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曾胡治兵语录(增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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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导读(2)

曾胡认为,要使将领和兵勇相互信任支持,不去追逐金钱地位,凡必须始终坚持一个“诚”字和一个“实”字,反复启发引导人人心中内在的良知。蔡锷明确认定这是决定一支部队能否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军营是一个战斗的整体,全靠万众“不容有丝毫芥蒂”。要能做到处级此情同手足,亲密无间,就必须像曾胡所主张的那样,用“诚实”二字来“贯串”、来“维系”感情;否则就会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戢自焚”。

4.对于曾胡有关公正廉明、知人晓事的治军思想,蔡锷充分肯定其“持论至为正当”。

曾胡用人方面取得明显的效果,是由于他有一套完整的人才理论,切合实际的处理方法,这就是做到“公正廉明”然后才能“知人晓事”,治军更是如此。蔡锷则认为,用人能否相当,取决于对人的了解是否明了;办事是否有才能,取决于看问题是否透彻。这其中一个基本的准则就是曾胡所说的,辨别一个好的将领是君子还是小人,最重要的要看他“能否利人济物”。如果所用的人不能称职,所办的事得不到好结果,即使出发点是好的,终究也难成好官、好将领。自古以来,一切公正廉明的圣贤之士,在用人方面一般都能做到“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蔡锷列举曾国藩荐举左宗棠而不计较私嫌,弹劾李元度而不念旧情的实例来加以论证,高度赞扬曾氏“不以恩怨而废举劾”,真正是“名臣胸襟,自足千古”。

众所周知,曾胡以知人善用闻名于近代中国,清咸丰、同治年间所谓的“中兴名臣”,大都与他们的荐举提拔有关,他们在从政、治军方面都给后人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蔡锷及其统率的军队处于内忧外患同时并至的非常时期,所以他对于曾胡知人善用的治军思想,很自然地产生了予以继承的迫切愿望。

5.对于曾胡提出的“恩威并生”的治军思想,蔡锷表示充分的认同。

曾胡治军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尽力将孔孟“仁”和“礼”

的思想融合于士兵的言行之中,把封建的伦理观念同尊卑等级观念结合起来,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联成一体,用父子、兄弟、师生、朋友等友谊关系来掩饰、调剂、弥补将帅之间和士兵之间的摩擦与抵触情绪,使士兵或下级易于尊敬官长、服从官长、维护官长,甚至为之死力卖命,在所不惜。

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曾胡反复强调要坚持“仁爱”和“严肃”即“恩威并用”这四个字。什么是“仁爱”呢?据曾胡解释,军人既然以军营为第二家庭,那么在这个第二家庭里,家长对子弟,即官长对士兵,也就应该讲仁爱,兵勇之间也应该以仁爱相待。这是因为,平时大家和睦相处,互爱互助,建立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感情,所以到了战时就会互相照应,争先恐后,勇往直前。什么是“严肃”

呢?曾胡认为,军事不同于儿戏,行军作战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情。从而,他又主张对士兵要用“严肃”二字即进行纪律性的训练:

对待兵勇不可过于宽纵,平时之规矩,应当严格执行,“庶临阵时勇心知畏,不敢违令”。他反复强调,在抓正规化军事训练的同时,应严格禁止此营议彼营之短,彼营议此营之过。在行军驻扎之时,不准扰害百姓。为了严肃军规军纪,针对兵勇中大多数人不识字的特点,曾胡用浅显的语句,将兵勇的起居生活、营房驻扎、出阵攻守等方面的规章、告诫之言,编制成种种歌词,如《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等,要求兵勇口诵心记,于无形之中印入脑海,在日常言行中约束自己,以期收到预期的效果。

蔡锷充分肯定曾国藩所说的“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语,以为“最为兹仁贴切”。如果谁能真正以曾国藩这一名言时常存于心中并落实到行动上,那么他就没有必要再去熟读古今兵书所言带兵之道了。蔡锷具体作了解释,如果做官长的、做上级的像父兄对待子弟那样事事处处都能体贴入微,关怀备至,那么他就能做到:当他感到士兵愚顽无知时,则会想方设法开导他们;看到士兵饥寒苦痛时,则会百般爱护关心他们;发觉士兵放荡无羁、浮华不实时,则会对他们进行严厉指责,细心诱导等等。这一切,无论是宽容还是严厉,是爱护还是憎恨,是奖赏还是惩罚,都是出于“至诚无伪”,都会起到感化、启迪士兵情感,使之人人学好,个个成材的积极效果。

反过来,“则弁兵爱戴长上,亦必如子弟之爱其父兄矣”。

蔡锷亦推崇曾国藩所说的“军人以军营为第二家庭”是“亲切有味”,并且作了详尽的阐发。他认为,原因在于官长与兵勇之间的相处是师友般的平等关系;官长对于兵勇的约束督责、百般爱护的情谊,就如父兄对子弟一般的至亲纯净;士兵对于官长如果能做到“恪恭将事”,也就如子弟对于师长父兄那样出自内心的真诚,这样,官长与兵勇在平时彼此和睦相处,战时同患难共生死,去为保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蔡锷还特别强调,应该将曾胡所说的“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的观点,在新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加以体会实践。他具体解释其理由说,用兵本来就是为了安民。国家有难,天下不太平,才不得不用兵。如果用兵不是以爱民为本,而是去扰害百姓,那么就是“悖用兵之本旨”。这样,不仅在筹集粮饷、征发夫役、探访敌情等方面得不到积极的支助,且将“修怨于民,而招其反抗”。

