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产生巨人的时代，这不仅集中体现为政坛的风云变幻，而且还深刻反映在知识界的薪火相传与代际递嬗中。在民国知识界，章门弟子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以至于后来有学者回忆：“民国初年北京的文史学界的泰斗都出于太炎先生之门”，陶希圣：《北京大学预科》，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许多老师开口便说‘吾师太炎’。……国文系教授仿佛不师承太炎则无发言权，不准登大学讲坛”，臧恺之：《吴检斋先生轶事》，《吴承仕同志诞生百周年纪念文集》，第104页。他们在当时学界势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唯其如此，章门弟子犹如一个风向标，其兴衰流变往往直接关系到当时思想文化界的主流走向和风气转移。而这种地位与格局的形成，自然应从章门弟子的风云际会说起。
章太炎的历次讲学
作为一个极具个性的大学者，章太炎常有惊世骇俗之论。如对清末众人鼓吹的官学教育，他便屡次加以抨击。在他看来，“中国种种学术，操之官府则益衰，传自草野则益盛”，章太炎：《与梁启超》，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自下倡之则益善，自上建之则日衰”，章太炎：《与王鹤鸣》，《章太炎书信集》，第165页。“看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在官所教的，总是不好；民间自己所教的，却总是好。……所以说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求学校的进步，必定靠着学校以外的东西”。章太炎：《留学的目的和方法》，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总之，他从“学在民间”的私学立场出发，竭力反对“预设科条，以为裁制”但焘：《学校大法论》，《华国》第2期第3册，1925年1月。的官学，主张“扶微业辅绝学之道，诚莫如学会便”，章太炎：《国学会会刊宣言》，《章太炎全集》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故于私人聚徒讲学之风，唱导甚力”。李植：《余杭章先生事略》，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在实践中，章太炎也正是这么做的。他曾拒绝包括清华国学研究院在内的多所著名大学的正式聘请。而乐于以自由之身，借助各地学校或自己创办学会，随意讲学。今以时间为序，列表如下关于章太炎历次讲学的情况，卞孝萱先生在《章太炎各次国学演讲之比较研究》一文中（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8年第6期），曾编制一表予以简介，其中有所疏漏，故本书在其基础上稍加增补。：
时间地点基本情况
1901.8—1902.1苏州1901年8月，为避唐才常案牵连，由友人吴君遂介绍，赴苏州东吴大学任中文教员，“时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收效甚巨”，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22页。终因“言论恣肆”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27页。而再次引起清廷注意，旋即东渡日本以避祸。
1903.3—1903.6上海任爱国学社三、四年级国文教员，后因《苏报》案被捕而中辍。
1908.4—1911.10东京1906年9月，缘东京留学生之请，成立国学讲习会，在编辑《民报》之余讲授国学，拟宣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科目分预科、本科。预科讲文法、作文、历史；本科讲文史学、制度学、宋明理学、内典学，地点设神田地方的大成中学内”，宋教仁：《我之历史》，陈旭麓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4页。且出版有《国学讲习会略说》，但此时讲学似未形成定例。1908年4月，国学讲习会始正式开讲，“听讲的人以浙人、川人为多，浙人中有沈士远、兼士兄弟，马裕藻、马叔平、朱希祖、钱玄同、龚味生等”。任鸿隽：《记章太炎先生》，《追忆章太炎》，第267页。1908年秋，《民报》社被封后，章氏更专意“教授诸游学者以国学”。黄侃：《太炎先生行事记》，《追忆章太炎》，第21页。同时，应龚未生之介绍，章太炎于7月11日起，在《民报》社寓所特开一班，大多在星期日讲学，听讲者有龚未生、钱玄同、朱希祖、朱宗莱、周树人、周作人、许寿裳、钱家治等八人（其中前四人是从大成中学过来的），先后讲《说文》、《尔雅》、《庄子》、《楚辞》、《广雅疏证》等。《朱希祖日记》，转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2—294页，并可参阅许寿裳：《纪念先师章太炎先生》、《亡友鲁迅印象记》、《章炳麟》，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90—291页。章氏此次东京讲学，直至1911年10月回国才中止。
