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发展与文字改革密切相关，因而伴随着国语运动的开展，汉字革命的任务也逐渐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钱玄同在1922年就说：“我以为要改造国语，要普及国音，要使文学用词大大地扩充增加，要使文字易识易写，干脆一句话：‘非绝对地废弃现行的汉字而改用拼音新字不可’”，“要新国语能够充分改造，完全适用，必须从汉字革命做起”。钱玄同：《高元〈国音学〉序》，《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11—13页。缘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汉字革命蓬勃兴起了。
一、“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
历史地看来，汉字革命的呼声早在清末便已发端。吴汝纶即曾通过中西比较尖锐指出：“中国非废汉语文无以普及教育，盖汉文过于艰深，人自幼学之，非经数十年寒暑，不能斐然可观，而人已垂老无用，吾国学问不及东西洋之进步者此也。”曹聚仁：《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2页。不过，这种“废汉文”的主张在当时清政府官方内部几乎是空谷足音，无人响应。大多文字改革家如王照、劳乃宣等人虽也提倡拼音文字，但并不主张废除汉字。王照便解释说：“今余私制字母，纯为多数愚稚便利之计，非敢用于读书临文。”劳乃宣也说：“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义仍非用汉字不可。”由此可见，他们提倡拼音文字，其实“只是要为汉字添一种辅助工具，不是要革汉字的命”。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一集导言》，《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第236页。
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派阵营中，也存在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一方面，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吴稚晖在《新世纪》撰文，激烈地鼓吹废除汉文，“谓中国当废汉文，而用万国新语（即Esperanto，今译世界语）”。他断言“象形字为未开化人所用，合音字为既开化人所用”，且“汉文纷杂，非有准则，不能视形而知其字”，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37页。由此可见，“中国现有文字之不适于用，迟早必废，……既废现有文字，则必用最佳最易之万国新语”。前行：《编造中国新语凡例》，《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183页。而另一方面，与吴稚晖夙有积怨、且以“保全中国语言文字”章太炎曾言：“保全中国语言文字，此余之志也。”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追忆章太炎》，第86页。为职志的章太炎，则对这一观点痛加针砭，他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一文中，严厉批驳吴稚晖此说是“好尚奇觚，震慑于白人侈大之言，外务名誉，不暇问其中失所在”，并运用“齐物论”哲学指出：“吹万不同，使其自己，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大地富媪薄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因此，“今以中国字母施之欧洲，则病其续短矣。乃以欧洲字母施之中国，则病其断长矣。……世之君子，当以实事求是为期，毋沾沾殉名是务”。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37—338、351页。
对于章太炎的这一批评，吴稚晖反驳说：“语言文字之为用，无他，供人与人相互者也。既为人与人相互之具，即不当……一任天然之吹万而不同，而不加以人工齐一之改良。”他并且讥讽章氏“横好古之成见”、“满肚子之不合时宜”。吴稚晖：《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209、210、212页。对此，章太炎一再撰文指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语言文字亡，而性情节族灭”，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1908年10月10日。“至若病汉字难识欲尽废之，而以罗马字拼音，则年来浮薄少年，歆羡岛中蛮夷，多倡此议，……甚无谓也”。章太炎：《诛政党》，《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56页。在1912年1月3日召开的中华民国联合会第一次大会上，他又再次强调：“文字不得用拼音。”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76页。
今天看来，在这场论争中，双方虽不免带有一些意气用事的情绪，但仍提出了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如吴稚晖对文字改革必然趋势的论述，以及章太炎将语言文字与民族存亡相联系起来的观点。而从学理上看，无疑是章氏之说较为正确，由是也被其弟子广为接受。周作人后来就说：“当时我们对于章先生的言论完全信服，觉得改变国语非但是不可能，实在是不应当的。”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第53页。而鲁迅更是在当时便提出：“中之文词，虽诘诎聱牙，难于尽晓，顾究亦输入文明之利器也。”鲁迅：《破恶声论》，《鲁迅全集》第8卷，第25页。钱玄同也说“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4月5日条，第102页。并尖锐讽刺《新世纪》用“万国新语代汉语”的主张是“想入非非”，是“可笑之事，太炎谓其发疯，诚然”。《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4月29日条，第572页。他还一再强调，“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条，第844—845页。“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3页。明显流露出一种国粹主义的色彩。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尽管反对以万国新语取代汉文，但是他同时也承认汉字过于“深秘”，应当逐步加以改良，使之“易能、易知”。章太炎：《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章太炎全集》第4卷，第344页。这种观点显然对其弟子产生了极大影响。“五四”时期，周作人即曾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特别开设了“改良文字问题”一门，同人中还有钱玄同、马裕藻等章门弟子。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27页。而身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的沈兼士也意识到：“中国语言文字的须要改良，从历史方面看来，实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们对于这个潮流，恐怕不容易阻止啊！”他并且公开主张：“意符文字借来作为表音的符号，不但不便利，而且生出许多的葛蔓，实在不如老实改用拼音文字的好”。沈兼士：《国语问题之历史的研究》，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页。钱玄同也曾说沈兼士、周作人等人赞成文字革命，见《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54页。
