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的激进倾向，首先表现在意志坚定和情绪激愤。河南高等学堂学生争浦信路时，慷慨陈词：“豫人即凉血遍地，决不让外人尺寸。”《汴学界电争浦信之激昂》，《盛京时报》1907年。12月17日。江浙学生在风潮中纷纷表示：“他日学成，断不甘受外人驱策。”《浙路业务学校全体学生致外部电》，《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日。“我人生死所系”，“让死不让寸分”《留沪浙江学生致杭州拒款会电》，《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他们不仅心怀以死相争的信念，而且付诸行动。1910年。云南学界保矿会大会上，陆小学生刺臂血书，激励会众。后该校学生200人赴谘议局要求公禀至院，议长不允，学生赵尔昌挥刀断指，以示决心。浙江女子师范学生“认为强权世界，非武力不能争存”，要求练习兵式体操。《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一些学生为争利权忧愤而卒，更使同学血涌气疾。河南修武学堂一位年。仅15岁的王姓学生在5000人抵制福公司大会上演说，未数语而晕厥。次日各校学生纷纷告假赴会，监督堂长以扣分相难，“而该生等毫不顾惜”《河南抵制福公司事件》，《民呼日报》1909年。6月3日。。浙江铁路学生邬刚闻借款警耗，连日不食，捶胸夜泣，喷血以殉。其绝命书写道：“外邦逼我贷款，吾知国贼志在冒利，必且无可转圜，款成而路去，浙江片土已为国贼断送，愤激无所泄，痛日加剧。”“呜呼！吾身即死，吾心不死，吾愿吾浙人勉其后。”《邬刚之绝命书》，《中国日报》1907年。11月14日。字字泣血，催人泪下。安徽16岁的学生倪启骥得知清廷欲将浦信路作为江浙路抵押，“忽拍案大怒，面惨淡无人色”。“既又大言曰：‘皖南北之路矿权失，吾皖人之身家性命及财产皆灭亡于无形不觉之中。吾皖人也，誓不与卖国贼共戴天。’”当晚即发狂热，昏迷中呓语“皆浦信铜官事也”。临终前犹切切叮嘱同学：“吾行且入地，然浦信铜官路矿之权千不可失，万不可失，种种不可失，子其努力，则吾死且不朽矣。”并留言家人：“愿节衣衾棺椁之费认为路股。”《倪烈士之行述》，《大公报》1908年。1月18日。这种至死仍不忘忧国的境界情怀，既燃烧着对强盗的满腔怒火，饱含对破碎山河的忧愤惋惜，也充满对汉奸国贼的切齿痛恨和对卖国政府的彻底绝望。他们的壮烈殉国对民众产生强烈刺激，引起十分广泛的社会反响。各地民众纷纷举行悼念活动，以表达爱憎。
学生们昂扬的爱国激情，虽不免带有血气青年。的狂热和传统士人的忧患意识，但更主要是对专制卖国政府的仇恨火花迸溅与国民权利义务观念光芒闪烁撞击而成的弧光。郑州中学堂学生在《废除福公司矿约启》中指出：“溯自海通以来，若干种条约，大都政府倾向外交一方面，而轻视国民一方面，故着着失败。”“我今日乃始披露我主人翁之面目，发表我主人翁之言词，恢复我主人翁之权利。”“福公司能运动我交涉局，运动我外务部，而不能运动我豫人坚忍不拔之志。”《声讨民贼之檄文》，《民呼日报》1909年。6月1日。浙江旅沪学生干脆公开宣称：“此次路事，政府殆不啻与国民宣战也！”《浙江旅沪学会大会纪事》，《盛京时报》1908年。3月6日。他们视清王朝为救亡图存的障碍，出卖主权的罪魁，而以争回利权作为民众恢复国家主人地位的契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学生们明里暗中鼓动突破原有文明界定，促使斗争进一步深入发展。苏州铁路学生发起的拒款会，自成立之日起就明确宣布：“不拘泥‘文明’二字，其罔上营私之钱奸，必须人人各尽义务，尽力处治。”一位上海代表演讲时说：“尝观各国立宪，均由国民流血要求而成。今次拒款若成，则立宪亦有可望，否则将为印度、高丽之续。”《苏州拒款会开会情形》，《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救亡图存与政治革新在主观上已经沟通。该校学生在拒款意见书中大声疾呼：“同人等敢为天下倡曰：与其死于脂膏吸尽之秋，何如死于血气刚强之日，对外人对政府，知有拒款而已，其他非所知也。”《苏省铁路学堂拒款意见书》，《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
