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容闳完整地提出他的计划，是向太平天国的洪仁玕；第二，所提7条建议包括设立实业和陆海军学校，颁定系统学制，是一份以西式教育为基础的根本性改革纲领，也是中国人第一次要求全面引进西学，建立新式教育制度。遗憾的是，容闳源自西方教育背景的主张，对于当时包括开明官绅在内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显得过于隔膜。冯桂芬后此提出的采西学，设学馆，与此相比，仍只触及西方文化的皮毛。容闳试图以文化排他性较弱，而与自己共同性较多的太平天国为依托，实现变革蓝图，还是反应平淡。前车之鉴，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投石问路，即使对曾国藩，也未将计划和盘托出。中国实行类似变革，要待40年。之后，至于主观上明确认识中西学以及中西教育制度宗旨的根本区别，则是下一世纪的命题。不过，容闳决非孤立的偶然例外，其同学中，至少还有唐廷枢、黄赛、黄胜等人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留下了足迹。只是由于记载缺漏或观念褊狭，下层文化乘西学之风浮升的现象，尚不为人们普遍认识和重视罢了。
西学东渐与走向世界，是体现近代中西文化关系的双向互动过程。外来文化在沿海地区下层社会激起波澜，进一步改变了安土重迁的习惯取向，激发人们走出国门的欲望。由固定人口转变为流动人口，本来就是城乡贫民应付天灾人祸的习惯性调节方式。清代人口膨胀，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加上清中叶后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出海谋生者早已络绎不绝。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进扩张，中国海外移民的走向逐渐由南洋伸展到欧美。从1785—1841年。当清政府及士绅阶层连美国的方位还茫然无知时，已有至少24位中国人到过或定居于新大陆，其中一位来自广州的王姓学生还进入了康威尔城的国外布道学校。到欧洲的人也日见增多，上述24位赴美华人中，有一些就是由欧洲辗转而至。他们主要是沿海地区的贫民，也有少数仕途困厄的失意士绅和商人。1866年。清政府首次派员游历欧洲，标志着官方向西方学习从睁开眼睛跃上举步出门的新阶段。但出访者一路上不仅在西贡、新加坡等地看到数以万计的华人，而且在巴黎遇见“已侨寓十数年。”、“又解英法言”张德彝：《航海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0—51页。的宁波商人。令人奇怪的是，李善兰为斌椿《乘槎笔记》所作之序竟说：“所历十余国，皆开辟以来，中国之人从未有至者。”这位中国当时首屈一指的科学大师也不能免于文化偏见，对书中所载事实视而不见。当1868年。清政府的第一个外交使团由外国人率领出访欧美时，同船赴美的广东“游民”竟有800余人，在旧金山定居者已达数万之众。志刚：《初使泰西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6页。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平民百姓，才真正是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先锋前驱。他们虽然很少著书立说，流传于世，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却依然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
首先，他们的行为经历对亲朋邻里发生直观感应，潜移默化地使之产生到泰西谋生的欲望追求。在一定条件下，其影响还作用于士绅阶层。如18—19世纪之交“遍历海中诸国”《海录·序》。的谢清高，当其经历见闻引起乡人杨炳南的注意时，就被录之成册，成为士绅认识世界的重要印证与补充，影响的时空范围大大扩展。
其次，他们把中国的工艺器物、风俗人情带往西方，引起异国人对东方文化的关注和交往需求。1868年。张德彝等人到旧金山时，只见当地唐人街“所有闾巷市廛、庙宇会馆、酒肆戏园，皆系华人布置，井井有条”，“远望之讶为羊城也”。一些宁波、广东籍商人在欧美经营中国货，所获颇丰，还有浙江民间艺人在欧洲各国巡回表演杂技多年。。
