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而易见，钱玄同十分重视伪书的历史研究价值，并非一味“蔑古”，黎锦熙在挽诗中即为其申辩说：“疑古原非蔑”。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93页。另外在“移置”说上，他早在1922年9月1日致胡适的信中就已有所阐述，是“古史辨派”中最早提出这一见解者。而从当时顾颉刚与胡适交往的密切程度来考察，很有可能是从中受到启发，从而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萌发了这一思想。而且，钱玄同随后在致顾颉刚信中对此仍一再阐发，这无疑对顾氏在30年代前后正式形成“移置”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五，号召顾颉刚等人打破“今古文”的壁垒。
无可否认，钱玄同一生对今文经学较为偏爱，周作人即曾回忆说，“他总以今文学派自居，定别号曰‘饼斋’，刻有一方‘饼斋钱夏’的印章，就是到了晚年，也仍旧很爱这个称号的”，但周氏同时也指出钱玄同“对于公羊学派那一套微言大义并不相信”。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钱玄同印象》，第11页。这也就是说，钱玄同虽然偏爱今文经学，但是并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今文家。事实上，钱玄同在1921年3月23日致顾颉刚信中便自述说：“我对于经，从一九○九年至一九一七年，颇宗今文家言，……我前几年对于今文家言是笃信的，自从一九一七以来，思想改变，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我现在以为古文是假造的，……今文是口说流行，失其真相的，两者都难凭信”。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序》，《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25页。由此可见，自1917年始，他已经打破了今古文的“家法”观念。而从后来的经学史研究实践来看，钱玄同确实摆脱了今古文之争的困扰。
首先，他对今文家与今文经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23年1月15日，钱玄同在日记中说：“东汉之古文家，对于五经的观念实比西汉的今文家要正确，而且能够渐渐找出条例来。西汉的今文家把几部文学和历史看得稀奇古怪，所谓‘非常异议可怪’也，东汉的古文家则渐渐能以古史视之矣。……章太炎师以古文家自命，他讲经虽不能斩尽葛藤，然实贤于夸大之今文家，如康有为、夏曾佑等。”《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3年1月15日条，第2478页。与此同时，他还对胡适指出：“康有为推倒‘古文经’，却又尊信‘今文经’——甚而至于尊信纬书。这都未免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了！”钱玄同：《玄同先生与适之先生书》，《古史辨》第1册，第27—28页。这显然说明他并非一味维护今文家。至于今文经，他也做出了严厉的批评。1925年9月22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就说，“我现在对于‘今文家’解‘经’，全不相信，……所以对于今之《左传》，认为它里面所记事实远较《公羊传》为可信，因为它是晚周人做的历史，而《公羊传》则是‘口说流行’，至汉时始著于竹帛者”，钱玄同：《〈春秋〉与孔子》，《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61—262页。这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已改变了他早年信奉今文经时对《左传》的怀疑态度。1931年，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他又再一次重申：“说到史料，不但古文经靠不住，即今文经中靠得住的史料也就不多，因为其中羼杂了些儒家‘托古改制’的文章。”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309页。至1935年1月20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更写道：“今文经固然不是全伪，然伪经亦正不少”钱玄同：《致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最后一页”。。
其次，对于今文经学的具体观点，钱玄同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众所周知，今文家认定“六经”为孔子所修，其中蕴含了所谓的“微言大义”。而钱玄同则根本反对此说法。他在1923年5月25日致顾颉刚信中就说：“‘六经’固非姬旦的政典，亦非孔丘的‘托古’的著作……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38页。1925年12月13日，他再次对顾颉刚强调说：“康、崔两君虽能推翻壁中古文经，但是他们俩是根本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的；……咱们现在则不然，根本不相信‘孔子定六经’那件事，对于所谓‘经’也者，只认为是古代留下来的几篇文学作品，几本档案黏存，几张礼节单子，几首迷信签诗，几条断烂朝报而已。”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78页。到了1930年12月19日，他在致胡适信中更明确表示：“孔子一生，我以为是并没有著过书”。钱玄同：《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122页。显而易见，这些观点都是与今文经学相悖的。