“对政府”问题既经提上日程，就须预为筹措。杭州法政学堂拒款大会上，一位教员在学生群情激愤的感染下，意味深长地指出：“愤激之言，在旧日尚能耸动政府，而于今日观之，已等为老生常谈。彼专制手段，持之甚坚，断非一纸空言所能救济。惟际此倒悬之势，急不暇择，万不得已而出此下乘之策。”《记杭州法政学堂开拒款会事》，《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把和平合法斗争视为解救燃眉之急的权宜之计。长元吴公立高等小学学生分析道：抵制有“决裂”、“和平”二法，决裂必趋争端。“我国右文已久，枪炮不良，无以为力。”万不得已，只好暂取“和平之抵制”，筹集股款。《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而且连权宜之计也别有深意。江苏学生说是“以集股塞两侍郎之口”《苏州高等师范游学预备科东吴法政中学公立中学陆军巡警铁路等学校合致拒款会函》，《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浙江学生更加直言不讳，声称：“若是铜钱足了，试问外务部还有什么话说。就使再有闲话，就好用强硬手段对付他了。”《敬告同胞》，《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可见，在学生看来，和平方式绝非向清政府示弱恭顺，而不啻为隐含杀机的最后通牒。他们的确有所准备，浙江、江西等省学生曾计划实行暗杀，浙江学界还成立了铁血会。
一般而论，收回利权斗争形式上还是比较温和的，东京革命党人对此颇为不满，批评道：“上禀—打电—举代表，上列三大要件，皆我国现今学界商界所屡屡试行者也。”“不为独立救国计，其终也卒无所得，第博得‘亡国’二字。纵诸君自以为热心，然亦不过生为啼血之杜鹃，死为塞海之冤禽而已矣。其如神州陆沉之梦已人魔化何耶？”重瞳：《国民对内对外之唯一武器》，《河南》第2号，1908年。2月1日。浙江留日学生断言：“不有地，何有路？非使浙江独立不可。”《记留日苏浙学生集议拒款事》，《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由于环境所迫，国内学生虽有打破僵局的欲望，却无此实力和条件，难以公开提出更加激进的口号，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即便如此，他们的态度行动也显得比绅商坚定，后者至少取得了纸面的合法权利，而学生的活动始终处于非法状态。其罢课退学、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干预国政、参与党会等，均在清政府明令严禁之列。而且随着斗争的扩大激化，限制与压抑还不断加码。完全被剥夺了合法权利的学生，即使采用同一斗争形式，也比绅商风险更大，压力更重，牺牲更多。
然而，这些并未使学生犹豫顾忌，他们力所能及地与清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其爱国观与统治者截然相反，清王朝以学生永不干政为“敦品爱国”，学生则说：“此次变出意外，存亡之机间不容发，若路亡而国亡，为亡国民，虽有学将安所施？固不得以寻常得失比附。”《致嘉郡师范府中两校函》，《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有人尖锐地提出：“争路权即为爱朝廷。”《浙江旅沪同乡会纪事》，《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为此，许多学生因参与爱国活动遭到当局惩治。河南信阳师范学生为浦信路演说集股，被教务长以违背校章罪名斥退多人。京师一所高等学堂曾下令，凡出名会衔奏请挽回浙路者，一律取具同乡妥保，“出以永不再干预政务切结，方准留堂，否则即行饬革”《学堂之所谓爱国》，《大公报》1908年。1月4日。。
因为早有心理准备，面对高压，学生们奋起反抗。云南学生两度大规模罢课，直隶、河南、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地，也爆发了罢课退学风潮，以抗议当局压制。南京学生抵制提学使不准开会的禁令，坚持成立救亡团体。绍兴中学监督“戏言汤（寿潜）书生，无总理材，此次革职，浙路之福”。学生们闻之大哗，当面质问道：“汝亦欲入军机耶？抑欲得邮部侍郎耶？”《浙路事变之纪闻》，《大公报》1910年。9月13日。清廷的高官显爵在学生心目中已成为罪恶的化身和汉奸国贼的代名词。河南滑邑学生公函声讨相互勾结、压制爱国的县令与高等小学总董教习，不仅表达了“路存国存，路亡国亡”的民族意识，而且呼喊出“路权所在，即民权所在”的民主心声，宣布顽固官绅在文明国无容足地，将其判入“牛马套”、“奴隶圈”《滑邑士民之公敌》，《河南》第2号。。
