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堂风潮系指以学生为主体、以学堂为基地的斗争。它在这一时期从形式到内容均已突破学堂的狭小天地，日益与社会运动相融合，但仍具有相对独立性。学堂风潮最为直观地展现出学生的精神风貌与内心世界，并在社会动荡与政治变革的大趋势背景反衬下，比较明确地显示出带有本能倾向的学生，如何在冲突过程中通过政治合力的作用逐渐形成群体定势。
学堂风潮的时代新气息
1905年。以后，中国的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相互激荡，风起云涌，吸引了学生的政治注意力，使他们在对学堂内部专制的不满情绪日趋强化的同时，相对转移了对学堂当局的直接冲击。在学生与旧秩序的冲突中，学堂风潮由主角退居偏师。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大小社会交错的结构，造成了大一统局面下的多元格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勃兴客观上强化了分散性。在此制约下，学界风潮出现中心纷呈、此起彼伏的散漫状态。概况有如下表本表资料来源，散见于全书征引的各报刊书籍（以后各表凡不注明者同此）。由于爱国民主运动高涨，学堂风潮的曲线变化不能全面反映学生斗争情绪的强弱张弛。其意义在于，从1906年。的波谷开始，学生的群体躁动日益加剧，表明这个人数和影响迅速膨胀的社会群体，不仅普遍处于不安情绪的支配下，而且这种心理定势持续强化。同时，学堂风潮并非依学堂等级的数量比例均匀分布，据可查实的283堂次风潮统计，大学高等、专门、中学、高小（含两等）、初小等5个级别分别为39、110、80、36、18堂次（小学由于信息来源困难，报道当少于实际数）。前两级学堂主要集中于省会重镇，中学也大多设于府以上行政单位治地，这两部分居群体核心引导地位的学生大都处于躁动之中，加强了风潮对学生群和全社会的震动影响力，造成整个社会氛围长期广泛地趋于动荡不宁。
除地域性扩展外，学潮深入扩大的另一表现，是加入斗争行列的学堂门类不断增多，不仅普通、专门、实业和师范学堂风潮迭起，就连清政府为强化国家机器而设的军事、法政、巡警等学堂也推波助澜。在山东、山西、直隶、云南、安徽、浙江、江苏、河南、湖北、广西等省，后三类学堂风潮各发生23、13和11堂次。这些学堂内设有官、绅、兵班，分别收取候补官员、绅士和官绅子弟，以及清军官兵。官班“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少年。时代》，第222页。。然而，既然聚为群体，多少改变了个性，略具学生群体意识，不仅绅、兵班学生铤而抗争，官班也屡试锋芒。1907年。北洋法政学堂官绅两班联合退学，反抗斋务长和监督“积威压制”《北洋法政学堂专门科学生散学大风潮纪要》，《盛京时报》1908年。1月9日。。从1908年。11月到1909年。短短几个月时间，湖北法政学堂接连三次爆发风潮，先是绅班要求平等待遇，继为官班反对日籍教习侮我国体，再为官班与教习冲突。循规蹈矩的套中人在学堂小环境的感染下，居然老夫聊发少年。狂，成了血气方刚的斗士。
1907年。张之洞因“目击新学之日进，大惧旧学之沦亡，故于湖北倡办存古学堂，以为各省之先导”庄俞：《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教育杂志》第3年。第5期，1911年。6月6日。。江苏、安徽、广东、福建、甘肃、陕西、四川、浙江等省相继仿效，学部还正式规定各省一律开设存古学堂，以期“存国粹而息乱源”《光绪三十三年。升任两湖总督张奏设存古学堂折》，《张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三。借保存旧学来维系专制统治的命脉，防范学生在新学熏陶下思想言行日趋离经叛道。然而，这里的学生对讲堂上的旧学毫无兴趣，只是随铃声上下，虚应故事。而课外对新书新报却十分着迷，好之若渴。为抵御学潮而办的道学染坊，反倒成了学潮的渊薮。1909年。湖北存古学堂学生因要求添设兵操，抵制瓜分，被监督无理斥责而罢课罢考，宣告统治者险恶用心的破产。
