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化为表现的民族自觉，形式上是本位中心捩转，内容上是传统文化更新，这与民族虚无主义没有必然联系。欧化倾向强的社会集团，往往对传统有深刻认识，而且经过全面比较和认真思索，他们既是中华民族清醒的革新者，又是民族情绪最为强烈、救亡行动最为坚定的爱国者，学生在历次爱国运动中的表现就是明证。在后发展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通常的情形是，前期民族情绪强烈，对本位文化的否定倾向也明显。既发展后，民族情绪趋于平和，而复兴本位文化的要求则急剧上升。原因在于，前期人们主要关注如何进入世界即发展问题，后期则转向如何确立本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从文化角度看，在有全面接触愿望而尚未达到全面了解时，对外部文化的期望评价过高；当已获得全面接触和有效吸收时，则更注意消除由此带来的弊端，增强与本位文化的协调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与一般学生醉心欧化形成鲜明对照，在教会学校读书的中国学生反而对此表示异议。他们说：“中国学生往往钦佩西学的精深博大，而对本民族的文学、哲学予以蔑视，被西方文明的光辉所迷惑，看不到中国文明的价值。应当认识到，新旧学虽发生冲突，但在许多方面有其共性，如国家、教育、道德观念等。我们应对旧学进行仔细的选择取舍，把新旧学最好的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体，以满足处于过渡时期的中国的需要。摆在我们学生面前的任务，就是融合中西文化的精华。”《编者的话》，《金陵光》第2卷第2期，1911年。3月。他们对“抬高英文贬低中文”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学生将成为教师和政治家，具有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责任，必须学好中文，才能在讲台和政坛上更有效地影响民众《学习中文对于中国学生的重要性》，《金陵光》第1卷第2期，1910年。1月。；并为增加和改善国学课程多次发动斗争。而一般学堂中此类事件闻所未闻，相反，每每因为要求增加和改进西学课程发生骚动。
人们常常认为教会学堂是最容易产生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倾向的温床，但事实上这里的学生大都以救亡振兴为己任，满怀对古老文明的崇尚仰慕之情。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蕴涵着深刻的哲理，一般学生醉心欧化与教会学生珍视传统，表面上是对待中西文化态度的分歧，实质上双方基点一致，目的相同，其差异决定于各自的具体文化环境不同。推崇传统的教会学生并不否认欧化，他们对待民族文化的崭新价值观，本身就是欧风美雨荡激的结果。而一般学生醉心欧化也不一概排斥传统，那些启迪民族意识，批评君主专制的文献古籍，以及与近代观念合拍的文学作品等被统治者视为异端邪说的传统文化，就使他们兴趣盎然。教会学生不满于侵略势力的奴化教育，一般学生则反感专制政府的奴隶教育，他们倾向相对而立意相通，所向往追求的，都是自身的缺憾补偿。二者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否定，不能脱离具体背景，以其中一方的意见作为否定另一方态度的依据。在文化的冲突融合中，无论人们主观意向如何，真正的精华都会被吸收涵化。青年。学生批判甚至摒弃传统的偏激，并不会导致民族古老文化的沦落，而是在加强中外文化全面接触的基础上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重建，使之再放异彩。
西学东渐和西俗东移由外力强制的客观进程内化为主观能动意识，有助于打破僵化的旧道德。作为维护与巩固专制统治的精神支柱，传统凝聚力与道德约束力相结合，不仅使封建阶级振振有词，也绊住了不少进步开明之士走向近代化的脚步。为了抑止青年。学生的西化倾向，维护固有传统而鼓噪一时的国粹派由中兴到末路的历程，值得每一位有志革新的中国人深刻反省。周而复始的循环产生一种怪象，经过长期冲突才为国人接纳认可的洋新事物，很快又被心安理得地当作国粹去抵制新的舶来品，文化融合走着一条盲目痛苦的艰难历程。历史进步必然伴随着旧道德的沦丧，这不是民族精神的衰落，而是复苏振兴的开端。
