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民主宣传遭到地方顽固势力的拼命反对。浙江大学堂退学生在黄岩鼓动当地蒙学生“割辫革命”，“削发归宗”，使之“合群独立自由平等之公例皆热于胸中”《黄岩学界》，《苏报》1903年。6月17日。。拒俄运动兴起时，他们在顽固派的巢穴城隍庙召开特别演说会，公开向旧势力挑战。地方劣绅一面怂恿知县封禁教育社，拘捕演讲人，一面四出造谣，煽动无知者哄闹滋事。在南汇，黄炎培等人演说顾炎武和西乡隆盛的事迹，带头破除迷信，恶霸黄德渊纠众300余人哄砸讲学会，并指控学生“亵渎神明”，“聚众演说”，“异说惑人”《新场讲学会之历史》，《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9日。于是知县下令逮捕，酿成党狱。常州劣绅散布谣言，指“演说会会员皆系悖逆之士”《记常州演说会事》，《苏报》1903年。3月23日。要地方官出示严禁。嘉兴、海盐等地的演说会也遭到地方官绅的破坏。旧势力的暂时嚣张，使斗争出现了曲折。但重要的是，这些斗争把民主主义与专制蒙昧主义的冲突由都市引向城镇乡村，触动了基层的专制与教化权力，使各阶层群众受到民主思潮勃兴的感染，引起社会风气的变革。当时有人举目神州，满怀希望地赞叹道：“今吾国各省之同胞，幸各能汲汲以播布文明于其乡土为己任，故亦渐觉骎骎日上，城野改观。而其进步之速者，则已见教学之校相望于郊畿，阅报之人遍及于妇孺，有藏书之楼，有俱乐之部，有体操之场，有演说之坛，有议政之会，‘死守祖国，誓抗异族’之言，喧传于里巷，‘自由不死，民权万岁’之声，阗溢于道途，足使西人见之而生其钦敬之心，戢其鸱张之念。盖皆求以智力角胜于外人，使之敛手而不敢干犯者也。”《福建之现势》，《黄帝魂》，第201页。包括学生们的努力在内的民间启蒙革新活动，使东方巨人从昏睡中逐渐觉醒，显示出巨大潜力。
随着斗争的深入，各种形式的批判武器也不断完善。学生们除宣传爱国救亡、军国民主义和民主自治外，还突出地用共和革命批判君主专制，对于高级形式的武器的批判——武装起义，起到积极的推动配合作用。一些学生对皇帝展开猛烈抨击，斥责其为“民贼”、“罪魁”，公开声称：“欲免恶果，必先除恶因，必先除造此恶因之祸首”钱瑞香：《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童子世界》第23号。并大张旗鼓地为革命正名。他们说：什么是革命？“革命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改改好”，“我们国度里政事从前很坏，官吏从前很不好，如拿他改好变好，这就是叫一国的革命”。统治阶级指革命为“造反”，是因为“奸诈的皇帝从百姓手里夺了天下去，他又怕百姓夺回去，所以立出造反的名目，不过禁住百姓，不敢再去夺回罢了”陈君衍：《革命书》，《童子世界》第23号。。因此他们郑重宣告：“独立革命者，特复仇之代名词而已，义之至，仁之尽也。”杜士珍：《复仇篇》，《新世界学报》第15期。高声呐喊：“革命哉！革命哉！非仁人君子不能为革命”，“亦惟革命而后为仁人君子”汤调鼎：《菲律宾战史独断》，《新世界学报》第14期。呼唤革命的暴风骤雨，为堂堂正正的革命之师鸣锣开道。章士钊的《孙逸仙》、《沈荩》，赵声的《保国歌》，敖嘉熊的《新山歌》，南洋公学退学生的《教育界之风潮》和《新世界学报》、《苏报》、《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等书刊，宣传排满革命，批判立宪保皇，在革命派与保皇派的初期论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学生们在斗争中逐渐锻炼成长起来。正如《中国日报》所说：“有造风潮之腐败学堂，然后有起风潮之强硬学生，故经一度之风潮，即有多数之进步。”《痛哉武备惜哉武备》，《中国日报》1904年。3月14日。蔡元培也曾预言：“吾意学校冲突之风潮既起，学生社会之公德渐明，手段渐高，其后冲突之事，将不可胜纪。”《浔溪公学第二次冲突之原因》，《选报》第35期。民主主义风行于学界，“在学堂学生应试策论，其词激昂而郁勃，无不感其说而起”。《民权问答篇》，《东浙杂志》第4期。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不无惊惧地提到：学生最喜欢使用团体、国魂、膨胀、代表、牺牲、社会、组织、冲突、运动等新名词。《学务纲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第205页。民主思潮的蓬勃高涨，猛烈地冲击着封建意识形态，引起统治阶级的极度恐慌，他们惊呼：“自由之说至于今日，误人甚矣。父不能束其子，师不能课其弟，甚至刑威文教亦几几乎不能化愚妄之人心，诚世道之大忧也。”三乘槎客撰：《自由界说》，《南洋官报》甲辰第19册。发出了面临灭顶之灾的悲泣哀鸣。
