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胡治兵语录》是我国近代军事史上一部著名的语录体兵书，中国十大兵书之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的治军思想和治军方法。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被蒋介石作为黄埔军校的教材。
《曾胡治兵语录》虽成书于1911年，但最初只是作为教材使用，并未传之社会。其编辑者蔡锷逝世后一年，即1917年，才由上海振武书局刊行。此后在社会上广泛流传，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现在流行的主要版本有：1917年铅印本，1922年铅印本，1937年冯治安铅印本，1947年中国书店《古代兵经》本等。
一、关于编写者及编写缘起
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后改名锷，字松坡，湖南邵阳人。中国近代爱国将领、军事家。
自幼聪慧好学，14岁中秀才，15岁考入当时有名的长沙时务学堂。当时，提倡变法维新的谭嗣同、梁启超正在时务学堂任教，谭嗣同任学堂总监，梁启超任学堂总教习。
年轻的蔡锷深受谭、梁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与梁启超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不久，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慷慨就义，梁启超亡命日本。朝政的腐败使血气方刚的蔡锷深受刺激，曾计划行刺慈禧太后，因故未果。
1899年赴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成城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曾参与组织“拒俄义勇队”。1904年回国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其间著有《军事计划》一书，对加强国防建设和治军用兵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
1911年初应云贵总督李经羲之召，调云南，任新军第19镇第37协协统。1月下旬，英国军队入侵我云南边境别马地区。蔡锷感到，军人为国尽职的时候到了。但见新军风气败坏、军纪涣散，十分焦急，很想为改变风气、鼓舞士气做出应有的贡献。恰在此时，第19镇统制钟麟同找到蔡锷，要他编写一个针对军人的“精神讲话”。于是，蔡锷编成《曾胡治兵语录》一书，以阐述自己关于治军的见解，希望借此唤醒军心，把新军训练成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书中的曾、胡，系指清末湘军统帅曾国藩、胡林翼。
武昌起义爆发，他与革命党人密商响应，10月30日在昆明组织武装起义，次日起义军占领全城，蔡锷被推为云南军都督府都督。不久，他鉴于帝国主义觊觎我国西南地区，主持编写了《五省边防计划》，提出了拱卫边疆，加强防务，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具体方案。
1913年被袁世凯调北京任参政院参政等职，授将军府昭威将军。
1915年袁世凯称帝，他由北京潜回云南，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组织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他抱病率第1军入川，依靠人民支援和士气优势，运用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同数倍于己的北洋军鏖战川南，克宜宾、江安、纳溪等地。
1916年6月，护国战争胜利结束，任四川督军兼省长。11月8日病逝于日本。
二、关于曾国藩与胡林翼
曾国藩、胡林翼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湘军的核心人物。二人都是“儒将”，既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注意借鉴传统文化和军事思想，善于总结和理性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军事思想。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在京师做官期间，曾氏究心于诗文和理学，有“一代儒宗”之称。
1853年，太平军以势不可挡之势进攻湖南，清廷上下惊恐万分。连丁忧在籍的曾国藩，也被皇帝指派于家乡“帮办团练”，以阻击太平军的攻势。从此，曾氏弃文就武，从办团练开始，募陆军，创水师，逐步建立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世称湘军。随后率湘军出省作战，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战略要地武昌田家镇，控制了长江上游。1855年，其水师在湖口遭太平军重创，被迫退守南昌。次年，趁太平军天京内乱之际，重新聚集力量，再次夺回武汉、九江等地。
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浙、苏、皖、赣四省军务，分兵三路攻取浙江、支援上海、围困天京。1864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清廷封曾国藩为一等侯，加太子太保衔。次年，调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因战败去职。后曾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江南制造局、福建马尾船政局等近代军事工业，是清末洋务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之一。1872年病故于南京。著作被辑为《曾文正公全集》。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湖南益阳人。道光十六年（1836）进士。
