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30年代，钱玄同的疑古态度愈发坚定，他重申：“凡治历史科学，第一步必要的工作是‘审查史料的真伪’”，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5页。“总而言之，咱们现在对于古书，应该多用怀疑的态度去研究它们，断不可无条件地信任它们，认它们为真古书、真事实、真典礼、真制度。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04页。他甚至为此不惜与同门吴承仕分裂，黎锦熙曾回顾说：“他的同门学友吴承仕先生，向来教的一门‘三礼名物’，民廿二，他一定要废除，大家以为是因为两人当时宗旨不合，但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见《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7页。与此相较，胡适虽在20年代初屡屡鼓励顾颉刚“宁可疑而过，不可信而过”，胡适：《适之先生评》、《告拟作〈伪书考〉长序书》、《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第1册，第12、15、23页。但到了1929年却向顾颉刚宣称：“我不疑古了，要信古了！”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我与古史辨》，第198页。由此看来，钱玄同在30年代仍提倡“与其过而信之也，宁过而疑之”，显然更具有“疑古”的彻底性。
而作为“古史辨运动”的领袖，顾颉刚也一再提及钱玄同的鼓励。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就说：“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地迅速。”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89页。在晚年所撰《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他也写道：“我的《古史辨》的指导思想，……从近的来说则是受了胡适、钱玄钱玄同为顾颉刚编《古史辨》第二册题签同二人的启发和帮助。”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我与古史辨》，第197页。
第二，启发顾颉刚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
如前所述，顾颉刚与钱玄同最初是通过编辑《辨伪丛刊》结识的，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曾经咨询钱氏：“我们的辨伪，还是专在‘伪书’上呢，还是并及于‘伪事’呢？……我们或者拿辨‘伪事’的算作《辨伪丛刊》的‘甲编’，辨‘伪书’的算作‘乙编’；……先生以为何如？”顾颉刚：《论〈辨伪丛刊〉分编分集书》，《古史辨》第1册，第23页。对此，钱玄同明确答复说：“我以为二者宜兼及之，而且辨‘伪事’比辨‘伪书’尤为重要。崔东壁、康长素、崔觯甫师诸人考订‘伪书’之识见不为不精，只因被‘伪事’所蔽，尽有他们据以驳‘伪书’之材料比‘伪书’还要荒唐难信的。……所以我认为辨‘伪事’比辨‘伪书’为尤重要。”钱玄同：《论近人辨伪见解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1页。
今天看来，正是由于从“辨伪书”拓展到“辨伪事”，而且强调后者，才使“古史辨运动”超越了传统疑古辨伪的范围，上升为“疑古”史学。而在这一方面，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启发是极为关键的，台湾学者杜正胜便明确指出：“疑古之风演成一股潮流，虽数顾颉刚出力最多，但钱玄同才是灵魂人物，唯有他的辨‘伪事’更甚于‘伪书’的明确主张，疑古作风才进入史学的领域。”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中国文化》第12期，1995年秋季号。
第三，鼓励顾颉刚从“辨伪子”、“辨伪史”发展到“辨伪经”。
钱玄同继承了历代疑古辨伪的成就，但他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他曾经向顾颉刚指出：“我觉得宋以来有四个大学者，本来都是可以有大成就的，因为被‘经’罩住了，以致大蒙其害。四人者，朱熹、颜元、章学诚、崔述是也”，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4页。“‘六经’在古书中不过九牛之一毛，但它作怪了二千多年，受害的人真是不少了。它作怪时用的许多法宝之中，‘伪书’和‘伪解’就是很重要的两件，我们不可不使劲来推翻它”。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50页。
鉴于此，钱玄同一再鼓励顾颉刚勇于“疑经”。他说：“我以为‘经’之辨伪与‘子’有同等之重要——或且过之。因为‘子’为前人所不看重，故治‘子’者尚多取怀疑之态度；而‘经’则自来为学者所尊崇，无论讲什么，总要征引它，信仰它，……故‘伪经辨证集说’之编纂尤不容缓也”，钱玄同：《论编纂经部辨伪文字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8页。“过去的学术界，是被‘宗经’的思想支配的。……所以无论治文学的，治历史的，治政治的，乃至治其他种种国故的，无不宗经——宗《十三经》。他们尽管不信任‘史’和‘集’，甚至不信任‘子’，但一定信任‘经’。……所以我以为我们现在对于治国故的人们，应该供给他们许多辨伪的材料；而辨伪‘经’的材料，比辨伪‘史’、伪‘子’、伪‘集’的材料，尤其应该特别注重”。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36—137页。
