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晚晴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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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旧世纪中的新时代:早期新式学堂与学生(6)

三、引起社会旧结构开始发生松动变化。1887年。科举制有所变通,候补官职者可以西学应试,丁韪良说这“一半即系同文馆的影响”《同文馆记》。。毕业生进入各界,由懂西文西学的学生替代语言不通、技法不晓的庸吏,增强了中国与外部世界沟通的能力。从19世纪的中西并举到20世纪的新学压倒旧学,一个本身兼学中西,处于上升趋势的新兴群体,无疑发挥了巨大的同步影响。学生的现身说法,对转变士林风气,改变旧的教育方式具有最佳示范作用。根据科学教育的需要,不少学校购置实验仪器,增加实习操作以及实地观摩。教会学堂还注重课余教育,组织各种业余研究会、演讲会、辩论会,鼓励学生探讨科学、文学,并增设音乐、体育课程,倡导全面发展。1890年。5月20日,上海圣约翰书院首次举行运动会,以后定例为春秋两次,包括棒球、网球、足球、赛跑、跳高等项目。学生毕业后走向社会,又将其体验感受传播扩散,对于求新好奇的士子童生产生磁力。新学生的走向打破了旧士人出路的狭隘界域,西式教育的梯次结构和专业划分,为他们开拓了较宽广的职业选择面,不必在崎岖的仕途上拥挤竞逐。小学毕业生除继续升学外,还能“胜任练习生、服务员、听差等工作”《帝国主义与胶海关》,第95页。。教育的目的不再单纯是培养官僚,而是面向社会。甚至残疾人经过学习也能获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成为有用之才。更为重要的是,学生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士大夫不重技艺,而平民百姓无心文学的隔绝状态,将技艺不断提升为学理,从而逐渐形成独立自主意识,摆脱士人对官的依赖,在野的批判性转化为对立的反抗性。

甲午战败和维新思潮兴起后,在抨击洋务运动的同时,不少人对学堂学生也予以激烈批评。特别是梁启超,斥责“学堂之中,不事德育,不讲爱国,故堂中生徒,但染欧西下等人之恶风,不复知有本国。贤者则为洋佣以求衣食,不肖者且为汉奸以倾国基”《戊戌政变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一,第81—84页。。而包括教会学生在内的“所谓西学者,彝其语,彝其服,彝其举动,彝其议论,动曰:中国之弱由于教之不善,经之无用也。推其意直欲举中国文字悉付之一炬。而问其于西学格致之精微有所得乎?无有也。问其于西政富强之本末有所得乎?无有也。之人也,上之可以为洋行之买办,下之可以为通事之西奴,如此而已”《西学书目表》。。将纷纷扬扬的非议贬词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其一,指责学生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即从中体西用出发,认为学生“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视中学如赘疣,“既不讲义理,绝无根底,则浮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军机大臣总理衙门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华书局,1928年。)第1册,第137页。。或虽于西文西学稍有成就,但“多不明大体,先厌华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政要》卷二十二。。其二,指责学生西文西学的浅显,认为洋务学堂或只习西文,触及西学皮毛,或督导不力,“学生等平时在馆,亦多任意酣嬉,年。少气浮,从不潜心学习”《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九日御史陈其璋请整顿同文馆疏》,《皇朝蓄艾文编》卷十四。。或只言艺事,不讲政教,不懂治国之道,富强之原。因此,30年。来空耗人力资财,而制器、译书、商务、海战者均告乏人,尤其缺少治天下的“政才”,无济于国事。其三,指责学生临敌怯弱,避战投降,非但不能救国,反而误国害国。

诚然,官办学堂存在种种弊端,而教会学堂也有神学化、殖民化倾向,上述批评,确为空穴来风。但是,尽管出现了少数败类,学生的实际主导倾向,不能用“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靡救于国,靡造于民”梁启超:《学校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一,第61—64页。一语全盘抹杀。开明士绅的看法,受甲午战败的刺激和文化偏见的影响,难免偏颇。特别是关于学生爱国立场的评论,显然是误判,歪曲了学生的群体形象。