再次，当东西方正式接触时，他们可以充当媒介。据说鸦片战争以前，美国政府曾让一位住在纽约的华人担任信使，希望向清政府传递信息。清政府的外交使团路经或抵达各国时，当地华侨纷纷前来拜见，除热情款待外，还介绍所在国的时政大事及风土人情，甚至亲任导游，有助于初出国门的官方代表更好地认识世界。1868年。的使团到美国华盛顿时，一位华籍传教士登门建议献策：“公等旋归，可将西国风俗政事之善者以劝华人之不善，不数年。间，华人必效西国矣。”此人言谈虽带宗教色彩，却是中国人向祖国发出的效法西方、变政革新的恳切呼吁。同文馆出身的张德彝用顽固派谩骂母校的语言斥责其剪发易服，数典忘祖，“取小利而乱大义”，反对“取彼数百年。之善政，以易我数千年。之善政”张德彝：《欧美环游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5—46、66页。反倒显得道学气太浓。
最后，这些华侨中不少人学会了外文，有的还进入当地学校接受正规的西学教育。沿海地区也有人专程赴欧美学习语言文字。1872年。曾国藩奏报选送幼童留美事宜时便提到：“前此闽粤宁波子弟，亦时有赴美学习者，但止图识粗浅洋文洋话，以便与洋人交易为衣食计。”曾国藩、李鸿章：《奏选派幼童赴美肄业办理章程折》，《约章成案汇览》乙篇卷三十二上，第1—6页。语言是文化沟通的工具。1868年。张德彝在巴黎时曾与两位华侨和两位俄国人用法、拉丁、俄、英、汉等“华洋五国言语，互为翻译交谈”，这场中外联唱同时也是海内外中国官民、雅俗文化的合弦，成为学习西方进程中一段极具象征意义的插曲。此外，一些山西、四川籍落魄士人为欧洲汉学家担任记室，有的还参与翻译介绍中国古籍。如一位姓李的四川人，就曾为一“广览华书”的法国学者任记室，协助译出《离骚》、《原道》等书。《欧美环游记》，第156、216页。这些鲜为人知或视而不见的凡人小事，与士绅阶层开关20年。后无人通晓洋文夷情，以及1867年。前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的惨败形成鲜明对照。
学堂发展的曲折历程
市民社会的变化，直接推动了沿海官绅和士林风气的转变，并间接影响中央朝政，在开明之士鼓动、外强压力、地方洋务大员支持以及商民社会与西学相互促动的合力作用下，主张变通的一派占了上风。但是，朝政的转向却与闭塞耳目、坐而论道的京师士大夫发生严重冲突。直到1860年。郭嵩焘仍在抱怨：“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京师知者独鄙人耳”。《郭嵩焘致曾国藩》，《陶风楼藏名贤手札》第5册。上海广方言馆的筹建虽然风平浪静，1866年。京师增设天文算学馆却引起轩然大波，显出士风的区域性差异。与前此同文馆相比，天文算学馆不仅增加西学课程，不再仿照乾隆年。间的俄罗斯馆只习西文，招生对象也由八旗幼童改为举人、五贡、翰林及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的京、外各官等正途士人。奕等人在那拉氏的支持下，挫败了以倭仁为首的守旧派所谓“矜奇好异，震于西人术数之学”，“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十六。的攻诋，却无法化解诸如“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翁同龢日记》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二十四日。等俚语对句满天飞的社会影响。旧学泰斗操纵着士林动向，“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所不齿”。《洋务运动》，第39—40页。结果，形式上获胜的奕在次年。招考时惨遭败绩，半年。中只有98人报名，而且无一人出身正途。到考者减为72人。经初复试，录取30人。入学半载，因程度太差又斥退20人，剩下的10人，只得并入旧馆。所以有人说：“中国学者中的优秀部分拒绝和它发生任何关系”，“只有一些才具较差的‘骗子’之流才肯去接受新课程的利益”。高斯特：《中国在进步中》，《洋务运动》八，第432页。此后，同文馆中京师学生的水平一直不及沪穗两地的保送生。1872年。该馆的92名学生中，“成绩最好的都来自海口各校”。毕乃德：《同文馆考》注21。到1899年。该馆先后从上述两地接收保送生74人，每届大考，各科头名几乎为他们所独占。天文算学馆的失败，反映出当权者与士大夫，以及京师与沿海士林间的差异分歧，同时标志着西学东渐进程在士大夫精英层的严重受挫。恰好同一年。教会学堂不仅在沿海城市有所发展，而且深入到陕甘云贵川等内陆偏远省份。
