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是传统社会的同化引力。学生的冲击同时引起旧势力抵拒和同化的反应。清政府以功名利禄引诱学生，而刚由士子童生脱胎而来的青年。旧习未去，也易于动摇趋附。有人指出：“学堂之异于科举，一恃朝廷以谋生计，一使自谋生计而已。今科举废而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则人人挟一科举之旧思想，犹将赖仕进以为生活之路。”宣统二年。教育法令研究会报告：《研究各学堂奖励章程》，《教育杂志》1910年。第6期。实官奖励为祸更甚，各地学生“率皆改就官职，不愿升学”。1909年。学部担心照此下去“高等实业学堂因无升入学生，不能成立”，奏请“略示限制”，凡年。在25岁以下者必须升学，不准改就官职。《宣统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学部奏高等实业预科改照中等实业功课教授并限制中等实业毕业改就官职片》，《大清宣统新法令》第5册，第23页。但直到1911年。有识之士仍在为此奔走呼吁：“举贡生员之名目不废，京外实官之奖励不废，则人人各挟一科举之旧念。”“学生既艳得官之虚荣，自不惮考试之劳瘁，而工农商之事，若浼焉有所不屑。”《宣统三年。四月唐文治咨邮传部转咨学部咨文》，西安交大档案第2461卷，转引自《交通大学校史》，第66—67页。要求学部停止实官奖励，以利于倡导新风。1911年。4月9日，各省教育总会联合会做出决议，指出奖励实官功名有“害吏治”、“害教育”两大流弊，要求立即停止。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3册，第203—204页。在强大压力之下，学部才于1911年。9月奏请停止实官奖励。但清政府来不及斩断枯枝，就被革命风暴连根拔倒。
科举与学堂混合，使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大受干扰，造成严重痼疾。梁启超民初曾愤然斥责“前清学制之弊”道：“其误国最甚者，莫如奖励出身之制。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遂使学生以得官为求学之目的，以求学为得官之手段。其在学校之日，希望者为毕业之分数与得官之等差；及毕业以后，即抛弃学业而勉力作官矣。”“故中国兴学十余年。不仅学问不发达，而通国学生，且不知学问为何物。”《民初归国演说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二十九。
当然，学生的就业取向主要决定于社会现实。专制权力控制操纵一切，权柄在握便可为所欲为，离开权力中枢则难以有所作为，因而争权夺势历来是世人竞争角逐的热点。旧士人以入仕为正途，从政为目的，近代学生同样有此偏向。尽管近代商办企业、大众传媒和社团党派的出现，使民间势力有所上升，但清政府不允许危及其权势地位的民间实体存在，后者的实力、地位与作用颇受局限。因此，学堂无论官公私立，毕业生仍以政府录用为出息。他们把社会成员对权力的平等享有与个人对权力的占有等量齐观，或追逐权力，或把个人权利系于权力偶像，主体意识蜕变为权势欲和依附性。社会不由集权垄断向分权民营过渡转化，就不能产生独立的民间实体，吸引容纳以天下己任为抱负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施展才华的机会和场所，从而改变其职业取向。
民初数年。间，在北京和各省出现了一批数以百万计“日费精神以谋得官”梁启超：《作官与谋生》，《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二。梁将当时为谋生而求官者分为两种四类，其中第二种甲类为“留学生归国及国内学校卒业者”，“因一时求业颇难，不如求官之可以幸获，且亦见其前辈之以此途进者，若甚尊荣安富焉，歆羡而踵其武”。于是“几于驱全国稍稍读书识字略有艺能之辈，而悉集于作官之一途”。的“高等游民”杜师业：《高等游民问题》，《中华杂志》第1卷第10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毕业学生。由于青年。子弟求官者众，各种类型的法政学校异常兴旺，成为新的仕进之阶。当时任江苏教育司长的黄炎培曾撰文指出：“光复以来，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惟政法专门教育。尝静验之，戚党友朋驰书为子弟觅学校，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旧尝授业之生徒，求为介绍入学校，入何校？则法政学校也；报章募集生徒之广告，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行政机关呈请立宪之公文，则十七八法政学校也。”据他调查，江宁、苏州、上海、镇江、清江5处的法政学校在校生竟达4742人。《教育前途危险之现象》，《民立报》1913年。4月30日。其他地方也不例外。如四川成都，竟有四五十座私立法政学校，“三月速成，六月速成，愈快的班数，学生也愈见多”《少年。时代》，第296页。。青年。学子在权势魔力驱使下，变成奔竞于官场之上的政治投机商。