四、关于《曾胡治兵语录》

中国兵书的内容十分丰富和广泛。有人统计,现今存世与存目的兵书约3300部,23500卷,如果再加上已散失不见著录者,中国兵书当在4000部,3万卷左右。目前最著名的兵书有十种,它们是:《孙子兵法》、《司马法》、《吴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兵法》、《六韬》、《黄石公三略》、《诸葛亮兵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和《曾胡治兵语录》。

在编评《曾胡治兵语录》过程中,蔡锷对曾胡的军事战略战术作了中肯的评价,同时指出了这些观点形成的时代背景。蔡锷十分推崇曾胡,但并不囿于曾胡的理论,而是根据国情现实提出了诱敌深入,打持久战的战略思想,形成了具有近代特色的军事思想。

蔡锷在每章之末,都附有一段简略的按语,或对本章大意概括归纳,或对曾胡言论加以评述,或借题发挥,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和对时局的看法。尤其是在第十一章、十二章的按语中,蔡锷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在战略战术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见解,并对曾胡的某些言论做了修正,很有参考价值。

全书分将材(才)、用人、尚志、诚实、勇毅、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兵机、战守、治心共十三章,系统地反映了曾国藩、胡林翼的军事思想。前十章围绕置将、整军、训练等,论述治军中的种种问题;后三章则专门论述战略战术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将材》一章,主要论述高级将领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素质。大家知道,曾胡兴兵之日,正是晚清政治最腐败的时候。社会上的腐败风气早已渗入军队,当时的官军八旗、绿营,将帅贪鄙,士兵离心,军纪松弛。在太平军面前,官军不堪一击,屡战屡败。针对这种局面,曾胡认为,用兵须先治兵,治兵须先治将。他们一再强调,“天下强兵在将”,就是这个意思。从《将材》看,曾胡治将,又首重选将。他们要求将领除了具备基本的军事才能外,还必须“才堪治民”,可谓文武并重、德才兼求。而在众多要求中,又最重道德品质,即心须“有良心,有血性”。

曾胡对中下级军官的选拔也同样重视。胡林翼说:“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

从《用人》一章看,曾胡对中下级军官虽重选拔,但更重培养。

他们一再强调,用人不可求全责备,而要善于用其所长,并在实践中对之进行培养和熏陶。

《尚志》、《诚实》、《勇毅》三章,都是讲军人的修养和素质。曾胡认为,做人要有远大志向,做军人也要立志高远、淡泊名利。胡林翼说:“方今天下之乱,不在强敌而在人心。”本着这样的认识,曾胡指出,治理军队应该先治人心。曾胡认为,军人做到诚实质朴,这不只是一个个人修养问题,而且是一个直接影响到战争胜负的10关键性问题。在论述勇毅时,曾胡虽然也很注重不怕死的精神,但并不赞赏匹夫之勇,而是提倡一种具有浩然之气的“大勇”。

《严明》、《公明》、《仁爱》、《勤劳》、《和辑》等五章,都是讲练兵、带兵的方略和原则。曾胡认为,赏罚严明、军纪整肃是克敌制胜的保证,必须使军队做到“号令未出,不准勇者独进;号令既出,不准怯者独止”。又说,将帅身居高位,掌握军中生杀大权,做事应出以公心;应以仁爱之心带兵,使士兵有军营为第二家庭的感觉。

曾胡指出,行军打仗,经常会遇到一些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军人只有时刻勤于训练,才能克服这些困难。当几支部队联合行动时,必须号令统一,团结协作。胡林翼说:“为大将之道,以肯救人固大局为主。”

《兵机》、《战守》、《治心》三章,所论多与用兵谋略和作战攻守相关,集中反映了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曾胡论兵,主张谨慎稳重,一再强调,如果没有做好准备,决不轻言出战。他们特别强调运用士气,讲究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在攻守作战方面,则极重主客之说,力求掌握战争中的主动权。论防守时,强调控制重点,选择枢纽之地厚集重兵把守。曾胡还指出,兵机是时常变化的,作战时必须“奇”“正”相辅,灵活应对。胡林翼说:“荀悦之论兵也,曰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诚为用兵之至要。”从《兵机》、《战守》二章可以看出,曾胡善于将古代军事理论的精华,灵活运用于战争实践之中,并能根据新的情况提出新的解决办法。

因而,《曾胡治兵语录》中体现的曾胡的战略战术思想对前人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在近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值得指出的是,书中曾胡的一些观点存在儒家消极落后的东西,以及污蔑太平军、捻军为“匪”等,这些都是我们要摈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