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需要造成趋向性动荡氛围，以期对变革目标形成普遍共识，对变革过程产生预应承受力。历史上外族入侵、农民起义、割据战争、宫廷政变等，引起社会长期动乱。但由于缺乏趋新定势，只能导致周而复始的循环。明清之际出现的新流向，不足以突破旧轨。洋务、维新的趋向性虽已明显，但震荡的幅度、频率、范围有限，而且自上而下的演变格局，不免削弱其效应。只有使下层升腾的躁动情绪受到自由民主时代气流的推导，才会产生普遍的变革愿望和要求，或者至少是接受变革的心理准备。学潮便成为搅动一潭死水的冲击波，令统治者头痛，社会舆论瞩目，各界人士关注。社会末梢神经在连续震颤刺激下逐渐复苏，麻痹的肌体加速恢复机能。这种轻微而遍布全身的生理运动，有助于最终导致中国社会变革的连续跳跃，从僵死中重现生机。所以，学潮不能孤立地论是非，推动社会不停歇地运动，并逐渐加快节奏，直到卷入社会发展潮流，跟上时代变化节拍，正是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学潮本身的表现与这种客观效应相比，反倒不显重要。
当然，学潮自身也带有明确的趋向，“罢课是学生对教学和生活管理积有不满而爆发的，实际原因是对当时政治现状的不满”郑伯奇：《回忆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学生运动》，《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03页。。在风潮的推动下，自由平等思想的触角伸向社会各个层面，冲击和改变着人们的既有观念。学潮不仅为各级官府严禁，而且由至高无上的皇权诏示取缔。这种被明令禁止的“非法”活动长时期大范围地不断出现，使清王朝的统治权威大为动摇，刺激人们不断地重新思考和自我调整。无论他们主观意向如何，都会对学生的思想言行做一番分析评判，逐渐了解和理解其追求主张，从而形成不同于官方的看法。学生与官府冲突的经常化，成为民众反清斗争合理性的旁注。而且以自由平等为基调的进行曲，最容易把人们的心理情感引向否定专制皇权的共和政治。这种既鲜明又带有几分空泛的社会思潮，对辛亥以后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了正负双重影响。
学潮锻炼了学生，成为不少人走向革命的转折点。特别是规模较大的风潮，本来就有革命分子暗中鼓动，斗争对象又往往是各级官府，冲突暴露了清朝的专制腐败，使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学生们深切感到，中国贫弱绝非个人善恶所致，而是专制制度造成。因此，倾向革命者坚定了信念，心存幻想者放弃了奢望，怀疑观望者消除了疑虑，软弱怯懦者增强了勇气。为了镇压学潮，当局出动军警兵丁捆打拘禁，甚至刀枪相逼。1907年。贵州陆军小学罢课反对总办，巡抚庞鸿书指为“革命”，调集巡防营包围学堂，逮捕为首数人，并欲斩首示儆。《李君儒清传》，《民立报》1912年。3月27日。学生们英勇反击，往往爆发激烈格斗。他们不仅丢掉书生气，也不得不突破“秩序”界定，从而冲开了投身武装革命的心理障碍。云南、陕西、直隶、四川、湖南等省的大型风潮，促使成批的学生走向革命，因而被视为“辛亥革命导火线”《西北革命史征稿》上卷。。
学潮促进了教育变革，有助于把新式教育推入良性轨道，使之一反清王朝的旨意，成为培养国民、造就人才的熔炉，而不是制造奴隶的染缸。在学潮的冲击下，一些学堂被迫接受学生的要求，撤换顽固守旧的职员和无才无德的教习，改良课程和管理制度，废止各种野蛮规章，甚至“亲书永不记过开除学生字样”《高等小学毁学罢课之风潮》，《大公报》1909年。10月10日。。当权者威风扫地，获胜的学生更加意气风发。1910年。广西干部学堂驱逐总办的斗争在各校学生的声援下大获全胜，继任总办和监督被迫率军乐队前往退学生下榻处迎接返校。《老蔡吃了大亏》，《民立报》1910年。11月6日。陕西高等学堂当局被迫让步后，“学生军凯旋，监学告退，监督亦辞差，各管理均不安其位”，“学堂成为无政府时代，每事管理均不敢置喙，任学生为之”大无畏：《陕西高等学堂之纪事及评论》，《夏声》第6号，1908年。7月25日。。湖北法政学生赶走日本教习后，“骄气日甚，稍不遂意，即行鼓噪”《法政学堂之冲突》，《大公报》1909年。10月17日。。在学生“无法无天”的过激行为中，双方气势伸缩消长，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改良与自治的目标。在既定条件下，学生权利得到起码的保障。