再次，钱玄同还一再呼吁破除门户之见，对今古文加以平等的研究。钱玄同先后师从晚清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位大师——章太炎与崔适，故此“能够洞悉两派的是非”。任访秋：《钱玄同论》，《钱玄同印象》，第141页。他在1922年12月24日的日记中便说：“清代的古文家章炳麟，痛驳微言大义之说，不信孔子有作经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今文学家的云雾。今文家的康有为发明古史不足信之说，不信有周公制礼之事实，这是拨开汉代古文家的云雾。”然而在他看来，“清代的也有乌烟瘴气之处，此则中汉代之毒的原故。就是章君，能拨开孔子作经的云雾，而仍躲在周公制礼的云雾之下；康君能拨周公制礼的云雾，而仍躲在孔子作经的云雾之下，此其蔽也。我们现在应该取他们拨云雾之点，而弃他们躲在云雾下之点，则古史真相才能渐渐明白地披露了”。《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2月24日条，第2448—2449页。这说明他清醒看出今古文之争的弊端，从而跳出了这一窠臼。在1931年撰写的《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一文中，他更是尖锐批评说，“古文家和今文家是一丘之貉，今文家攻击古文家是吃醋，如师丹、范升是，古文家攻击今文家是阴谋，如刘歆是，都够不上说怀疑”，并主张：“我以为我们今后对于过去的一切笺、注、解、疏，不管它是今文说或古文说，汉儒说或宋儒说或清儒说，正注或杂说，都可以资我们的参考及采取。……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这些分门别户、是丹非素、出主入奴的陋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165、217—219页。1935年1月20日，他在致顾颉刚信中又说：“现在都应该平等看待，不问今古，不问汉宋，折善而从，无须是丹非素，出主入奴。”钱玄同：《致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最后一页”。
与此同时，钱玄同甚至还根本反对所谓“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提法。他说：“我认为‘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这两个词，都是根本不能成立的。……今文与古文是一定要考证明白的，因为有真伪之别，在史料上的关系甚大，但并无所谓两家之‘学’”，钱玄同：《致顾颉刚》，《古史辨》第5册，“最后一页”。“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钱玄同文集》第4卷，第211页。这无疑充分表明了钱玄同已彻底打破了今古文之争的壁垒。对此，其挚友黎锦熙曾为之申辩：“有人把他专拉作‘今文’学家，……这也是错误的。”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77页。周予同也说：“他们不是经学家而是史学家，他们不是旧的史学家而是新的转变期的史学家。”周予同：《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页。甚至对钱玄同“疑古”持保留意见的徐旭生也十分公允地评价他“素不主张门户”徐旭生：《我所认识的钱玄同先生》，《钱玄同印象》，第37页。。
更为重要的是，钱玄同的这种观念还对顾颉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序》中，顾颉刚就曾回顾说：“1920年我在北大毕业之后才认识钱玄同先生。……他兼通今古文而又对今古文都不满意。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评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目一齐撕破，方好显露出他们的真面目……’……我觉得这是一个极锐利、极彻底的批评，是一个击碎玉连环的解决方法。我的眼前仿佛已经打开了一座门，让我们进去对这个二千余年来学术上的一件大公案做最后的判断了。”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序”。至晚年，他在准备作为自传的《玉渊潭忆往》中也提及自己早年治学总得不到中心，及至与钱玄同交谈多次后，方才使自己开始弄清楚一个目标，知道现在治经学的任务不是要延长经学的寿命，而正是要促成经学的消亡，使得我们以后没有经学，将经学的材料全数变成古代史和古代思想史的材料，由是他立志做经学的结束者。顾颉刚：《玉渊潭忆往》，转引自李可亭：《钱玄同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页。钱玄同对顾颉刚的启发，由此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古史辨运动”的基本精神与发展方向，还是在“古史辨运动”的具体观点和根本立场上，钱玄同都对顾颉刚予以了积极支持和精心指导，有论者因此将他视为“古史辨运动”的灵魂人物，这一评价应当说是客观的。
三、鲁迅与“古史辨派”的纠葛