1913.12.9—1914.1北京1913年12月9日，章太炎在北京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讲授科目为经学、史学、玄学、子学”，吴宗慈：《癸丙之间太炎言行轶录》，引自《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56页。“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学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到会者颇多，共和党楼上之会场为之座满，盖不下百余人”，黄远庸：《记太炎》，《追忆章太炎》，第299页。但不满一个月即因章氏被袁世凯幽禁而中断。
时间地点基本情况
1917冬云南应唐继尧之请，为其将领讲王阳明学说。
1918.3重庆为当地士人讲四川历史文化及川人应取之治学门径。
1918.12上海应太虚法师之请，在觉社讲佛理。
1920.11长沙在湖南第一师范演讲《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论求学》。
1922.4.1—6.17上海应江苏省教育会之请，在沪讲授“国学”，先后共十讲。讲演内容由曹聚仁整理为《国学概论》一书出版，另有张冥飞整理《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集》。
1924.7南京在教育改进社演讲《劝治史学并论史学利弊》。
1929上海在复旦大学演讲《说我》，发扬阳明学说。
1932.3—1932.4北平1932年3月24日，在燕京大学讲《论今日切要之学》；3月28日，在中国学院讲《治国学之根本知识》；3月3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清代学术之统系》；4月12日，在平民大学讲《今学者之弊》；4月18、20、22日，在北京大学讲《广论语骈枝》。
1932.9—1932.10苏州1932年9月，应金天翮、陈衍、李根源等之邀，赴苏州讲学约一月，先后讲《读史与文化复兴之关系》、《“经义”与“治事”》、《〈儒行〉要旨》、《〈大学〉大义》、《〈孝经〉、〈大学〉、〈儒行〉、〈丧服〉余论》、《文章流别》、《尚书大义》、《诗经大义》，并于次年1月参与创立苏州国学会。
1933.3—1933.10无锡1933年3月14日，在无锡国学专门学校讲演《国学之统宗》；3月15日，又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讲《历史之重要》、《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5月，再至无锡国学专门学校作关于经学、史学、春秋的演讲；10月，又在该校讲《适宜今日之理学》。
1934冬—1936.6苏州1934年冬，以“与国学会旨趣不合”，在苏州发起章氏国学讲习会，发起人为朱希祖、钱玄同、黄侃、汪东、吴承仕、马裕藻等，“以研究固有文化、造就国学人才为宗旨”。《章氏国学讲习会简章》，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60页。当时因新学舍尚未建成，故先于1935年4月创时间地点基本情况1934冬—1936.6苏州办星期讲演会，“每星期讲演一次，课诵经文一次”，章太炎：《与钱玄同》（1935年5月22日），《章太炎书信集》，第156页。该函原系于1936年，有误。章氏在该函开篇言及“廿一日接到手书并拙著十六部”，此乃指钱玄同为其编印《章氏丛书续编》事；查《续编》于1935年5月印就后，钱玄同随即寄呈十六部予章氏（见章太炎5月23日致吴承仕函，《章太炎书信集》，第372页），故该函应撰于本年。另，此函还提及国学讲习会“当于秋后举行”，此亦为该函应系于1935年之佐证。刊有《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王謇、吴契宁、王乘六记录整理）。1935年9月16日，章氏国学讲习会正式开讲，“讲演课程有《诸子略说》、《文学略说》、《小学略说》、《经学略说》、《史学略说》等若干种”，汤国梨口述、胡觉民整理：《太炎先生轶事简述》，《追忆章太炎》，第109页。出版有《章氏国学讲习会演讲记录》（诸祖耿、王乘六记录整理）。
从上表可看出，章太炎一生中自己创办学会、系统讲授国学的活动主要有三次，分别为早年东京国学讲习会、民初北京国学会、晚年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其余则往往是应各地之邀而客串讲学，故时间短暂、难得系统，甚至仅“观察风土言之”，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582页。“意不在学也”。章太炎：《自定年谱》，《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152页。更关键的是，这些讲学多属公众演讲性质，少有师生交流，因此就影响而论，自然远不及章氏自己创办学会的三次讲学。而在这三次讲学中，尤以前后两次持续时间最长，皆达数年之久（北京国学会则不满一月），而且在这两次讲学过程中，章太炎基本上心无旁骛、“专务历学”。章太炎：《与钟正楙》，《章太炎书信集》，第250页。唯其如此，作为一个以学术文化为特色的群体，章门弟子也大多产生于这两次讲学中。
关于“章门弟子录”
由于章太炎在学界与政界均拥有崇高的声望，且曾多次登台讲学，故其门下弟子当不在少数，朱希祖即曾说“章师弟子甚多，几累百盈千”，《朱希祖日记》，1938年7月28日条，转引自朱元曙：《朱希祖与钱玄同》，《万象》2006年4月号。章太炎晚年也在《通告及门弟子》中声称“余讲学以来几四十年，及门著籍，未易偻指”。章太炎：《通告及门弟子》，《章太炎书信集》，第946页。那么，章门弟子究竟有多少？具体包括哪些人？是否有明确的衡量标准？这正是本节以下将要讨论的问题。