相反相成为万物进化之理。天文算学馆遭挫折，京师士林核心也与西学东渐潮流正面撞击，陷入思想先驱鼓动、当权者倡导、沿海士风变化冲击以及下层文化借西学之力浮升趋势的夹攻之中，内部出现分化苗头。当时名士领袖之一的李慈铭说：“以中华之儒臣而为丑夷之学子，稍有人心宜不肯就，而又群焉趋之。盖学术不明，礼义尽丧，士习卑污，遂至于此。”徐一士：《一士谭荟》（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6年。），第136页。间接反映出一些士人心欲归之而顾虑重重的矛盾心境。这比丝毫未染欧风美雨的一潭死水之地，又要略胜一筹。
洋务新政推行，中外交往扩大，以及中西学地位此升彼降的变动，使教会学堂得到加速发展的良机。到1876年。新教学校达350所，学生5975人。而天主教会1877—1878年。度仅在江南一带就有学校558所，学生9013人。《中国近代教育史》，第75页。鉴于毕业生的社会需求量大于供给，而面向下层的方针见效较缓，早期利用贫民文化排他性弱的特点来打破心理氛围障碍的积极作用已形减少，下层社会文化内化力和辐射力差，潜在制约作用又更多体现于惰性的弱点相对突出，从60年。代中期起，教会开始调整对策，一方面淡化宗教色彩，首先以扩大西学影响改善社会文化环境，为宗教传播提供便利，教学内容逐渐世俗化。另一方面，改变招生对象的层次，由贫民转向商贾富家，最后达到吸引官绅子弟。1865年。上海英华书院“考虑到英语教育将是高度有利的，有许多人表示为此目的希望能学习英语”《北华捷报》1865年。7月12日。率先实行收费招收商界子弟，以提高学校的质量地位。到1887年。同文书会成立和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上，这已成为普遍共识。教会人士认为：“往往在北京的高级官员和开通的官员已准备接受外国人的建议，而地方上的士大夫们却进行干涉，并且会有效地阻害一切进程。这般士大夫们充斥在帝国各地而且受到高度的尊敬，事实上他们乃是这个帝国的真正的灵魂，并实际地统治着中国。”“如果我们要影响整个中国，就必须从他们下手。只有当我们愈是博得士大夫的尊敬，我们在中国的事业才愈能顺利进行。”《同文书院章程、职员名单、发起书和司库报告》，1887年。。为达此目的，办法之一，是通过培养富有聪明的人“担任领袖、先生和司令官”，以取代士绅阶层的地位。《1890年。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第457—459页。办法之二，是直接影响并改变士绅。后者更能收到一举两得、事半功倍之效。李提摩太任广学会总干事时，便计划将10000名正式、候补官员和34000名士子童生作为经常施加影响，进行系统教育的对象。江文汉：《李提摩太与广学会》，《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
教会学堂方针的适时调整与社会变化趋势相合拍。80年。代中期，美国教会计划在广州设立一所大学，当地的官绅士商400余人联名请愿，要求将学校设在广州。其中1／4是政府官员，10人是翰林。《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9—30页。上海中西书院由于规定“肄业生不论何局办事，何堂习学，悉听自便，进教与不进教，亦不勉强”，到1892年。共有在校生161人，只有17人系教徒子弟。其历年。毕业生“或至各海关，或至电报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铁路等局办事者已有二百余人，再各处设立电报、水师等学堂，由本书院去学习者，亦有数十人”。财政收入也大于支出，反映出对殷实人家子弟有较强吸引力。《中西书院报单》，《中西教会报》1892年。5月第2卷第16期。到1889年。新教学堂共1086所，学生16836人，1895年。更增至21353人。《中国基督教会差会手册》1898年。第二部分，第326页。1892年。天主教学堂633所，学生10917人，《海关十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15页。为同期中国人所办学堂学生人数的16倍。不仅数量大幅度增长，程度也明显提高。新教学堂的中学有114所，占10％。不少传教士到80年。代末提出兴建大学的计划，上海圣约翰学院于1891年。正式开设大学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