。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1—42页。具体说来，钱玄同等人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编订《国音常用字汇》。1918年11月23日，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之下，教育部终于正式颁布了章门弟子提议的注音字母，不过这仅是制定了一种注音规范，至于普通用字的读音统一标准仍尚付阙如。为此，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代表与专家表决的字音基础上，编订了一部《国音字典》稿本，并呈交教育部审定。当时，钱玄同、马裕藻等章门弟子均受教育部的委托，参与了审定工作。1920年12月24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这部经过审定的《国音字典》，“这是中国确立国语字音标准之始。……从此《国音字典》做了全国文字读音的标准凡十二年”。同上书，第45页。
钱玄同主持编订的《国音常用字汇》
如果说钱玄同这次仅是参与了《国音字典》的审定，并非原创贡献，那么《国音常用字汇》则是由他一手组织编订而成。由于吴稚晖编纂的《国音字典》采纳的是“读音统一会”大多数代表与专家表决的字音，而不是采用当时更通行的京音，所以出版后引起了一片哗然，争议甚多。鉴于此，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23年专门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由钱玄同等人在京音的基础上，对《国音字典》加以增删修订。历经十年，这项事业终于大功告成，并最终编成《国音常用字汇》一书，彻底地取代了《国音字典》。1932年5月7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同时废止民九公布的《国音字典》”。在这项工作中，钱玄同可谓精心筹划，居功至伟，曾参与此事的黎锦熙后来便回顾说：“这部《国音常用字汇》从民十二到民二十一，整整经过十年才成功，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同上书，第46页。刘贵福曾质疑这一说法，参见其撰《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献疑三则》，《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期。据查，钱玄同自己曾说：“此书虽名为由我主编，实则涤洲所编，但于编成之后，由我逐字覆核一过，提出许多疑难的问题，约了劭西和涤洲，我们三个人共同商讨，为最后之决定而已”（《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99页）。由此看来，此书初稿虽由白涤洲编成，但却是由钱玄同一手组织筹划，并担任“最后之决定”，其贡献尤为重大。
第二，编写国语教科书。在“五四”时期的国语运动诸问题中，钱玄同“尤注意创编国语教科书”。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4页。1912年1月，章太炎在浙江教育会讲演时曾经表示：“将来语言统一以后，小学教科书不妨用白话来编。”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文化教育》第27期，1933年7月，今引自《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第254页。此后，尽管一些地方出现了个别白话文教材，但毕竟仍属局部现象，直至随着“五四”时期国语运动的开展，此事终于被章门弟子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1919年3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人就提交了《国语统一进行方法》议案指出，“统一国语既然要从小学校入手，就应当把小学校所用的各种课本看作传播国语的大本营，其中国文一项尤为重要，如今打算把《国文读本》改作《国语读本》，国民学校全用国语，不杂文言，高等小学酌加文言，仍以国语为主体”，《教育公报》第6年第9期，转引自王建军：《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研究》，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由此明确提出了将“国文”改为“国语”的主张。这个议案在大会通过并呈交教育部。1920年1月，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国：“自本年秋季起，凡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先改国文为语体文，以期收言文一致之效。”并以部令修改学校有关法规。4月，教育部又发出通告，规定截至1922年止，凡用文言文编的教科书一律废止，要求各学校逐步采用经审定的语体文教科书，其他各科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
与此同时，章门弟子还积极将这一主张付诸实践。由于在此之前，“全国小学儿童用的教科书都是文言文，‘国语科’还是‘国文科’，教育界的人们，大家还不相信白话文真有一天能够当教科书读的”，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4页。因此教育部虽通令全国改“国文”为“国语”，但却因缺乏国语教科书的范本，一时难以普遍推行。有鉴于此，钱玄同深感“改良小学校国文教科书，实在是‘当务之急’”，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54页。所以不等教育部颁令，就于1918年在北京高师“第一次破天荒开国语教科书编辑会议”，商议编写国语教材，打算编成之后就在高师附小实验。“这件事，是中国创编‘国语’教科书之始”。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44页。在会上，钱玄同还被公推为编辑主任。这部教科书后来虽然未能编成，但钱玄同、马裕藻、沈尹默等人还是成功编写了孔德学校的国语教科书，其中五六年级的国语课本，多半是钱玄同亲自编选的，参阅钱玄同：《几句老话》，《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485页。在以后具体运用的过程中也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参阅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54页。
总之，无论是从编订《国音常用字汇》，还是从编写国语教科书来看，钱玄同等章门弟子都积极运用其音韵学专长，精心主持各项工作，充分发挥了领导者的作用，为国语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倡导汉字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