长期以来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章门弟子系以是否向章太炎磕头拜师为准，其实这只不过是误传。周作人便澄清说：“章太炎先生的弟子很多，虽然传闻其间有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大概有些正式磕过头的，或者以此自豪，而同门中以时代先后，分出东京、北京、苏州几个段落来的也未始没有，不过实际上并无此等阶级，曾见苏州印行的同门录，收录得很广”。周作人：《章太炎的弟子》，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亦报〉随笔》，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91页。
周作人上述这番话，一方面澄清了流传至今的坊间传闻，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章太炎晚年曾印行过《同门录》。
关于周作人提到的这份《同门录》（或称《弟子录》），据笔者所见，大致还有以下几处相关记载，兹以时间为序，摘录如下。
（一）1933年3月20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函中写道：
《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大抵以东京学会为首，次即陆续增入，至近岁而止。其间有学而不终与绝无成就者，今既不能尽记姓名，不妨阙略。所录约计五十人左右，然亦恐有脱失也。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53页。
（二）1933年7月4日，钱玄同致信周作人说：
此外该老板（指吴承仕——引者按）在老夫子那边携归一张“点鬼簿”，大名赫然在焉，但并无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诸人，且并无其大姑爷（指龚未生——引者按），甚至无国学讲习会之发祥人，董修武、董鸿诗，则无任叔永与黄子通，更无足怪矣。该老板面询老夫子，去取是否有义？答云，绝无，但凭记忆所及耳。然则此《春秋》者，断烂朝报而已，无微言大义也。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三）1935年5月22日，章太炎又致函钱玄同曰：
弟子录颇有夺漏，当令补录。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56页。该函原系1936年，有误。因为章氏此函主要是为《章氏丛书续编》勘误事，故应系于1935年5月《续编》出版后不久，下函亦同。
（四）1935年5月27日，章太炎在致钱玄同、吴承仕函中又提及：
玄同前此来书，谓同门名氏多有未备，如蓬仙等，仆但记其字，已忘其名，其他似此者，多望补为录示，以凭将来之添印也。章太炎：《与钱玄同、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157页。该函原系于1936年，亦误。
（五）1936年4月20日，钱玄同致信章太炎建议：
窃思三十年来，著弟子籍者甚多，但师讲学多次，异时异地，其同时受业者，已多散处四方，音书辽绝。至于时地不同者，彼此互睹姓名而不知为同门者盖甚夥。鄙意似宜先在南北大报上登一通告，属各人开列姓名、字、年岁、籍贯，何年在何处受业，现在通讯处，及现在在何处任事各端，并定一表格，使之照填，集成目后，刊《章氏弟子录》一册。如此不但便于通讯，且可使先后受业诸人互悉某某为同门，不知尊意以为然否？钱玄同：《致章太炎》，《制言》第16期，1936年5月1日。
（六）1936年10月9日，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写道：
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成册。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7页。本书所引《鲁迅全集》各卷均为该版本，不再逐一注明。
（七）20世纪90年代，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钱鼎澄回忆：
办公室亦不编印《同学录》。钱鼎澄：《追记章太炎师主办“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追忆章太炎》，第475页。
（八）1996年8月，曾就读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的姚奠中回顾说：
当年章师母曾拟辑同门录，以难，未能实现。姚奠中：《山西的几个章门弟子》，《文史月刊》1997年第4期。
将上述零星记载连缀起来，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信息：
第一，“章门弟子录”最初刊刻于1932年，次年初又做过若干修订，因为章太炎1933年曾言：“《弟子录》去岁已刻一纸，今春又增入数人”。此后，钱玄同因其“多有未备”而多次建议补录，并最终提议发一通告，重新登记刊刻，但终“以难，未能实现”，包括新参加国学讲习会的弟子，“亦不编印《同学录》”。
第二，章太炎晚年编印《弟子录》颇为随意，“但凭记忆所及耳。……无微言大义也”，故“颇有夺漏”，其中不仅没有鲁迅、许寿裳、钱均甫、朱蓬仙等民报社听讲诸人，而且连章氏长婿龚未生也未收入。由此可见，这份《弟子录》并不足以作为是否章门弟子的衡量标准。
第三，《弟子录》虽不完备，但既然是章太炎亲自编印并且做过修订，其中收录之人当是章氏印象较深且颇为认可的弟子，“约计五十人左右”，这些人无疑是当之无愧的章门弟子。但遗憾的是，无论是1932年初刻本还是1933年修订本，迄今均未见公布。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新近影印出版的《钱玄同日记》中，又找到了两条关于“章门弟子录”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