随着国家机器的局部更新和社会近代化发展，统治民族也感到有必要与时俱进，以适应社会变化，保持特权地位，免遭淘汰厄运。为此，清政府开办各级满蒙学堂，吸收旗人子弟入学。风潮的触角又随着学生群的蔓延深入清王朝腹心。1906年。八旗高等学堂师范班抗议校方无理处分学生而罢课。1909年。该堂又因请愿代表被斥革而全班退学。满蒙文高等学堂等3校也曾先后罢课，反抗当局野蛮压制。就读于烟台海军学堂的19名八旗学生为同学被开除事坚决斗争，虽遭校方压制及清廷的直接干预而毫不退缩，一律告退回京。旗籍学生的罢课退学共6次。血虽然浓于水，却不能淡化思想分歧和地位差异的矛盾。
娘子军的加入，丰富了这一阶段学潮的色彩。直隶、北京、江苏、浙江、四川、安徽、广西等省的女学生先后10次罢课退学，成为奇峰突起的新军，预示着中国近代女权运动勃兴的到来。
由此可见，学生群体结构虽呈不稳定流动状态，但只要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无论其原来的阶级、民族、性别和社会地位如何，都会受到群体性制约，在基本性格上显示出学生的共同特征。他们的压抑感相通，反抗的呐喊声也必然和谐一致。
学潮在形式上也有显著变化，1905年。以前多为退学，而这一阶段罢课越来越成为主要斗争手段。罢课成为学潮的主要形式，从学生方面看，是群体扩大稳定和群体意识增强的表现。学生阵容整齐雄壮，能够在学堂内与当局分庭抗礼，也容易引起外界的反响声援。退学的结果，除少数自办学堂外，大都散处四方，无法形成有影响的实体，保持不断增长的冲击力。退学的广泛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兴学初期学生的流动感，他们尚未真正摆脱混沌的士民观念，没有充分认识学生的社会独立性和特殊性。而罢课则显示出学生在稳定性加强基础上群体意识的普遍提高。从策略上考虑，罢课坚持的时间长，在针锋相对的公开对垒中持续冲击旧秩序，可以争取更加广泛的社会同情与支持，锻炼和考验学生的组织与意志。同时，这一转变增加了攻防梯次配备，以罢课为前锋，提出要求条件，而以退学作后盾，逼迫当局妥协，使之投鼠忌器，在冲突中处于被动，从而加强了攻击力。就社会效果而论，有些人对学生动辄退学十分不满，斥为“轻狂”。不少同情与支持学生的进步人士，鉴于自办学堂的艰难，退学即失学的客观事实，也不赞成学生轻举妄动，以免养成浮躁之气，缺少坚毅之心。而且清政府一再下令禁止退学生改名换姓别投他校，虽然禁令事实上未能贯彻，毕竟为学潮善后设下一重障碍，造成退学生就地重新入学的诸多不便。学生们在风潮中自觉不自觉地意识到合理运用有利斗争形式的必要性，通过自然选择，形成循序渐进的良性发展趋向。
就内容而论，学潮可分为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反对学堂内部的腐败专制，共220次，占总数的67%。其中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压制及管理制度腐败的94次；反对教员顽固守旧、愚昧无知、不称其职的38次；因卒业、升学、考试等事不公而起的24次；因饮食恶劣而起的21次；反对学生之间待遇不平等的15次；因缴费、给奖等事不合理而起的14次；要求改良学制、课程的6次。这种带有浓厚自发性的本能反抗，是前一阶段学潮的直接延续。
二是反对洋教习和教会，共14次。由于新式教育高速发展，师资奇缺，于是各地大量聘请外籍人士。据不完全统计，从1901—1911年。先后来华的日本教习达674人，其中1909年。在中国任教者就有424人，而是年。全国高小以上学堂共有外籍教师452人。汪向荣：《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第67—95页；《宣统元年。份教育统计图表》。他们中间不乏德才兼优之士，但也有为侵夺权益而来的野心家，或不学无术的无赖汉。他们倚权仗势，有的借名牟利，行为失检；有的动辄打骂，举止野蛮；有的盗卖校具，舞刀弄剑，致使学生愤然表示：“除非国亡，坚决不跟此类教习就学。”中岛裁之：《东文学社纪要》，第139—140页。云南昆明各学堂和两江师范学生分别联合罢课，驱逐学识浅薄而无理需索的日本教习；湖北法政学生因日本教习“以戏谑语辱我国体”《太平耶忘国耶》，《民呼日报》1909年。6月6日。而罢课，迫使校方将其辞退；陕西宏道高等学堂、甘肃文高等学堂和营口商业学堂学生则以罢课抵拒抗议日籍教习“蔑视我华族，草菅我民命”健公：《办理日教员行凶之非策》，《夏声》第5号。、殴打同胞同学以及勾结领事馆、包庇行凶浪人的种种劣迹。此外，上海浸会大学、徐汇公学、南京汇文书院、厦门同文书院等教会学堂学生，皆因校方“贱视华人”《记汇文书院全体散学事》，《大公报》1907年。7月2日。、拒绝增设汉文课程或无理责打同学而掀起退学风潮。山东广文学堂和长沙雅礼学堂学生因为要求改良课程、撤换不合格教师以及买办身份的学监、废除下跪背书等有失尊严的做法不为校方接受，先后几次发动持续数日的罢课。不过，一般而言，教会学堂的水准较高，能够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欲，因此，即使在政治文化冲突的背景之下，矛盾的激化还是明显少于一般学堂。