学生的激进情绪影响和推动了运动的领导层，其中一些激进之士根据形势变化，公开表态：拒款“不可专恃和平，迁延贻误”《纪国民拒款会开会详情》，《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疏通法不尽可恃，须预备最后之手段”《甬郡教育会开第二次拒款大会》，《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不赞成革命的人面对学生也言不由衷。马相伯在以学生为主体的江苏铁路协会大会上演说时指出：“以今日之政府敢推翻以前之朝旨，是政府首先实行革命也。”《江苏铁路协会开会纪事》，《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在京师大学堂学生面前，也做出坚定姿态，一面赞扬学生“仗义陈辞，前驱后盾”，“如诸君者皆负笈都下，居学生之列，下有私论，其上必有责言。而诸君子乃举足步某先生后，一仆百起，唯恐言之不尽，行之不力，此非义愤发于中，诚而谁能之？”一面表示：“守护尺土，唯力是证，万一竟败，必以死殉，此所以报也。”《汤总理致大学堂函》，《盛京时报》1907年。12月17日。即使如此，学生仍不满意，有人于“风潮澎湃中，责言日至，尚疑潜过事和平”《汤总理复浙藩电》，《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使其左右为难，只好表面顺应大势，暗中向官府剖明不得已的“苦心”。
抵制美货是国民与外强相争，收回利权则不仅争之于外，更须与出卖主权的清政府斗争，并在收复利权的同时，完成从官办国有到商办民营的转化。因此，人们必须考虑以何种态度手段对付官府朝廷。有人提出：“今日之立宪预备时代，非昔日之专制手段可得而从事。昔日政府人民之关系，家属之关系；今日人民政府之关系，法律之关系。”要求“仿欧洲立宪国‘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例，而曰：不依吾民之公论，不纳各项之租税”高朔：《宣布拒款最后之方法》，《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有人表示：“外部既欲妨害人民权利，则吾辈之抵抗本在文明法律之中，今日之事，无所谓和平、激烈也。”“使外部而能保我土地者，人民孰不愿和平？使外部而必弃我土地者，人民又谁不激烈？”《敬告苏州拒款会》，《江浙铁路风潮》第2期。江浙铁路风潮中，苏人自愧不如浙人“慷慨激烈”，批评上海“热心志士平日奋袂攘衿，怒目切齿，慷慨谈论。及此间不容发之际，亦不闻立一会出一言以抵敌此压制之政府，则吾为吾上海人耻”。并反躬自省，“实有侥幸依赖之心焉”。他们说：“夫言非必出于激烈之为当也，特人方引绳以束缚我，执刀以刲割我，而我惟巽慎其词以与之疏解，是无异虎狼屯于殿陛而犹谈因果也。”呼吁人们“广集议会，联合团体，用强硬手段以对待部众，用坚毅手段以抵抗政府”。“而触政府之怒，充其压制之技量，不过杀吾身已耳。杀吾身死也，为奴隶牛马亦死也；死于英人之手死也，死于政府之手亦死也，死一也。与其死之迟，毋宁死之速，与其求死不得而卒不能免，毋宁杀身成仁而速即于死。”《为苏杭甬铁路借款事上江苏同乡书》，《江浙铁路风潮》第1期。打电、上书、举代表之外，罢课罢市、抗税抗捐也已提上议程。在绍兴、杭州等地还正式形成决议。
和平运动的激烈化，使清政府进退失据。地方督抚唯恐激成暴动，引发革命，不敢死力镇压。顽固官绅也心存顾忌。曾在湖南主持剿杀学界革命势力的陆元鼎在晋见时说：“若过事摧抑，诚恐激成意外，内乱与外侮交乘。”“轻重相权，内乱之来，较外侮尤迫。”《陆元鼎召对详志》，《中国日报》1907年。12月12日。运动领导者则担心行动过激引起暴动，使民心趋向革命，不敢轻易将罢市抗捐付诸实现，真正实行的主要是学界罢课。有人出于预防革命的考虑，重弹文明争拒的老调，鼓吹民气“有文明野蛮之分”《忠告争拒借款诸君》，《大公报》1907年。12月1日。。这种曾由学生大力倡导的策略口号，在时过境迁、对象主体均已变化的情况下重现，效果截然相反。当学生突破既有文明限定，逐渐把矛头对准专制政府时，坚持原来的文明界定就成为桎梏。对于上层以文明争拒防止革命的意向，学生很少苟同附和。他们从来不以文明与革命相对立。而绅商的主观动机无论是为了恫吓清政府抑或真的害怕革命，客观上都不免带来消极影响。革命党人虽不赞成国内公开斗争拘泥于合法和平形式，予以尖锐批评，但也看到了其中的激进倾向与革命殊途同归的发展趋势。《中国日报》指出：“当局者既对外不能不筹所以重言诺而固邦交，而对内又不能专恃威权而强事压抑，此问题纵令当局者颇难解决也。”《中国日报》1907年。12月4日。民气发达强盛，已由蜷伏于专制统治之下或避其锋芒，进而为公开对抗统治权威。这种由自觉群体引导，不是回复自发状态的突破，意味着爱国救亡运动正朝着民主革命的方向顺利发展。
保路风云学生潮
学生在收回利权运动中显示了突破合法和平形式的文明界定的意向，并有限度地付诸实施，但未能推动整个斗争越界发展。社会矛盾激化的总趋势和学生冲击力的进一步积聚增长，终于促使保路运动的风云变幻跨越了既有的文明界限，不仅诉诸罢课罢市和抗捐抗税（一般学生心中的“文明”），而且实行武力反清与共和革命（革命分子认定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