在具体实践中，钱玄同也身体力行地积极“辨伪经”。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即曾写道：“我极想采王充以来直到现代凡‘疑经’之论汇为一编，为推翻‘六经’之参考资料，……辨伪经实比辩伪子、伪史大，其重要因为子、史向不为人重视，打倒几部伪的，大家并不觉得什么，打倒伪经，实为推倒偶像之生力军，所关极大也，且此物不推翻，则非信为真正古史，即尊为‘微言大义’，于历史上、于学说上皆有损害也”。《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2月24日条，第2453—2454页。在1923年2月9日致顾颉刚信中他再次表示：“一年以来，我蓄志要搜集关于‘群经’之辨伪文字。我以为推倒‘群经’比疑辨‘诸子’尤为重要。因‘诸子’是向来被人目为‘异端’的，……若‘群经’则不然。……然正惟其如此，咱们所肩‘离经叛道’之责任乃愈重。”钱玄同：《论〈诗〉说及群经辨伪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3页。
从后来“古史辨运动”的发展方向来看，钱玄同这种观点显然具有转折性意义。顾颉刚即曾回顾说：“在九年冬间，我初做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55页。胡适也评价说：“崔述推翻了‘传记’回到了他认为可靠的‘经’，我们决定连‘经’都应考而后信，在这一方面，我们得着钱玄同先生的助力最大。”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第336页。
第四，在许多方面启发丰富了顾颉刚的“古史辨”学说。
众所周知，顾颉刚“古史辨”学说的基础是“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亦即“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58页。也正所谓：“时代越后，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无征，知道的古史越多”。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5页。而客观来看，这种观点源自于崔述，钱穆就指出“颉刚史学渊源于崔东壁之《考信录》，变而过激，乃有《古史辨》之跃起”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67页。，胡适也说：“这个见解起于崔述。崔述曾说：世益晚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辨》第1册，第192页。但值得一提的是，在“古史辨派”中最早注意崔述这一观点的是钱玄同。早在1912年1月26日的日记中，他便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甚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此说最为坚确。”《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2年1月26日条，第1043页。而从顾颉刚萌发“层累说”的经过来看，他与钱玄同曾有过密切交流，其首次揭橥“层累说”的文章即是《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由此来看，他对于崔述这一观点的关注，或许与钱玄同的启发不无相关。
此外，顾颉刚关于伪史料的“移置”主张或许也是受到钱玄同启发。这里首先必须澄清的是，“古史辨派”虽然力辨诸书，但也并未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其“移置”至适当的时代。关于“移置”，时下学界多引陈寅恪1930年6月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的阐述：“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迳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80页。这固然不错，但是却忽略了“古史辨派”在这一问题上的贡献。实际上，较早提出这一主张的正是“古史辨派”。朱希祖早在1919年便提出：“证明是伪，即考明此书出于何时，即定为何时的政论或政策；其他一切伪书，皆须考明出于何时。关于文学的，即定为那时的文学；关于哲学的，即定为那时的哲学。盖伪造亦有伪造的学说，亦不可一概抹杀”（《整理中国最古书籍的方法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3号，1919年3月）。梁启超1922年也说：“辨别伪书，凡以求时代之正确而已，不能因其伪而径行抛弃。例如谓《管子》为管仲作，《商君书》为商鞅作，则诚伪也，然当作战国末法家言读之，则为绝好资料。