使学生陷入角色矛盾的指责不仅来自本国旧势力，也来自域外的殖民主义者。英国报界指责中国学生的运动中“有一种毋庸置疑的趋势，它不仅对英国的利益而且对中国自身孕育着危险”。对此中国留英学生曾专函予以驳斥，指出：“当学生们尚未接受新的或西方的知识，仅仅满足于历史悠久的古典文学时，他们就被讥之为‘古香古色发了霉的老古董’。而当他们认真地致力于掌握新的知识，以期有所成就，因而有时迫不得已对旧的知识略有忽视时，又说他们过于‘感情用事’、‘歇斯底里’，并且全然抛弃了儒家学说的有益的克制和修养。”《1911年。1月25日莫理循致贝尔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683页。其实，正如清政府的攻诋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一样，列强的态度决定于他们害怕中国学生的觉醒引起殖民体系的动摇崩溃。因为他们知道，中国学生的“大部分精力是用来在所有这些殖民地中削弱我们的权利，这些殖民地乃是英国贸易和英国利益的支柱”《1911年。1月26日姬乐尔致贝尔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688—689页。。一位在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英国人对留日中国学生的评论，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位与20多名中国学生同住一个宿舍、很有正义感的宗教人士说：留日学生的形象常常被人们歪曲，他们并不是“一伙浮躁和轻举妄动的人”，“大多数是认真思考的爱国者，他们对中国的需要有着异常清楚的见解，并且热切盼望为祖国服务”。中国学生的躁动，在他看来正是列强瓜分掠夺造成险象环生所引起的强烈反应。《1911年。5月10日华莱士致莫理循函》，《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第721—722页。学生对世界潮流和西方先进思想事物了解得越多，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就越加敏锐激昂，爱国救亡的行动就越急促。醉心欧化与追求独立自强的焦躁情绪，不过是学生群强烈爱国热情不同侧面的体现。在分析此类倾向时，应十分警惕与封建道德礼法紧密相连的传统保守主义的侵蚀影响。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生们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受到旧道德的制约，对待新事物显出几分叶公好龙习性。1907年。一桩在北京引起满城风雨的学生恋爱纠葛，很有剖析价值。是年。初，中国妇人会在厂甸为江北灾民募捐，一些女学生前往演说，其中任该会书记的四川女学堂学生杜成淑表现出色，使在场的译学馆学生屈疆一见倾心，会后托人转交一函，表达爱慕之情，并约期一晤。这在提倡恋爱自由者本属文明举动，但革新先锋一旦面对现实，却不知不觉地流于习俗。杜氏接信后如蒙大辱，一面四处投诉，一面公诸舆论，痛责屈生“私信传递”，“行同狗彘，心如鬼域”。诚然，屈疆此举在当时确有些惊世骇俗，顽固守旧势力的非议攻诋不足为奇。但杜氏明知“现在世界开通，人人讲求学问，交换知识”，即“女友”之说“亦文明之通例”，却无端指责“世上浮薄子号称自由者，大都野蛮之自由，非法律上之自由，满口卢梭，居心盗跖”，削足适履地把新意识纳入旧秩序。如果说这还情有可原，那么她声称经人介绍者可，大庭广众之下交结者可，唯私传信柬不可，依据何在？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此风一启，顽固者得以藉口”，“女子世界从此复处于黑暗，无复有拨云见天之一日”，内心却认为：“中国女界尚在萌芽，循礼守义，国粹在斯。”而根源在于“淑家世以孔教为尊，最不取自由之说”。其“落落大方，光明磊落”《四川女学堂学生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答译学馆学生屈疆密书》，《大公报》1907年。2月27日。之类的漂亮言辞及关于各种文明结交方式的讨论，不过是遁词而已。
以传统礼义为女界萌芽的保障，无异南辕北辙。哄闹之下，舆论哗然，口诛笔伐，声讨屈疆。一些开明之士也随声附和，一派道学遗风。其实，屈疆并非拈花惹草鼠窃狗偷之辈，在校中西学皆优，“每逢考试，必取第二”。平素品行亦佳。报纸指其私柬“颇涉猥薄”，但据杜氏本人披露，无非夹有“天假之缘”及“自由”等词句。《屈疆致中国妇人会书记杜成淑女士私函被革之丑行》，《大公报》1907年。2月27日。惜才的译学馆监督迫于社会压力，只得将屈开革，然后送他出洋留学。追求自由的学生反被同道送上祭坛，作了牺牲。译学馆同学均抱不平，说：“屈君因慕杜女士为人之正派，故有此举。女学生之名誉固然要紧，而男学生之名誉更不可轻弃。”《屈疆得病》，《爱国报》1907年。第97期。屈疆本人倒也坦然，当被问以“既有人陷害你，你何不图报呢？”他答道：“有人攻害，正是我出洋求学的好机会。设若没有此举，一时还不能出洋呢？”《屈疆出京》，《爱国报》1907年。第98期。自由界定须随时空变动，但毕竟有一以贯之的原则，不能以旧道德作新行为的准绳规范。旧礼教压抑人性纵容野性，道学伪善与蛮霸放荡都能各得其所，只有情欲合一的人性追求备受摧残。而人性不从旧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只能畸变为奴性和兽性。