学潮成为引起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对待学潮的态度分歧加强了各种社会势力重新分化组合后政治分野逐渐清晰的趋势。学潮的发展扩大，使清政府如鲠在喉，唯恐引起统治权威的根本动摇。1907年。12月25日所颁上谕称：“士为四民之首，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06—5807页。所以，清末数年。间，学界动向一直为清政府严密注视。1907年。河南巡抚张人骏鉴于“各省学校林立”，风潮不断，“其人既不遵约束，监督管理各员力难禁止，既犯之后，地方官又以学校名誉攸关，事涉动众，往往设法调停，迁就了结，学生无所畏忌”，认为，“学堂定章，惩罪之条，仅止记过退学，似不足以示儆。学堂为创办之事，学生与平民有别，似应明定科罪专条”。奏请制定专门对付学潮的“学律”《学部驳复汴抚张人骏请定学律折》，《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5月10日。。学部司官“都是些无能的官员，丝毫不想进步”《1910年。10月21日德米格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672页。掌握实权的杨熊、谭继宗、陈曾寿、蒋楷等人更是压制学潮的老手。陈曾寿为张之洞门生，早在1904年。供职湖北学界时，就因开除宋教仁、田桐等人，激怒学生，被迫下台。到日本任留日鄂生监督，又被驱逐回国。然而，绝对专制毕竟是明日黄花，诸多掣肘使他们也不敢为所欲为，轻允张人骏所请，只能要求进一步严格执行既颁规章律令。
同年。底，清廷因“近来京外各学堂纠众生事，发电妄言者纷纷皆是”，为防止“育学之举转为酿乱之阶”，特别发出上谕，规定一旦出事，而教职员不加惩革者，“不惟学生立即屏斥惩罚，其教员管理员一并重处，决不姑宽”。甚至要追究所在督抚要员的失察之责，以防惩办不力。同时下令各学堂将此谕旨一律书写悬挂，并刊录于毕业文凭扉页。《光绪朝东华录》，总第5806—5807页。1908年。学部通令“嗣后京外各学堂如有纠众罢考结党立会情事，其为首滋事之学生即行斥革。抗不遵办者，即全体解散亦所不恤”。并竭力强调道德评判，强化思想统治。“盖道德与法律互相维系，不能遵守法律之学生，断不能有精深之学业。而规条窳败，教科废弛，办一有名无实之学堂，滋长嚣张之习，患乃滋大。”《学部奏议复翰林院编修陈骧条陈学务折》，《东方杂志》第5年。第1期，1908年。2月26日。统治者希望培养俯首贴耳的有用奴才，学生却渴望成为气宇轩昂的国家主人，奴才与国民的道德价值观根本无法统一。1909年。学部又因“京师学堂风潮迭起，非切实整顿，不足以杜流弊”，严饬各校于招考学生派订教员时，“务于品行一端切为注意，不得稍有疏忽，致使校风日下，学务前途不堪着手”《拟饬整顿校风》，《大公报》1909年。10月23日。。堵源截流，可谓机关用尽。但是，统治机器的功能业已失调，既颁规章也无法切实有效地执行。各地退学生纷纷转校就读，成为新的小群体的核心领袖，把火种播向四方。统治者欲惩无力，欲罢不能，被学潮之火烧得坐卧不宁。一些地方官员“最畏与学生交涉，至呼学生为教民。盖因办理学堂事件，无异审理教案之棘手也”《广益丛报》第6年。第2期。。统治秩序混乱失范，使清政府日益丧失驾驭国家管理社会的机能。
清政府不仅害怕学潮的直接影响，更担忧大批经过学潮洗礼的学生走向社会，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一位学务观察忧心仲忡地说：“夫他日政界学界军界及实业界之人才，皆恃今日学生为储蓄。”因此，各学堂于修身一科，“须切实讲授，勿得视为具文，并将公私二德分析解释，发明义理，且使征诸实行，定为功过，辅此学业，渐臻文明。久之，不须法律检束，自能服从命令，服从义务，各成有用之才，而一切弊习浇风，不禁自绝。否则，学堂林立，学生飙兴，徒构成一种复杂性质之社会，而教育之能力发达，反因之迟滞，即于政治机关亦有影响。转移所在，关系匪轻”《两江学务处沈观察致张殿撰书》，《湖南官报》第49册，1906年。9月8日。。