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首先是以民权反对皇权，以民主反对专制。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论战围绕斗争的方式、道路和目的等问题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冲淡了从正面系统批判封建主义，传播民主思想的主题，而后者为革命所不可或缺。在此期间，除了革命与保皇的论战外，围绕学界风潮，封建阶级与进步力量之间也展开了激烈论战。在民主阵营方面，继承和发展了戊戌以来，特别是《清议报》以后梁启超等人批判专制，鼓吹民权的旗帜主旨，正如主张君主立宪的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与鼓吹主权在民的卢梭同样是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想家一样，梁启超的君宪主张不改变他作为辛亥革命启蒙思想家的历史地位。并由于学界风潮的兴起而迅速扩大、深入与激化。为了阻遏民主思想的传播，清政府一面颁布各种禁令，一面相继举办南北洋、秦中、济南以及湘、赣、川、皖等省官报，在推行新政的同时，展开旨在反对民权自由的舆论进攻。然而，统治者的顽抗反扑无法阻挡民主巨浪的冲击。学生们以自己的言行宣告于世：民主自由是天下公理，民众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专制统治人人可以反对。皇权失去了昔日的神圣灵光，这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推翻皇权、建立共和扫除了障碍。
再次，锻炼和造就了一大批革命骨干，给国内的和平斗争注入了激进民主主义因素，为同盟会等革命团体的成立与发展，做了组织准备。留学界是革命派的重要基地，国内学潮的兴起则有助于加速留学生的革命化。首先，许多具有激进思想的学生在风潮中退学东渡，如广东大学堂的胡毅生，浙江嘉兴秀水学堂的龚宝铨，杭州中学堂的汤槱，浙江大学堂的蒋方震，湖南方言学堂的田桐，福建东文学堂的林志均、程树德，上海广方言馆的赵世瑄，南洋公学的张肇桐，以及宋教仁、戴季陶等。他们把退校看作是脱离“野蛮之牢笼”⑦《东京留学生赵君世瑄与曾君鹏云书》，《苏报》1903年。5月26日。而以赴东为“入自由之域”《教育界之风潮》第3章。。这在当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1901年。至1902年。初，留日学界一度比较沉闷，秦力山等人多方设法，均未打开局面。而“是岁国内风气大开，学生之新至者数百，又加之以上海南洋公学之风潮，其中退学以自费来者，尤为铮铮铁铁”秦力山：《说革命》，《中兴日报》1909年。8月。在南洋公学风潮前后，该校共有18人赴日。同时受到成城学校入学事件的刺激，遂一扫阴霾，促使留日学生的政治热情猛涨。其次，湖北、浙江、广东等省官吏害怕学生民主思想膨胀危及自己的地位，把激进学生送去留学。如端方派朱和中、胡秉柯等人到欧洲学习实业，结果他们成为孙中山组建欧洲革命团体的依靠力量，仅派往比利时的24人中，加入革命团体有名可查的就达14人。杭州求是书院1901年。冬有学生75人，到1903年。陆续东渡者达57人。该院及杭州中学堂赴日留学的叶澜、王嘉榘、董鸿祎、蒋尊簋、许寿裳等，后来成为革命骨干。最后，学潮暴露了国内学堂的腐败，“有志之士，是以多不愿入学堂”《高等学堂之现状》，《警钟日报》1904年。5月6日。纷纷东渡。他们公开宣称：“我辈到东，非为学而来，为我国民而来也。若第拘之于学业，则令学成归国，不过养成奴隶性质，以备受人驱使而已。”《刘云龙》，《湖北学生界》第4期。因此把主要精力用于探讨救国方略。如陆规亮到日本后，“孜孜焉求其革命之起点，维新之初步，适与我邦时势相合，而足为邦人之师资者”。云间陆规亮撰：《译〈日本维新之活历史〉序》，《政艺通报》第20期。赵世瑄也说：“来游海外，取彼之长，补我之短，庶几乎将来可以独立于竞争最烈之大舞台也。”⑦拒俄运动中，南洋公学退学生殷次伊、福建东文学堂学生陈鲲、扬州学生陈韶唐皆以瓜分在即，决心以死惊醒同胞，在赴日途中或筹划赴日时投水死事。陈鲲“生平持民族主义，立志倒满洲政府”，他欲以一死为留日学生“倡导”，希望他们“闻吾事有所感奋”，“他日能竟吾未竟之志”。