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史学转型过程中，“古史辨派”的崛起无疑是一件大事。有论者即曾形容说：“从民国十五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到民国三十年《古史辨》第七册下编成书（1926—1941），古史辨运动乃为当时史学界的主流。换句话说，这段时期的文史学者，不管赞成不赞成，都多多少少受到这个疑古气候的感染，而学术界疑古气温之高升，也使得其余史学思潮隐而不彰。”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47页。徐炳昶甚至回顾说：“近三十余年（大约自1917年蔡元培长北京大学起至1949年全国解放时止），疑古学派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当日在各大学中的势力几乎全为疑古派所把持”。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7页。以上这些描述或许不无夸大，杨宽即说徐旭生关于疑古派势力的说法“不免太夸大了”（《历史潮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第87页）。陈以爱也认为“在20年代初的国学门乃至北方学术界中，疑古辨伪的风气还没有横扫学术界；对古史古书的怀疑与辨析，也只是一部分学者所重视及提倡的学术工作”。见《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以下简称《国学门》），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1999年版，第293页。但“古史辨派”对中国近代史学所造成的剧烈冲击则是不容置疑的。而历史地看来，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的策源地恰是章门弟子长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北大国学门，因此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的关系便尤其值得加以深入的探讨。
一、北大国学门与疑古思潮
台湾学者陈以爱曾经在其专著《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一书中，通过对北大《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刊载文章的性质和作者群的比例分析发现：“古史辨运动在20年代学术界虽确曾众口喧嚷，震动一时之视听，而‘疑古派’的中坚分子胡适、钱玄同、顾颉刚也都与北大关系密切，但‘疑古辨伪’终究不能算是国学门的代表学风”。陈以爱：《国学门》，第304页。这种观点首次深刻揭示了北大国学门与疑古思潮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具有充分的说服力和启发意义。本节即拟在此基础上，予以更全面详尽的梳理辨析。
（一）北大国学门的创建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1920年7月，北大评议会议决改组旧有的研究所，将之合并为四门。在分门筹设的过程中，蔡元培委托章门弟子马裕藻、沈兼士筹建国学门，并宣布“本校国学研究所，现由马幼渔先生、沈兼士先生担任整理贡献”。蔡元培：《北京大学一九二一年开学式演说词》，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423页。在他们二人的共同努力之下，“分门筹备，以国学门进展最快”，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遂于1922年1月首先成立。1922年1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宣告：“本门已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启事》，《北京大学日刊》第936号，1922年1月17日。1922年2月11日，北大评议会又通过《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蔡元培以校长兼任研究所所长，是当然委员长；顾孟余、李大钊、沈兼士也分别作为教务长、图书主任、国学门主任，是当然会员；其余成员则包括国文系主任马裕藻、史学系主任朱希祖、哲学系主任胡适、国文系教授钱玄同、周作人等。《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全体委员名单》，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1912—1937）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41页。从这份名单来看，章门弟子多达5人，超过全体委员的一半，这说明在北大国学门的创建初期，章门弟子占据了主流的地位。
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人在三院译学馆原址合影，一排左起：董作宾、陈垣、朱希祖、蒋梦麟、黄文弼，二排左起：顾颉刚、马衡、沈兼士、胡鸣盛，三排左起：常惠、胡适、徐炳昶、李玄伯、王充玮。
与此同时，顾颉刚作为国学门助教，也参与了国学门章程之草拟、研究室之布置、学术期刊之编辑、编辑室和学会工作之进行等重要事务。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的组织能力得到了很大历练，为其后创建诸多学术团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更关键的是，在此期间，他还通过与胡适、钱玄同等人的密切交流，逐渐萌发了“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说”的思想，从而为其全面提出“古史辨”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具体说来，“古史辨运动”的肇端可追溯至编辑《国故丛书》一事。此事缘起于1920年秋，顾颉刚将自己所撰《清籍考》呈胡适阅。11月，胡适致函提醒他姚际恒颇值得注意。此函后以《询姚际恒著述书》为题，列为《古史辨》第一册第一篇。对此，胡适曾表示：“承顾先生的好意，把我的一封四十八个字的短信作为他的《古史辨》的第一篇。