同时，学生所学知识不适应社会新需求。清季普通中学偏重文科，实科较弱，更有文实分科的主张，学生普遍缺乏科学知识和技能。工商界人士曾抱怨毕业生不称其职，认为：“国家教育的宗旨，是在造就一班普通的人民，教给他养身养家的能耐，并非是教全国的人，全成了大人物大英雄。”而学堂教学内容如出一辙，学生仅仅“会些个光线力点的新名词，别的全不会”，因此工商界“全都无法位置”《论国民教育》，《爱国报》第262期，1907年。8月15日。蔡元培后来更把这类学生称为“不适于科学万能之新时代”的“变相的举子”《德国分科中学之说明》，《新青年。》第5卷第5期，1918年。10月5日。。形势逼迫与习惯惰性，都促使人们将对权势的追求置于优先地位。社会权力本位和政治集权结构不打破，不仅畸形人才过剩无法消除，而且对社会民主化进程遗患无穷。学生的权势意识，成为导致夺权之前要求民主，执政以后恣意独裁的恶性循环的重要原因。
学生对社会的影响在冲击、抵拒、同化的漩流中划出高低起伏的曲线。异体前驱性使学生的要求与社会变化不能同步，难以被有效吸收和有机结合。这种不相容在旧士人自负风气的因袭作用下，糅合演化成近代知识分子的社会游离性，主体自觉不足而孤傲自负有余。学生时代萌发的主体意识磨去棱角锋芒，形成外圆内方的双重性格，保全个人以社会滞缓为代价，逆向融合以自我独立为牺牲。这种缺乏自立精神而充满清高气质的群体变态人格，可谓中国近代化难产的一大症结。
1911年。5月，国内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金陵大学一位学生撰文论述《今日中国学生的责任》，满怀自豪地说：“尽管存在导致中国灭亡的种种不幸原因，仍有一线日益增长的希望，这是每个爱国的中国人渴望了解和认识的。这希望不在于商人或官僚的财富，而在于年。轻气盛的学生。他们遍布全国，为数众多，是唯一能够制定明智计划，使国家在一切领域进步的人。他们能够成为卓有成效、富于能力的未来改革的领导者，使中国复兴到强国的辉煌地位。”《金陵光》第3卷第3期，1911年。5月。然而，历史只是为青年。学生提供了一次表现机会，而不是必胜的条件。他们亲手创造的新社会反而要将他们抛弃，所面临的仍是继续开辟漫长而曲折的通向光明之路。
开风气之先
学生的崛起，在少数先驱之后形成一个传播实践新思想的群体，对社会产生广泛震动，促进民族文化心理的调适，道德标准、伦理规范、价值取向、思维行为方式都在加速更新重建。学生的社会联系依次表现为学校、家庭、社会三个层次，与此相应，其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形成逻辑链条。
从群体特性考察，学生最直接的社会联系是学堂内部的人际关系和校内活动的客观影响。学堂与旧学书院私塾在课程设置、学制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目的上明显不同，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旧教育把学生限制在书斋和故纸堆里，新教育制度则不同，学生活动于教室、校园和体操场上。”为了破除旧观念规范的束缚，学生们自办杂志，“要把学生从昏睡中唤醒，影响他们参加各种活动”《金陵光》第1卷第1期，1909年。12月。。除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外，还广泛开展其他形式的活动，显示出崭新的精神风貌。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积极开展体育运动，努力改善和增强国民的生理心理素质。学生们对于“东亚病夫”的蔑称深以为侮，决心以实际行动改变民族形象，强国健种，因而尤其注重体育的效用。许多学校组织了体操会、健身会，上海学界还成立了学堂健身联合会。除一般体育课程和日常锻炼外，各地学界经常举行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运动会，有的由一校单独组织，有的为几所学堂联合发起。江西、江苏、四川、直隶、陕西、广西、奉天和北京等地，举行过地方性学生运动会。上海每年。秋季的学生运动会且已常规化。由天津南开、上海南洋、苏州东吴等校发起，不定期举行过全国名义的学生运动会。开始多属表演性质，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竞技色彩逐渐增浓。届时每校“各简魁杰，互相较赛，或跑或跃”《健身令》，《东吴月报》1906年。第1期。。在1911年。天津租界的“万国运动大会”上，南开、普通和官立3所中学成绩优异。《运动进步》，《大公报》1911年。5月29日。不仅男儿争强斗胜，巾帼也不让须眉，一洗柔弱娇风，竞技场上大展英姿。