学潮的双重效应，使封建势力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学堂学生与专制秩序的本质对立。有人主张干脆停办学堂，惩治鼓吹兴学之人。一些曾经赞同发展新教育的官员，也开始怀疑学堂能否为旧秩序所容纳，认为：“昔日之书院，养以饩廪，动以利禄，无大益亦无大害。今日之学堂，可以造人材，亦可以召世变，大美所在，而大恶随之。”④《新学刍议》，《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5期。由于退回旧制事实上已不可能，为了去“恶”存“美”，他们想方设法消弭自由平等思潮在学界的传播影响。有的请出古代圣贤的亡灵，以招魂曲淆乱新声。张之洞“以自由平等异说流行，非提倡古学，不足以防流弊，故大鼓吹复古主义”，继倡设存古学堂之后，又提出在国学馆旧址建立古学院；由学部通饬各省，中小学必须以《四书》、《五经》为专修科目；《张之洞之顽固》，《中国日报》1908年。1月22日。并规定所有毕业生必须到存古学堂肄业一年。才能担任教职。《张宫保力保国粹》，《广州总商会报》1907年。4月19日。有的试图调和儒学与西学，阉割民主自由观的精髓。四川江油知县陈志喆针对“今日之学生，人人有一平等自由之说”的状况，把儒学的“一视同仁”、“有教无类”说成平等，“各得其所”、“为仁由己”说成自由，声称：“幸生中国者，其平等自由已臻极点。”根本无须再加倡导要求。
四川提学使方旭撰写专论《自由平权说》，表面对“当路”将自由平权“悬之为厉禁”的作法提出异议，实际上肆意歪曲，鼓吹所谓：“自由者，殆即吾圣人率性之谓也；平权者，殆即吾圣人挈短之谓也。一以贯之，则亦曰忠恕而已矣！”他认为：“文明之元素，富强之根荄者，仍不外乎吾圣人之道。”于是一方面把封建伦理道德捧为自由平权的正宗，经过改头换面，“能言自由平权者，亦圣人之徒也，又乌干禁耶？”另一方面，则将学生奉行的主张斥为异端邪说，“托为自由平权者，……逾闲荡检，无所不至，在圣贤谓之德之贼，谓之小人无忌惮；在哲学家谓之无公德，谓之野蛮之行为”。并以西方哲人“不可放弃己之自由，不可侵害人之自由”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映证，反对学生以自由平等观冲击封建专制和宗法礼教。《四川学报》1905年。第11期。这些乔装打扮的卫道士，把卢梭、福禄特尔等人倡导、“酿成欧洲列国大革命之变”的学说贬为“无界之平等自由”，“学生中有为是说者，直是以之贾祸，直是以之倡乱”。主张首先“演说历史以开导之。导之不从，则屏去之。去其害马，毋使败群”《新学刍议》，《四川教育官报》1908年。第5期。。以沐猴而冠始，以图穷匕现终。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争涉及近代中国的重大难题，即传统文化中究竟有没有近代意义的平等自由观；中国衰败的症结在于根本没有平等自由，还是存在两种平等自由观的冲突对立；真正侵害自由扼杀人性的，是君主专制还是所谓“无界之平等自由”。在这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旧势力固然颠倒黑白，开明之士甚至革命党人有时也似是而非。自由绝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而是对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力界限的规定。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严复翻译的穆勒《论自由》一书，书名就是《群己权界论》。尽管东西文化在自由观上有偏重个体与群体的差异，但改革者与卫道士不可能有统一的自由界定。朝廷官府的自由，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极端专制。而冲击专制道统，不仅必然打破传统秩序的规范，在惯性作用下，也可能冲出自由平等的界限。况且近代自由观本身就是并非完美的历史进步。造人才与召世变，正是新式教育并行不悖的双重作用，要求新人才恪守旧规范，实在是叶公好龙似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