更重要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特别是受到袁世凯、张勋复辟事件的刺激，章门弟子逐渐改变了对汉字的看法。他们认为，中国国民之所以思想愚昧，屡屡被封建统治者蒙蔽利用，就是因为汉字难以掌握，妨碍了文化的普及。由此出发，他们开始倾向于废除汉字的主张。鲁迅在与钱玄同交谈时，就“多发偏激之议论，如：‘中国字根本要不得！’”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第343页。他还多次指出，“我们的古人又造出了一种难到可怕的一块一块的文字；……许多人却不能借此说话了”，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鲁迅全集》第7卷，第81页。因此“中国现在等于并没有文字”，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卷，第114页。“古人传文字给我们，原是一份重大遗产，应该是感谢的。但是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这感谢却只好踌躇一下了”。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90页。他甚至还激烈地宣称，“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运动二十年论文集》，时代书报出版社1949年版，第119页。此文未收入《鲁迅全集》。“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第160页。并且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76页。
这一时期，最激烈主张废除汉字的当属钱玄同。1916年9月29日，他便在日记中写道：“晤幼渔，吾告以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6年9月29日条，第1429页。从他后来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发出了废除汉字的先声。不过客观说来，钱玄同当时公开发表的主张仍然较为平和。1917年6月1日，他曾指出：“昔年吴稚晖先生著论，谓中国文字艰深，当舍弃之，而用世界语。章太炎师曾著论驳之。弟则以为世界未至大同，则各国皆未肯牺牲其国语，中国人自亦有同情。故今日遽欲废弃汉文而用世界语，未免嫌早一点。然不废汉文而提倡世界语，有何不可。”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0—21页。这一方面发出了提倡世界语的号召，另一方面也明确肯定废弃汉文的时机不成熟，“未免嫌早一点”。
然而就在此时，张勋复辟丑剧上演了，这给钱玄同造成了强烈刺激。以此为转折点，他终于提出了废除汉字的激烈主张。1918年1月2日，他在日记中记载道：“独秀、叔雅二人皆谓中国文化已成僵死之物，诚欲保种救国，非废灭汉文及中国历史不可，此说与豫才所主张相同，吾亦甚然之。”《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8年1月2日条，第1645页。1918年3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严厉批评汉字，“论其本质，为象形字之末流，为单音字之记号。其难易巧拙已不可与欧洲文字同年而语。……此等文字亦实在不可以记载新文明之事物。”《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8年3月4日条，第1682页。在此基础上，他于1918年3月14日专门致信陈独秀指出：“中国文字论其字形，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不便于识，不便于写；论其字义，则意义含糊，文法极不精密；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一无所在；论其过去之历史，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因此，“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6—167页。至此，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已跃然纸上。
至于废除汉字后应代之以何种文字，钱玄同也明确提出：“中国的语言文字总是博物馆里的货色，与其用了全力去改良它，还不如用了全力来提倡一种外国语为第二国语，或简直为将来的新国语，那便更好”。《钱玄同日记》第4册，1919年1月5日条，第1707页。而在各种外语中，他认为“Esperanto语根精良，文法简赅，发音平正，是人类文字而非民族文字。……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们既认定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则当竭力提倡Eperanto，以为将来正当之文字”，钱玄同：《答胡天月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6—277页。他并且主张“对于Esperanto，也应该用做白话文章的精神去提倡”。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1页。与此同时，他还一再援引吴稚晖当年的有关观点作为佐证。显而易见，他这时已经转而赞同《新世纪》派用万国新语取代汉文的主张。
1923年1月，他在《汉字革命》中更揭橥了“汉字革命”的口号。他断言：“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足以证明这位‘老寿星’的不合时宜，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因此，“我敢大胆宣言：汉字不革命，则教育绝不能普及，国语绝不能统一，国语的文学绝不能充分地发展，全世界的人们公有的新道理、新学问、新知识绝不能很便利、很自由地用国语写出。何以故？因汉字难识、难记、难写故；因僵死的汉字不足表示活泼泼的国语故；因汉字不是表示语音的利器故；因有汉字作梗，则新学、新理的原字难以输入于国语故。”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62页。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这种主张显然失之过当。语言文字是维系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夫一种之言语，乃一种民族所借以发表心理、传达心理之具也，故一民族有一民族之言语”，陶孟和：《致陈独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01页。不能单纯凭借某些人的主观意志而取消。尤其是汉字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字，承载了数千年的历史，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是不能完全废除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早在1923年就提醒说：“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了四千年的丰富的文化典籍的继承权。……中国人抛弃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英］帕默尔著、李荣等译：《语言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61页。更重要的是，作为中华民族的唯一共同语言，汉字还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血脉亲情。德国著名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特即曾提出：“语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现：民族的语言即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即民族的语言，二者的同一程度超过了人们的任何想象。”［德］威廉·冯·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53页。胡秋原也一再强调说：“中国语言文字为中国民族团结之天然纽带，亦中国文化与社会生活之共同根基”，“我们须知，帮助中国统一的是中国文字”，“语言文字不仅是造成人群结合的工具，而且是保持此种结合的工具”。李敏生：《汉字哲学初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