召开运动会的主要目的不在胜负名次的争夺，除强健体魄外，一则各校同学会聚一处，相互交流思想，联络感情，增进团结；再则养成尚武强身、竞争进取的意识风气。会场上青年。们放声高歌：“大风泱泱，十里运动场，世无文弱国，男儿当自强。”“各努力兮勿旁皇，今兹盛会兮异日国防。”“我同学，共勉旃，及今小试冲天翮。念祺重强权，物竞而天择。推兹进取心，奚忧外患迫。”希望借此召已逝之国魂，起将死之人心，“振国民之精神兮，合群力而驱驰”《高等学堂冬季运动开会歌闭会歌》，《关陇》第1号，1908年。2月2日。。运动会这一洋新事物产生了广泛吸引力，每会来观者成千上万。1906年。北京学界第二次运动会，27校学生列队而至，各界群众也络绎前来。上年。度首届运动会时，“不限入场券，来宾到者尚少。此次限以入场券，而来宾至数千人”无我生：《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记》，《大公报》1906年。5月3—6日。。上海学界运动会盛况空前，“观者如堵，不下数千人”，还获得不少门票收入。《健身会》，《东吴月报》1906年。第1期。南昌学生联合运动会的观众更多达万余。《赣省商学界尚武之精神》，《时报》1911年。6月4日。有的运动会允许来宾同场竞技，场上龙腾虎跃，场外欢声雷动，出席者无不精神振奋。他们纷纷发表观感，盛赞学生的壮举，指出：“我国数千年。之积弊，莫患于右文而轻武。”“国家之盛由于兵，强兵之道由于国民尚武，而尚武之风，实始于学堂运动会焉。”《运动会盛观》，《盛京时报》1906年。11月17日。把运动会视为“振起我国学生尚武之风”的“药石”和“近年。我国学生进步之速”的有力证据。《学堂异彩》，《汇报》第8年。第80号，1905年。11月5日。并且满怀信心地预言：“使吾国事事能如此进化，则二十年。后其犹不能与东西各国并驾齐驱，吾不信也。”③无我生：《京师大学堂运动会记》，《大公报》1906年。5月3—6日。一些激进之士及革命党人还将此看成是破除旧习的具体行动。
有人从运动场上争雄斗勇的情景中受到启迪，认为中国事事效法古人，循规蹈矩，结果连古人本意亦失，日益退化，“演成今日不痛不痒之老大帝国”。西人则事事欲胜前人，不断创新，所以“国势蒸蒸，日益进化”③。从新行为中萌发新思维。陕西留日学生风闻西安学生运动会“数百健儿一副上马杀贼下马作露布之气概”，“不禁跃喜欲狂，击筑悲歌”，感慨道：“秦人以强悍著闻天下，驷铁雄风，尤足代表吾族。”然而，“一摧于外族马足之蹂躏，再摧于专制君主之愚柔”，武毅强健精神消蚀殆尽，致使国弱民孱。运动会一扫柔弱风气，“可为秦人士活动舞台之初出也，可为恢我祖宗名誉之始机也，可为三秦起死回生之万灵丹也”剑：《陕西高等师范两校第一次运动会记事》，《关陇》第1号。。师生中的革命志士更借提倡体育培养学生对军事生活的适应力，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此外，运动会还为学生提供了锻炼组织能力，培养集体精神和遵纪品行的良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莫理循出席了京师大学堂1907年。的运动会后，对于去年。“外籍教师们组织和指导各项体育运动”，而“今年。中国人独立地干起来了”的情形十分赞赏，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我估计至少有五千名学生参加。他们身穿制服，旌旗飘扬，乐鼓齐鸣，秩序井然地排队走向运动场。这些品学兼优的年。轻人顺序停在运动场上，观看外国式的运动项目：赛跑、跳高、跳远、举重、掷链球等等。这里全是中国人，中国人维持秩序，中国人充当干事，中国人散发中文节目单，参加竞赛的全是中国人，裁判员都是中国人，只有竞赛的项目是纯粹外国式的。”并以此作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例证，批评英国报界对待中国仍像义和团事件以前一样，动辄诋毁训斥的错误趋向。《1907年。5月14日致姬乐尔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498页。
二、改革教育形式，依据教学内容和要求，走出书斋、校园，进入社会和大自然，以社会为教本，以天地为课堂，接触体验乡俗民情，“探古人之胜迹，仰先贤之遗教”《贵阳达德学校五十年。大事记》，《贵州教育志通讯》1984年。第2期。并对动植物、地质、地理情况进行实地勘查。学生们在教师带领下，“亲负采集器具，短衣芒鞋，步行数十里，虽清晨薄暮，未尝稍辞劳苦”。一扫闭门死读的迂腐羸弱，令人“不禁为中国前途额手称庆”《何观察热心教育》，《大公报》1905年。5月16日。。通过这类活动，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也使学生们更加广泛地体察到社会的落后黑暗，激发爱国革新热忱。龙门师范学生到龙华塔远足，一路上“军乐洋洋，步伐整齐，勇气百倍。及过斜桥，则各人壮气消灭，乐声肃静，面带怒容。究其故，则因行经法界，法捕房不准擅奏军乐也”。同学们愤然表示：“呜呼！此为我国之地，而吾华人不得自主，名为租地，实为割地。”又见路旁乞丐众多，老弱女幼皆有，“衣衫褴褛，饮食不完”，而且动辄被乘车轻过的洋人嗤笑鞭挞。“此等耻辱，惟中国有之，可叹也。”高等三年。级姚元鑫：《龙华远足记》，《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杂志》第1期。这种集体列队行进间对周围环境及事件现场的体验反应，远比个人或自由结伴漫游时的感受更加强烈。当时任教于浦东中学的黄炎培，曾作《致学生家长远足之趣旨书》，指出集体旅行可“借活泼之天机，得自然之发育”，于德智体三项“收神速圆满之效果”，具有激发爱国、爱乡、爱校、敬师、爱群之心，体察民情生计，扩充知识见闻，锻炼习苦耐劳、坚忍强毅之品质，养成独立自治之精神与绵密之思想等12大效益。《浦东中学校杂志》1909年。第1期。不少女校学生也组织远足参观，由闺阁步入学堂，又从学堂走向社会，环境的变换，对于女性心理生理发育起了良好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