谓《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则诚伪也，然其中或有一小部分为西周遗制，其大部分亦足表现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之交之时代背景，则固可宝也”（《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不过他们二人均未对此做更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在1923年发表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顾颉刚就曾阐发说，“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0页。这无疑说明他此时已萌发了“移置”伪史料的主张。时至30年代初期，顾颉刚又一再表示：“倘使不用了信仰的态度去看而用了研究的态度去看，则这种迂谬的和伪造的东西，我们正可以利用了它们而认识它们的时代背景”，顾颉刚：《中国上古史研究课第二学期讲义序目》，顾颉刚编：《古史辨》第5册，第259页。“许多伪史料，置之于所伪的时代固不合，但置之于伪作的时代则仍是绝好的史料：我们得了这些史料，便可了解那个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所以伪史的出现，即是真史的反映。我们破坏它，并不是要把它销毁，只是把它的时代移后，使它脱离了所托的时代而与出现的时代相应而已。实在，这与其说是破坏，不如称为‘移置’的适宜。一般人以为伪的材料便可不要，这未免缺乏了历史的观念”。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131—132页。至此，“移置”说显然已正式形成。
此后，顾颉刚还屡屡澄清说，“我们的辨伪，绝不是秦始皇的焚书。不过一般人确实常有焚书的误认，所以常听得人说：‘顾颉刚们说这部书伪，那部书伪。照这说法，不知再有什么书可读！’这真是太不了解我们的旨趣，不得不辨一下。我们辟《周官》伪，只是辟去《周官》与周公的关系，要使后人不再沿传统之说而云周公作《周官》。至于这部书的价值，我们终究承认的。要是战国时人作的，它是战国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若是西汉时人作的，它便是西汉政治思想史的材料。……这原是以汉还汉，以周还周的办法，有何不可”顾颉刚：《古史辨第四册序》，《我与古史辨》，第154—155页。，并明确提出：“我们只要把战国的伪古史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战国史里，把汉代的伪古史也不放在上古史里而放在汉代史里。这样的结果，便可使这些材料达到不僭冒和不冤枉的地步而得着适如其分的安插。这便是我们今日所应负的责任。”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古史辨》第7册上编，第62—63页。
由此可见，“古史辨派”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完全抹杀伪书的价值，而是主张将之“移置”至适当的时代，以作那一时代的研究材料。而且从提出的时间来看，“古史辨派”比陈寅恪要早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的是钱玄同。早在1922年9月1日，钱玄同在致胡适信中便指出：“自来造假书最有名的人是刘歆和王肃，但此二人所造的伪书，尽有他的价值，未可轻于抹杀。”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09页。1923年4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说：“辨伪诚是整理国故中第一件大事，但辨伪的意思完全为求真相，就是对于大家都说是张三做的文章，我们觉得有些可能，于是考证，考证的结果断定这是李四做的，不是张三做的，如此而已，至于张三李四的好坏优劣这是另一问题。李四的话也许简直是胡说，也许略有道理，也许和张三有同等的价值，也许过于张三远甚，绝不可一概抹杀。比如《礼运》和《周礼》，说它不是孔丘和姬旦作的，这是不错的，至于它的价值，不但《周礼》的组织远非姬旦所能梦见，即《礼运》的思想恐怕也比孔丘要进步了。”《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4月4日条，第2622页。而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他也写道：“若讲伪书的价值，正未可一概而论。乱抄乱说的固然不少，至于《易》之《彖》、《象》、《系辞传》，如《小戴礼记》中之《礼运》、《中庸》、《大学》诸篇，如《春秋》之《公羊传》与《繁露》，如《周礼》，这都是极有价值的‘托古’著作。……不能因其非姬旦、孔丘所作便说是无价值。我很佩服姚际恒、崔述、康有为那样‘疑古’的求真态度，很不佩服他们那样一味痛骂伪书的卫道态度。”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49页。1925年12月13日，他又再次致信顾颉刚说：“辨古书的真伪是一件事，审史料的虚实又是一件事。譬如《周礼》、《列子》，虽然都是假书，但是《周礼》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代的真制度，《列子》中也许埋藏着一部分周汉间道家的思想。……就是假书也是一种史料哇。《周官》如其是刘歆他们造的，便是关于他们的政治思想的史料；《公羊》便是周汉间一部分儒者的思想史料，或者就是董道士的思想的史料。”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5、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