1850年署贵州镇远知府，次年补黎平知府。1854年补贵东道员，率黔勇到湖北，与曾国藩一同阻击太平军。同年迁四川按察使，调任湖北，从此与曾国藩同任湘军统帅。次年配合曾国藩进攻江西九江、湖口，升任湖北布政使，回救武昌。1856年任湖北巡抚，以湖北财力全力支持曾国藩，并多次派部增援庐州（今合肥）、安庆。1861年9月，因所遣之部攻陷安庆，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太平军攻克黄州（今黄冈），迫近武昌，胡氏惊忧成疾，呕血而亡。其著作被辑为《胡文忠公遗集》。
三、蔡锷对曾胡治军思想的敬重与推崇
曾胡维持的是封建的清王朝，用以来治理湘军的思想武器也主要体现的是封建传统文化，但他们的思想言行赋予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特色，并且在实践中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曾国藩逝世10年后才出生的蔡锷，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部分也予以相当程度的认同。他从内心深处对曾胡这两位同乡先贤的事功尤其是治军方略表示出钦敬之情，对他们的军事才干十分推崇，对他们的军事思想作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认为他们的兵学言论大都切中近代军事时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尽管曾胡是为清王朝服务的人物，但蔡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把他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榜样来看待，尤其是对曾胡在治军方面的思想主张，从总体上予以了认同。
1．对曾胡“以良心血性为前提”来选拔和培养将领的思想，蔡锷认为是“扼要探本之论”。
曾胡在治理湘军时，继承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把“练将”摆在十分重要地位的经验，反复强调：“今日将欲灭贼，必先诸将一心，万众一气，而后可以言哉”；“欲练乡勇万人，概求吾党质直而晓军事之君子，将之以中心我之气为主，而辅之以训练之勤”；“带勇须智深勇沈之士，文经武伟之才。……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由貌似四者，终不可恃。”（以上见《曾国藩全集·书信》）。对此，蔡锷认为其主旨来源于中国传统的论将五德，即智、信、仁、勇、严，“取义至精，责望至严”，与西方军事家所说的“天所持赋之智与勇”基本相似，且有了新的发展。“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这一治军思想，是曾胡等人从实践中得来。蔡锷充分肯定了曾胡等人“以忠义血性”作为治军思想这一重要内容的历史地位，并把它吸取继承过来，用以唤起革命军人为推翻清王朝、建设中华民国而奋斗的自觉性。这种态度，反映了蔡锷的实学精神非常明显：尽管蔡锷所处的时代比曾胡的时代已前进了半个多世纪，中国文化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蔡锷根据清末民初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尤其是根据当时军事、政治实情，从总体上将曾胡的治军思想加以认同，是符合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的。
2．对于曾胡提出的将才由“陶冶而成”，不必拘定一格，应使其各显其长，各去其短的主张，蔡锷表示完全赞同。
曾胡将将才的标准作了明确的规定：“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胆识”；“营务整齐”。如果能做到“智略深远”又“号令严明，能耐劳苦，三者兼全，乃为上选”之将。然而，有才能的人并非无缺点，将才是经过陶冶、磨炼而成的，那种“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是不多见的。所以，曾胡主张用人尤其是使用将才不须规定一格，不必求全责备，重要的是发挥各人的专长，在实践中锻炼其才干。对此，蔡锷作了具体阐发：“窃谓人才随风气为转移”，而“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但并非专指一二人，譬如官长居中级官之上位，中级官居下级官之上位等，人人都有责任从自己做起，关键的问题应当是“因势而利导，对病而下药”，这样的话，“风气虽败劣，自有挽回之一日”。蔡锷强调，只有像曾胡所倡导“多数同心共德之君子，相互提挈维系，激荡挑拨，障狂澜使西倾”，才能收到潜移默化、“日趋于善”的效果。
3．对于曾胡所主张的以“诚实”二字引导士兵养成高尚的志向，不为金钱、地位所诱惑，做到“忠愤耿耿”的治军思想，蔡锷推崇为“至理名言”。
曾胡反复指出：对于部属重要的不在于怂恿他们如何去猎取地位金钱之大小多寡，“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对于这一观点，蔡锷作出评论。他认为，作为一个合格的军人，在时局日坏，兵祸频繁之际，如果下定了“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的志向，就“须以耿耿精忠之寸衷，献之骨岳血渊之间，毫不返顾”的精神，去达到最终目的。反之，如果做将官的人都以“跻高位享厚禄、安福尊荣为志”，做士兵的人都“以希虚誉、得饷糈为志”，那么国家民族的兴旺和前途，都会成为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