我这四十八个字居然能引出这三十万字的一部大书，居然把顾先生逼上了古史的终身事业的大路上去，这是我当日梦想不到的事。”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影印版，第335页。本书下引《古史辨》各册均为该版本，不再一一注明。由此可见，这正是“古史辨运动”的起点。与此同时，胡适还建议顾颉刚标点姚际恒所撰《古今伪书考》，并且说：“或者我们可以计划一个小小的‘国故从书’。用新式标点翻刻旧书，如《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国故论衡》等等。你很可以做这件事，我可以略帮忙。”胡适：《嘱点读〈伪书考〉书》，《古史辨》第1册，第6页。对胡适这一计划，顾颉刚很有兴致，他次日即回信说：“接读来信，欣喜万状。计画‘国故丛书’，我也久有此想。……方才子水见先生的信，大喜，谓《经传释词》及《古书疑义举例》，都可由他标点。他并说可以大家商议一个书目出来。我想在四五天内约他同到先生处商议一下。”顾颉刚：《致胡适》，杜春和等编：《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9页。显而易见，激动之情溢于言表。12月21日，顾颉刚又致信胡适询问：“《古书疑义举例》既经点读好，就可付印么？……《国故从书》的板式，最好请先生即行拟定。”顾颉刚：《致胡适》，《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第1013—1014页。显然，他们不仅跃跃欲试，而且马上就已经付诸行动。
胡适这一计划还得到了章门弟子的认可。在12月21日致胡适信中，顾颉刚就提到：“《国故丛书》计画，得马、沈、钱诸先生赞同，极快。”由于获得章门弟子的支持，国学门正式成立之后，编辑《国故从书》的计划很快被正式提上议事日程。据胡适1922年3月8日日记记载，该日，北大出版委员会议决添设《北京大学国故丛书》、《北京大学国故小丛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上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1页。今天看来，胡适的《国故从书》计划之所以能在国学门中顺利通过，主要是因为该计划最初其实不外乎标点翻刻古书，况且胡适所具体列举的《经传释词》、《古书疑义举例》、《国故论衡》等书，均是清学正统的代表作，其中有两部更直接是章太炎及其师俞樾的代表作。可以想见，这样一个计划，无疑是章门弟子所欢迎的。
对于胡适的计划，反倒是顾颉刚做了一些变更。他通过整理《古今伪书考》，决定在此基础上发起编辑《辨伪丛刊》。顾颉刚后来曾回顾：“我不愿单单注释《伪书考》了，我发起编辑《辨伪丛刊》”。见《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47页。他在1920年12月15日致胡适信中即主张：“我的意思，可以拿《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三种合印成一册，唤做《辨伪三种》。”顾颉刚：《告拟作伪书考跋文书》，《古史辨》第1册，第13页。次年1月25日，他又致信胡适说：“我的意见，不妨唤作《辨伪丛刊》；现在标点的三种唤做《丛刊》第一集。”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古史辨》第1册，第21页。1921年6月9日，他在致好友王伯祥信中也说：“我日来在家里做《辨伪丛刊》的事情。这是《国故从书》的一部分。”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第1册，第34页。他还具体拟了一份目录，其中都是历代辨伪之作。顾颉刚：《答编录〈辨伪丛刊〉书》，《古史辨》第1册，第33—34页。与胡适《国故从书》相比较，顾颉刚这一动议显然更注重“辨伪”。
青年时期的顾颉刚
对发起编辑《辨伪丛刊》一事，胡适自然赞成。1920年12月18日，他致函顾颉刚表示：“你主张把《诸子辨》、《四部正讹》、《古今伪书考》合刊一册，叫做《辨伪三种》，这是极好的。此书不妨慢慢地整理。或临时加入别的新发见的辨伪著作，亦未可知。”胡适：《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古史辨》第1册，第15页。1921年7月1日，他又在致顾氏信中肯定说：“《辨伪丛刊》事，你的办法我很赞成。”胡适：《论〈辨伪丛刊〉体例书》，《古史辨》第1册，第38页。而在7月25日的日记中，他再次提及：“作书与颉刚，请他……先把他已编成的《辨伪丛刊》两集付印。”《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61页。
事实上，如果仅就单纯“辨伪”而言，国学门内部也并无多大分歧。朱希祖便认为“虽子思、孟子所说亦不足信”，《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3月28日条，第1565页。并以《卿云歌》出于《尚书大传》，“乃后人伪撰，著作的人实非虞舜”为由，反对将之定为国歌。朱希祖：《论〈卿云歌〉不宜为国歌》，周文玖选编《朱希祖文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马裕藻也拟编撰《古籍校读法讲义》，并同意钱玄同将《论衡》之《书虚》、《艺增》和《史通》之《疑古》、《惑经》等辨伪名篇，视为最高等之“古籍校读”。参见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古史辨》第1册，第25页。但正如胡适后来所述，“我们有‘辨伪丛刊’的计划。先是辨‘伪书’，后转到辨‘伪事’。颉刚从此走上了辨‘伪史’的路”。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6页。顾颉刚并不满足单纯的“辨伪书”，而是要进而“辨伪史”，而且他认为：“从伪书引渡到伪史，原很顺利。有很多伪史是用伪书作基础的，……想到这里，不由得不激起了我的推翻伪史的壮志。起朴社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沈尹默题签）先仅想推翻伪书中的伪史，到这时连真书中的伪史也要推翻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47页。很明显，顾颉刚这一想法将“辨伪”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进入到了“疑古”的层次。
（二）章门弟子与“古史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