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章太炎：《题黄侃梦谒母坟图记后》，《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473页。“行止不甚就绳墨”，颇“俶异”，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章太炎全集》第5卷，第260页。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章太炎：《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51页。“揣季刚生平，敢于侮同类”。章太炎：《与吴承仕》，《章太炎书信集》，第335页。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546页。“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405页。他甚至还在日记中指斥黄侃“行似无赖子，不欲见之也”。《周作人日记》下册，第204页。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龉不能容。”朱希祖：《答旭初见赠十一用寺韵》，《文史大家朱希祖》，第127页。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黄侃：《请故国子监生蕲州黄君妻萧孺人墓志铭》，《黄季刚诗文钞》，第56页。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马叙伦：《章太炎》，《追忆章太炎》，第27页。
才高气盛的黄侃
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第26页。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地是私下问学，似未曾长期旁听章氏在大成中学与《民报》社的讲学，故而他们与其他同门的接触较少，交往较疏远，私交亦较浅。这可以从《钱玄同日记》的有关记载看出来，钱氏喜好“雅谈”，常拜访“二周”与“三沈二马”，却极少与黄侃、吴承仕等人交往。
最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侃、汪东、吴承仕三人均非浙籍人士，这在十分注重“省界”等地缘观念的近代知识界，详参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章清：《省界、业界与阶级：近代中国集团力量的兴起及其难局》，《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便不免造成了他们与其他浙籍同门的隔阂。历史地看来，清末留日学生基本以“省”为单位，并由各省设立留日学生监督，留学生抵达日本后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也大多是各省的同乡组织。［日］实藤惠秀著、谭汝谦等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3页。缘是，“省界”观念逐渐形成，“如花初萌”，各省同乡会纷纷设立，以省份命名的刊物也层出不穷，如《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浙江潮》、《江苏》、《洞庭波》、《云南》、《晋乘》、《河南》、《四川》等，以至当时就有人观察到“承流附风，遂遗其始，至今日而省界之名词已定矣”，于是“人人心中，遂横一大梗蒂，闻一议，接一人，遇一事，谈一语，必首相叩曰，是何处人”。文诡：《非省界》，《浙江潮》第3号，1903年3月20日。关于“省界”意识，详参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许小青：《20世纪初“非省界”与“筹边建省”思潮合论》，《史学月刊》2004年第10期。
至民初，此种情况愈演愈烈，这尤其反映在蔡元培入主北大一事上。美国学者魏定熙曾敏锐看出：蔡元培通往北大之路，差不多每个环节均有浙江关系在起作用，“先后在北大工作的教授沈尹默、马叙伦、夏元瑮、陈黻宸都极力支持蔡担任此职，这些人全是浙江人，而且都跟章太炎的弟子关系密切，这些弟子大多也是浙江人”。［美］魏定熙著、金安平等译：《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而沈尹默也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先生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沈尹默：《我和北大》，《北大旧事》，第171页。因此，在这种几乎被“浙派盘踞把持”此为杨树达转述陈垣之语，参见《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第70页。历史地看来，浙籍章门弟子对北大的把持在当时激起了很大的异议，甚至连同是浙籍的单不庵也说：“欲北大办好，非尽去浙人不可”（同上，第45页）。顾颉刚更是曾经感慨说：“校中党派意见太深，在极小的地方倾轧得无微不至，和旧家庭的妯娌姑媳一般，消耗精神于无用之地，至可悲观。和前数年之北大颇有革新气象者大不同了。我虽不加入漩涡，但看着终觉头痛。将来有机会，颇想舍之他去”（《致胡适》，引自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第102页）。而此矛盾经长期积聚，终于在1929—1930年北大学生驱逐马裕藻、朱希祖事件中全面爆发，朱氏被迫辞职，马氏延至1934年最终也被胡适、蒋梦麟等人驱逐下台。对此，傅斯年拍手称快地说，“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并称，“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致胡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31页），其对章门弟子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至于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对章太炎的针砭，实际上也是为了与章门弟子把持的北大国学门划清界限。以上所述，详参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近代学术转承：从国学到东方学——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书〉解析》（《历史研究》2001年第3期）。而由此看来，民国学界中的地缘与“反地缘”之间的内在纠葛无疑更是值得重视。的情况下，黄侃等非浙籍人士“为同门者所挤”，也就不难理解了。
1936年9月章门弟子合影，左起：周作人、马裕藻、钱玄同、沈士远、朱希祖、沈兼士、许寿裳。以上诸人均为浙籍，亦因此被称为“某籍某系”。
第二，浙籍弟子内部的分化。
作为一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异军突起的群体，浙籍章门弟子最初是比较团结凝聚的，但由于各人性情与阅历有所不同，他们之间的交往也深浅不一。如年长的朱希祖便潜心向学，与同门来往相对较少，尤其是较少介入章门弟子对北大一系列事件的运作。周作人曾回忆说：“逷先是老北大，又是太炎同门中的老大哥，可是在北大的同人中间似乎缺少联络，有好些事情都没有他加入”。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下册，第563—564页。鲁迅也曾表示：“夫朱老夫子，是我的老同学，我对于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倦，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于古学一端而已，若夫评论时事，乃颇觉其迂远之至者也”。见《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67页。而随着时局的变幻，他们内部更是发生了一些分化，这尤其以鲁迅与钱玄同的分道扬镳为代表。从总体上看，鲁迅晚年因定居上海，与北平同门的联系都不多，他曾感叹说“旧日同学，多已崇贵，而我为流人，音问久绝”（《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3卷，第431—432页），但他与马幼渔、沈兼士等仍保持着好友关系（《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2卷，第125页），唯与钱玄同彻底决裂。
关于二人交往，钱玄同在《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曾经概括说：“我与他的交谊，头九年（民前四—民五）尚疏，中十年（民六—十五）最密，后十年（民十六—二十五）极疏，——实在是没有往来。”这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二人关系变化的轨迹。具体说来，他们最初相识于《民报》社听讲，但当时关系尚不亲密，“仅于每星期在先师处晤面一次而已，没有谈过多少话”。而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他们则在思想上产生了较多共鸣，交往也随之密切起来。从《鲁迅日记》来看，钱玄同每隔三五天就到绍兴会馆与鲁迅夜谈，往往一谈就是半夜。通过这些思想交流，钱玄同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由是促成了鲁迅《狂人日记》的诞生，并成功地动员鲁迅兄弟加盟《新青年》。钱玄同：《我对于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05—307页。在《新青年》同人中，鲁迅与钱玄同之间的讨论也是相当频繁的，“他们两位碰在一起，别人在旁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转引自姜德明：《鲁迅与钱玄同》，《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在此期间，鲁迅还对钱玄同直白的文风予以了肯定，指出“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鲁迅：《致许广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7页。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