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钱玄同此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倍加赞赏，甚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在道德问题上，他便一再申辩：“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笔抹杀之也”，《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1月14日条，第25页。“盖道德发达，我国究胜于欧西耳”。《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7年2月27日条，第379页。又如教育问题，他也认为：“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昌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2页。“居今之世，诚能致力于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不特保存国故，犹足挽救颓波”。《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0月17日条，第817—818页。再如文字问题，他更强调中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钱玄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3页。当他得知当时的一些学者主张改革汉字时，不禁在日记中咒骂：“今日见有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文，用通字云。通字系用罗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学部纷纷调王照、劳乃宣入内拟简字后，有此獠出现，何王八蛋之多也！”《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8年9月27日条，第619页。可谓切齿痛恨之极。概言之，在钱玄同看来，“凡文字、言语、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尽臻美善，无以复加，今日只宜奉行者”。《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9月30日条，第812页。
第二，主张“光复旧物”。由于章门弟子对中国传统文化持一种充分肯定的态度，因此他们积极主张“保存国粹”，乃至“光复旧物”，这尤其突出地反映在钱玄同身上。周作人在回忆当年《民报》社听讲的情况时就说，钱玄同经常与章太炎讨论，“在大家散了之后仍旧不走，谈到晚上便留在《民报》社里住宿，接着谈论。谈些什么呢？说来是很可笑的，无非是讨论怎样复古罢了”。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沈永宝编：《钱玄同印象》，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而钱玄同后来也坦然承认自己当时“是一个极端的复古论者。……同学之中，今日在《华国月刊》中撰文的汪旭初、黄季刚诸公，我那时很嫌他们不古呢”。钱玄同：《关于谚语》，《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195页。他甚至还表示自己“那时的思想，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3页。
确实，在此期间，钱玄同对“保存国粹”表现出了十分浓厚的兴趣。1906年4月，他在读了刚创办不久的《国粹学报》后，便在日记中表示：“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之有味也。”《钱玄同日记》第1册，1906年4月2日条，第99页。1909年，他又在日记中发愿说：“一志国学，以保持种性，拥护民德。”《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月22日条，第655页。1910年，他更在《〈教育今语杂志〉章程》上申明：“本杂志以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为宗旨。”钱玄同：《〈教育今语杂志〉章程》，《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312页。
《国粹学报》
具体说来，钱玄同的复古思想主要反映在文字、礼仪、衣冠等方面。关于文字问题，他与其他章门弟子一样，都主张读古音、写古字。他曾回顾说：“戊申己酉两年，我还在日本，我和今日在会的朱逷先先生、沈兼士先生、马幼渔先生等人请章太炎先生讲授‘小学’——即文字学，我们很感兴趣，那时我们有极端复古的主张：以为字音应该照顾亭林的主张，依三代古音去读；字体应该照江艮庭的主张，依古文籀篆去写”。钱玄同：《亡友单不庵》，《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287页。关于礼仪问题，钱玄同也认为“礼仪必须复古”，《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5月9日条，第719页。为此还“取士礼诸篇，与友人画地行之”。章太炎：《与钱玄同》，《章太炎书信集》，第117页。至于衣冠问题，钱玄同更不仅“主张复汉族古衣冠”，《钱玄同日记》第5册，1922年12月30日条，第2462页。而且还一度是将之付诸实施。1911年12月，他精研《礼记》、《书仪》、《家礼》等书，博考黄宗羲、任大椿、黄以周诸人之说，做了一部阐述古人服饰的著作——《深衣冠服说》。1912年3月，他出任浙江教育司科员时，便穿着自制的“深衣”，头戴“玄冠”，腰系“大带”去上班，结果引起同事们的哄笑。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6—117页。值得一提的是，钱玄同着“深衣”乃受同门马裕藻的怂恿，参见王森然：《钱玄同先生评传》，《近代名家评传》二集，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36页。
总之，章门弟子在章太炎的熏陶和影响下，坚决反对“欧化”，积极主张“复古”。他们普遍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好感，认为“中国文明之备，果能循是发扬光大，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条，第843页。缘是，他们在这一时期呈现出较为浓厚的国粹主义色彩。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正如有论者精辟指出的，晚清国粹思潮不仅不是“封建”、“保守”的代名词，而且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并且“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而实际上，章门弟子主张“保存国粹”的言论也无不与此密切相关。
第一，章门弟子之所以主张“保存国粹”，实际上是出于“排满”革命的需要以及他们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章门弟子的革命言论，上节已有论述，此处不再重复。但必须特别指出的是，他们此时所谓的“保存国粹”，同样也富有鲜明的革命性。鲁迅就一语道破：“‘光复旧物’。说得露骨些，就是‘排满’”。鲁迅：《略谈香港》，《鲁迅全集》第3卷，第433页。周作人也解释说：“我那时又是民族革命的一信徒，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思想在里边，我们反对清朝，觉得清以前或元以前的差不多都好，何况更早的东西。”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苦竹杂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这无疑说明了他们当时主张“复古”，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排满”革命的激励。鲁迅还曾进一步区分了两种“保存国粹”，他说：“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这一句话。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鲁迅：《随感录三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第305页。显然，章门弟子所主张的“保存国粹”，与张之洞等人侈谈国粹截然不同，带有着鲜明的革命性质。对此，钱玄同也曾经明确表示：“我那时复古的思想虽极炽烈，但有一种‘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第114页。