此期学潮的新动向，是逐渐突破学堂空间，把解决学堂内部矛盾的手段，发展扩大为社会斗争的形式。这类学潮至少有40次，在起因、对象和目的方面，均超出学堂范围，显示出学生群与专制统治秩序矛盾的扩大激化。其中又可依据起因、目标的不同，再加细分。首先是反对地方恶势力迫害师生和破坏学堂。顽固官绅“于如锦如荼之学界而贱之踏之蹂躏之，于可钦可贵之学生而奴之隶之犬马之”，“学界萌芽，不被压制者即被摧残”。影响所及，歧视排斥学生的恶风渐起，“人以是多贱学生，而学生被辱于地方官吏地方人民者，时有所闻”鞭石：《陕西学界之悲观》，《夏声》第1号，1908年。2月26日。。安庆、成都、厦门、漳州、兖州、徐州、砀山及奉天岫岩等地学界，因官吏、士兵、警察、家丁殴辱或无故拿办师生，地方当局曲意庇护，反而“问堂长以约束不严之罪”《家丁殴打学生之骇闻》，《民吁日报》1909年。11月12日。激起学生罢课抗议，要求惩办凶手及肇事者，甚至将警局拆毁。广东丰顺学界反对船户与劣绅勾结，加价勒索并污辱学生，天津葛沽官立学堂因流氓殴辱学生，巡官袖手旁观，不加惩处阻止，均一致罢学。其次，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日益深入，在中国领土上为非作歹，与学生发生直接冲突。1907年。广东岭东同文学堂师生因教师被日本潮汕铁路公司属员打伤，且拒不交凶，大动公愤，散发传单公启，鼓动绅商学界“合谋对付”。其公启揭露该铁路所用人员“尤多贪横凶暴，而管站之日人，复以言语不通，且蔑视中国人，故意庇纵。每藉行李小件，滥索规费，不遂则殴打踢骂。赴诉不理，过客多受其凌虐”。“有杀人不要偿命之语。苟不合谋对付，将益纵其虎狼之毒。”《同文学堂学生对于教员被殴之公愤》，《岭东日报》1907年。3月14日。这些斗争事关整个学界名誉，往往得到当地各学堂的响应，形成区域性风潮。
被动激发的学潮虽然显示了学生与恶势力的冲突，但为细微末节而暴起骤落，使趋新动力低效耗费，未免得不偿失。一些有识之士在同情支持之余，也别有深意地指出：“世界称军人、学生神圣不可侵犯者何也？尚公理而不涉意气，明人道而不畏强权，有完全人格，无非礼行为。有夺我天赋自由固有权利，奴隶我压制我，出其全力与抗，死而后已，此军人、学生神圣之名轰轰烈烈于世界也。而不然者，逞小愤蔑大局，同室操戈，同类相残，则学生之价值低矣。”“全体罢课，慷慨激昂，团结之志，不谓不壮，以之投于先生长者之前，未免割鸡之用牛刀也。”不醒：《高等学堂又起风潮矣》，《河南》第4期，1908年。5月5日。批评学生“只知罢课要求退学了事，枝枝节节而为之，绝不谋根本上之解决，则退学自退学，而招生自招生，顽固之监督如故，混充之教习亦如故”平衡：《桂林闹学风潮》，《粤西》第1号，1907年。11月15日。。他们认为中国不能“依政府之设施以图存”，呼吁学生“能知其所当争，与之日争而不息，以求达吾学之志，而无徒于饮食起居外观之微”皮生：《箴学生》，《夏声》第3号，1908年。4月25日。试图将学潮引上反清正轨。
在舆论感召下，学生们采取更加积极的姿态，以民权思想为指导，以罢课为武器，主动干预地方事务，反对贪官污吏的苛政劣行。1905年。直隶深泽县高等小学学生要求禁赌，县令昏聩，反而斥退4名代表。学生以退学抗议，又被该令胁迫其家长逼回，而赌风更炽。次年。学生不甘坐视，再度要求禁赌。昆明的陆军、师范、蚕桑、东文、法政等校学生联合揭露滇省学务军政腐败废弛，要求“改良整顿，以救滇危”《大事月表》，《云南》第2号，1906年。。。1909年。福建海澄学生全体罢课，反对抽收米捐。在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中，罢课成为学生的重要斗争手段。抵制美货运动时，上海、广州、福州等地美办学堂学生纷纷退学罢课。1907年。奉天学界反对总督徐世昌卖国求荣，1908年。保定师范学生抗议江浙路事，1911年。云南学生反对英军强占片马，均以罢课为武器，使地方当局颇感“风潮棘手”《保定学堂之路事风潮》，《中国日报》1908年。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