“东京同人闻之大感动”《记仇满生》，《浙江潮》第6期。很快抛开温和的外衣。爱国学社更从一开始就反对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的上层路线。国内革命分子东渡加速留日学生的革命化，为同盟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学潮还促进了国内革命力量的积聚。上海形成国内革命活动的一个中心，与学潮有着密切关系。由退学生组成的爱国学社等学堂以及由他们编辑的报刊，成为革命派的重要据点和喉舌。浙江大学堂退学生马宗汉回到家乡余姚，与同志创立三山蒙学堂，“诏以亡国之痛，异族之祸，弟子皆泣下，莫能仰视”，并经常“购求近人言光复书散之乡里”。章炳麟推许道：“浙江所以多义旅者，宗汉力也。”《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传》，《辛亥革命》（三），第181页。爱国学社学生敖嘉熊设立温台处会馆，联络各地志士。湖南学生在同顽固势力的冲突中，更加靠拢华兴会，不少人退学后转入明德学校。各地退学生改入进步学堂成为普遍现象。湖北的科学补习所、云南的誓死会、四川的公强会、上海的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江西的易知社等，均以学生为主体。这些革命小团体的力量，后来大都汇入了同盟会。
国内学界革命风气盛行，与孙中山在美洲扫荡保皇派的斗争遥相呼应。孙中山美洲之行的目的，是恢复和巩固海外阵地，为组建新的革命大团体做一铺垫。国内学潮客观上成为这一行动的强劲声援。旧金山致公堂为孙中山活动事向美洲各埠洪门发布的公启说：“近者各省读书士子游学生徒，目击满清政府之腐败，心伤中华种族之沦亡，莫不大声疾呼，以排满革命为救汉种独一无二之大法门。”《警钟日报》1904年。7月2日。在国内“民族主义日高万丈”的形势感召下，华侨逐渐认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不再为彼辈所愚”《檀山通信》，《广东日报》1905年。3月9日。一些地方的保皇会开始动摇瓦解。孙中山正是看到“中国各省，已造成士大夫豪俊革命气象”，知识分子迫切要求建立统一组织，于是“谋设同盟会，指挥事业”刘成禺：《先总理旧德录》，《国史馆馆刊》创刊号，第47页。。
学潮加强了学界内部的团结以及学界与其他各界的联系。学生自治团体增多，局部地区出现了统一组织。不少学生还与当地进步人士共组团体，如江西大学堂退学生钱风翚的德育会，福建东文学堂学生的崇实讲会、海浜公会，南洋公学退学生殷次伊在常熟组织的开智会、通学会，爱国学社和浙江大学堂退学生参与组织的黄岩教育社、台学社，京师大学堂学生丁开嶂等人的抗俄铁血会等。同时，学生在学潮中经历了锻炼考验，掌握了斗争策略和方式，有助于他们在今后和平方式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作用。这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中已有显著表现。当时十分活跃的上海梵王渡约翰学堂学生，就是通过学潮由消极转为激进的。正如拒俄运动一样，民主倾向促使学生积极投身于国内和平方式的运动，成为中坚力量或激进的一翼，使之与武装反清衔接为有机的整体。
最后，学潮推动学生向旧礼教和迷信观念发起冲击，在思想文化方面革故鼎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声。
学习和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使学生们十分痛恨封建迷信的误人害人，特别厌恶偶像崇拜，而风潮的激荡令青年。们无所禁忌。常熟育志学堂学生“既扫除迷信，则有一发不可遏之势”，“见偶像咸欲破坏之”，因此“屡有毁坏偶像之举动”《鹪居日记》甲辰正月初二日（1904年。2月17日）。。浙江黄岩学生占据文昌祠，将偶像砸碎烧毁。江苏南汇学生把以迷信骗人的永宁寺视为“文明进化之蠹”，“苟不去之，其碍于进步非浅”，65人共同签名，提倡扫除。当地风俗尚鬼，有所谓装鬼的“鬼瓮”，学生们“以为愚妄，共相毁碎”《新场讲学会之历史》，《国民日日报》1903年。9月25—29日。。这些寺庙偶像往往是地方顽固势力的巢穴和权力象征，学生破除迷信的活动与之发生激烈冲突。反对迷信也是演讲和学界报刊的重要论题之一。此外，学生们还大力提倡剪辫、放足，革除恶习陋俗，反对腐败，维护公德，在世人心目中，逐渐成为善的化身，与代表恶势力的清政府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