此外，章门弟子主张“保存国粹”，还与他们对民族危机的思考有关。当时，晚清国粹派基于对“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第1号，1905年2月23日。的忧虑，提出了将民族危机与文化危机统一起来的观点，《国学讲习会序》即言：“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岌岌乎？”《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1906年9月5日。同时也唯其如此，章太炎在极其困厄之际，仍讲学不辍，“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而正是在他这种精神的熏染下，章门弟子也意识到了民族文化危机的深重性。钱玄同后来便回忆：“余一九〇七（丁未）以来持保存国粹之论。盖当时从太炎问学，师邃于国学，又丁满洲政府伪言革新改革之时，举国不见汉仪，满街尽是洋奴，师因倡保存国粹之说，冀国人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光复旧物，宏我汉（此处缺二字——引者按）然。”《钱玄同日记》第3册，1917年1月1日条，第1479页。他还曾在当时日记中写道：“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在，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11月2日条，第844—845页。很明显，钱玄同这种观点与章太炎对中国语言文字重要性的一贯强调如出一辙，都反映了他们对于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第二，章门弟子之所以反对“欧化”，正是基于他们对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深刻体认。
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由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自身弱点的日益暴露，伴随着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高涨，以及对“醉心欧化”倾向的思考，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发生了巨大的变动，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表征便是晚清国粹主义思潮的崛起。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第34—39页。确实，以章太炎为主要代表的晚清国粹派正是为了避免西方社会已经出现的弊端，才竭力反对“欧化”的，而章门弟子也大多看到了这一点。
鲁迅在总结科学史时便发现，西方社会在长期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却忽略了精神的解放与重建，以至于“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他认为，这固然是社会的一种进步，但是也存在严重的弊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其黯淡”。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3页。这也就是说，科学与物质文明一旦被抬到过高的地位，必将会导致人文精神的丧失，“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35页。而正是基于这种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深邃思考，鲁迅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深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并且说：“顾今者翻然思变，历岁已多，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蛮野，鄙思想为简陋，风发浡起，皇皇焉欲进欧西之物而代之，而于适所言十九世纪末之思潮，乃漠然不一措意。”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5—56页。显而易见，鲁迅的这番论述密切契合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趋势，具有相当深刻的远见卓识。详参钱理群：《鲁迅对“现代化”诸问题的历史回应》，《文艺研究》1996年第6期。
同时还必须指出的是，章门弟子虽然反对“欧化”，但并不绝对排斥输入西方文化。相反地，他们还普遍赞成《国学讲习会序》中所言，“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7号。例如，鲁迅就曾经主动地“别求新声于异邦”，并提出：“欲扬宗邦之真大，首在审己，亦必知人，比较既周，爰生自觉。……故曰国民精神之发扬，与世界识见之广博有所属”，鲁迅：《摩罗诗力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第56页。他还批评那些食古不化的“西学中源论”者是“自欺欺人”，“惟张皇近世学说，无不本之古人，……旧国笃古之余，每至不惜于自欺如是。震旦死抱国粹之士，作此说者最多，一若今之学术艺文，皆我数千载前已具”。鲁迅：《科学史教篇》，《鲁迅全集》第1卷，第26页。在此期间，甚至连“对于一切‘欧化’都持‘然拒之’的态度”的钱玄同，也曾在日记中写道：“吾侪今日做事，宜师古，宜复古，宜存古，而决不可泥古。……时至今日，西学输入，凡唐以来叔世弊政，相形之下，无不见绌。趋新之士，悉欲废之。有心人忧之。愚谓新党之浇薄诚可鄙，但此等弊政得赖是以消除，亦未始无裨，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见诸实行矣。”《钱玄同日记》第2册，1909年9月30日条，第810—811页。由此可见，章门弟子并非一味“泥古”，他们对于引进西方文化也是持一种欢迎的态度。
综上所述，章门弟子之所以主张“保存国粹”，主要是从“排满”革命的需要以及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出发。他们之所以反对“欧化”，也是基于他们对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变动的深刻体认。同时，他们还主张有选择地输入西方文化。今天看来，他们的这些思考与主张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而且对于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也仍然不失其启示意义。
当然也毋庸讳言，这一时期，由于难脱恋古的情结，章门弟子在趋新与复古之间，往往过于强调后者，并且为此倾注了太多的执著，乃至难以自拔，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其文化思想的时代感。前述钱玄同着“深衣”一事，便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典型例证。而正如周作人在《我的复古的经验》中所总结，“我们这样的复古，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但也因此得到一个极大的利益，便是‘此路不通’的一个教训”。周作人：《我的复古的经验》，《雨天的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23页。章门弟子最终从这次失败中吸取了深刻教训，从而在随之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精彩地扮演了时代弄潮儿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