如果说钱玄同是少数公开支持“古史辨派”的章门弟子，那么鲁迅则是章门弟子中唯一对顾颉刚明确表示不满者，甚至因此与钱玄同决裂。其中是非曲直，已不乏研究者详细辨析，详参桑兵：《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汪毅夫：《北京大学学人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兼谈鲁迅在厦门的若干史实》（《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3期），包红英、徐文海：《鲁迅与顾颉刚》（《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6期）等文，以及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本节仅拟就鲁迅与顾颉刚冲突的深层原因做一番简单探讨。
第一，“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
今天看来，鲁迅与顾颉刚的矛盾最初可追溯至1921年。该年，鲁迅在其名篇《阿Q正传》的《序》中，曾就“阿Q”之名的来历做了一段颇为嬉戏的考证文字，并写道：“只希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的门人们，将来或者能够寻出许多新端绪来”。鲁迅：《阿Q正传》，《鲁迅全集》第1卷，第490页。据周作人后来阐释，“这《序》是一篇所谓蘑菇文章，是冲着当时整理国故的空气，对那些有‘历史癖与考据癖’的先生们开玩笑的。”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83页。但顾颉刚却对此十分看重，甚至对号入座，他曾在日记中说：“彼所以至此讥讽者，只因五四运动后，胡适以提倡白话文而得名过骤，为北大浙江派所深忌，而我为之辅佐，觅得许多文字资料，助长其气焰，故于小说中下一刺笔。”此为顾颉刚在1973年7月日记中所记，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2页。由此可见，这种派系的纷争确实埋下了二人矛盾的伏笔。
不过，鲁迅与顾颉刚的冲突主要还是由“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的矛盾引起。《语丝》与《现代评论》是20年代中期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两份重要刊物，分别由鲁迅与胡适等人领导。由于在社会政治等问题上存在着意见的分歧，二者渐行渐远，终告对立。而顾颉刚虽是《语丝》最初拟订的长期撰稿人之一，但他一贯主张“只认得学问，不认得政见和道德主张”，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因此也常在《现代评论》发表文章，并与胡适、陈源等“现代评论派”交好。他撰写《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时还向陈源请教，并遵其意见修改。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我与古史辨》，第75页。陈源也对顾颉刚所撰《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予以盛赞，公开表示“觉得几乎没有一句话不同意”。陈源：《再论线装书》，吴福辉编：《西滢闲话》，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228页。而众所周知，在轰动一时的“女师大风潮”中，鲁迅等“某籍某系”与陈源等“正人君子”发生了激烈论战，顾颉刚也不免受到牵连。更为关键的是，当时有人怀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顾颉刚亦持此论，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源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这显然使鲁迅与顾颉刚之间结下了更深的宿怨。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3页。另可参阅刘文典1949年《关于鲁迅》的演讲。而据胡适说，陈源此说是误信张凤举之言，参见胡适：《致苏雪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9页。
此后，同在厦大国学研究院共事的鲁迅与顾颉刚更是矛盾日益激化，当地媒体曾经公开称之为“胡适派与鲁迅派”的冲突。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35—136页。鲁迅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也说：“‘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我们个体自然被排斥”。鲁迅：《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3、126、156页。他后来还说：“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鲁迅：《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0页。而当二人先后转往中大时，鲁迅又宣称“顾某若来，周某即去”，以示二人之势不两立。他甚至指斥顾颉刚“反对民党”，为此顾氏还曾发表声明，欲提出诉讼、对簿公堂。
第二，治学旨趣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