在社会过渡时代，新道德规范尚在重建，旧伦理标准又失其所据，面对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和层出不穷的洋新事物，人们不免感到彷徨。但以个性解放必不可免地派生衍化若干流弊为由，把人们驱回旧樊笼，同样只能产生奴性而无法消除兽性。《中国日报》批评清政府压制女学时说的一番话，既深刻又富有哲理：“今日之女学界者，丁新旧智识过渡之时代，举五千年。女界专制之毒焰而扫除之。使一但文明装束，放脱其平日外言不入内言不出之旧道范，兰艾之杂投，在所不免。而世之仇视女学者，遂因而中伤之；一般之附和随声者，更得任意诋毁之。”虽然“防微杜渐，固所应尔，然使因噎废食，则中国女学不兴，即女权不振，二万万女同胞之脂粉生活，徒供男子玩弄之苦地狱，将何日而超脱也”。所以，“适际群疑众谤之时，……不得不扶翼使进”《学界宜速设法以保全女学生名誉》，《中国日报》1907年。10月10日。。历史进步就是在与既定道德规范的冲突中才能实现。
学生是推动社会近代化的重要动力，但他们自身并没有完成近代化。学生们对传统观念的否定批判，明显受到儒家文化意识决定论的制约影响，他们反对专制，向往自由平等，但权威崇拜心理依然根深蒂固。对此来自异文化环境的人感觉更加明显。当时上海关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古老体制完全是建立在权威上的，而只有权威才能真正影响年。轻的学生们。”“中国教育的实质可以用‘权威’这一词语来概括。”学生的不安与躁动，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旧权威失去光彩，新权威尚未树立，心理失衡所致，这在本质上是权威崇拜的翻版。趋重实学的新风逐渐上升，而重理论轻技艺的旧习仍然普遍。学生们对课堂实验兴致勃勃，对实地见习则反应冷淡，“因为知识界的传统是把手工劳动看作是卑贱的，因之常有高贵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极其严重地忽视劳动的情况”。另外，虽然学生认识到通晓外语是直接接触世界已取得的全部成果的关键，但“许多学生急于求成，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完全精通他们所期望的知识赖以传播的语言工具”《海关十年。报告之二》，《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第96页。。
更为重要的是，近代以来西学的传入至此时仍集中在社会政治层面，而学理部分还处于介绍引进阶段，况且重在结论，轻视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尽管教育领域已出现模仿西学的各种近代学科，实际上尚未消化吸收，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更没有产生本土化的成果。像蔡元培所说追求学术文化的学生虽不乏其人，但他们的努力见效较慢，还不能引起社会的重视。因此，人们对于西学的接纳缺少学理的严谨，未能真正贴近西方近代思想的科学精神。
处于新旧学交替过渡时期的青年。学生，由于未经系统严格的科学训练，对社会政治层面西学的接触（或是从社会政治角度来接受西学）又缺乏坚固的学术基础，对新知识新观念的理解把握，往往受本位文化既有观念的影响，不免模糊偏差甚至错解，由此形成综合缺乏症，表现于：一、认识上抽象认同多于具体理解，加上文化背景隔膜和习惯因袭作用，产生不少似是而非的倒错意识。二、观念行为上偏重于知识型的外观模仿，缺少智能型的创新改造。本能的反应与理性的指导相混杂，在政治制度等较高层次上，便显得力不从心。三、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
社会变迁与文化素质的改善提高、科学思想的普及发展密切相关，学生对西学的了解能够促其产生反对专制的冲动，却不足以建立完备的新学体系，适应社会各方面协调发展的需要。他们破除迷信，移风易俗，而掌握的科技知识过于浅薄。批判求雨者承认由于人多地气蒸腾和敲锣打鼓震动空气就会下雨；介绍世界之最者说喜马拉雅山高二万九千英尺，“一英尺抵中国三尺三分”；解释灵魂者用科学语汇大谈玄学，令人啼笑皆非。参见《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集，第297—300页。鼓吹发展实业之声如雷贯耳，懂得经营管理和工程技术者却寥寥无几。空疏浮华之风为学生所抨击，但要做到切实致用，并非轻而易举。病因虽不在学生，病态却妨碍其活动的社会效应，削弱他们的影响力和自信心。在改造社会的同时增强提高学生的自身素质，使人的近代化与社会变迁同步甚至突前进行，在近代中国具有迫切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