事实胜于雄辩。最早一批西学生中的容闳,就是著名的爱国者。京师同文馆学生虽然同情耶教,对孔子也极为崇拜,其毕业生中出国较多的张德彝,在国外无论遇到来自任何方面对中国文化的批评贬抑,都要反唇相讥。他认为:“天下万国,各有所长,取长补短,彼此有益。”在对外交往中,非但没有卖国媚外之嫌,反倒不时流露出自大虚骄之气。他告诫日本人要学习西方的“轮机火器之类”,否则“祸患之来,将指不胜屈”,而批评法国人对日本不惟国政多从西法,民间亦多改西俗的赞赏。并且认为:“天下各国政教,咸有所本,固当不失本来面目。至火器车船等,因西国多以战争为心,在他国自不得已而仿行之;其他似不必然,因无事更改也。”一位曾驻中国8年。的英国人问其何以来泰西三次,“不将各国有用之物,详细记载,归告众人,令其励学前进?”他则反诘英人为何不将中国有用之物遍告本国朝野。《随使法国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72、112页。当然,他的爱国精神与忠君观及本位文化至上倾向不可分离,但并没有任何民族虚无主义迹象。福州船政学堂1871届的23名毕业生在致总教习的联名信中,对于中国“不注意西方国家所高度推崇的实用原则”有所不满,感激外籍教师的文化恩泽,同时表示:“我们为政府服务之心甚切,是以不能不把个人的意愿放于次要地位。我们的爱国心将不减少。”《田凫号航行记》,《洋务运动》八,第387—389页。他们后来以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池仲祐《甲申甲午海战海军阵亡死难群公事略》所记29位将士中,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威海水师学堂毕业生18人,留学生6人,行伍出身4人,士人出身1人,而留学生也是由国内学生选派。这些学生军官在敌强我弱、统帅避战、指挥不力的情况下,临危不惧,浴血奋战,誓与船舰共存亡,表现了极大的爱国赤忱和牺牲精神。其中刘步蟾、邓世昌等人的事迹已广为世人所知,其余诸人也无不可歌可泣。如先后在上海英华书院和福州船政学堂就读的吕翰,甲申海战时带领两艘炮艇,仓促应战,炮火弹雨中“流血被面,裹首以帛,督战如故,有凫水逃者,挥剑砍之。驶船近敌,复中其弹,身碎船沉”。他们当中不少人战前函告家人,“以身许国,尽忠不能尽孝”。《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上,第351—375页。这些为国捐躯的英勇将士,才真正代表学生的主流。

作为新式教育的结果,学生虽然尚未脱离旧群体,也显露出独立的倾向。当时不少学堂的管理近乎苛刻,不仅官办学堂订有各种条规,教会学堂也要订立契约,并利用宗教严格控制学生身心。尽管如此,还是有零星的学生反抗事件发生。同治末年。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因要求与龙门书院学生同等待遇,未获允准而罢考。吴宗濂:《自述》,《人文月刊》1931年。3月15日第2卷第2号。广东同文馆因提调“贪鄙嗜利,擅作威福”,滥索规费,各生纷纷告退。《光绪九年。六月二十一日掌广东道监察御史陈锦奏》,《洋务运动》二,第59—61页。军事学堂管制更严。北洋武备学堂规定:课余时间,“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第297—298页。江南水师学堂严禁“藉众滋事”,并将条规榜悬堂中,如有违犯,“轻则由教习监督随时惩责,重则立予革退”。《万国公报》第22册。但1898年。该校还是因饮食问题发生骚动,迫使总办革退厨役,风潮才告平息。《申报》1898年。5月15日。就连30余年。无风潮的京师同文馆,在1898年。改为译学馆后,也出现学生“不安本分”、“喧哗滋闹”事件。《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由于学生人数少,冲突往往比较孤立,没有引起社会反响。所谓罢考,也不过是跑到一间茶馆坐了一天,带有士子童生本能泄愤的胎记,但毕竟显示出一些叛逆精神。至于维新派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等,本来就是为培养革新人才而设,所教学生大都成为近代中国的革新先锋,对社会产生广泛强烈的冲击作用。

将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19世纪中国新式学生的许多开创性作用的确不可低估。当然,总的看来,清政府长期没有全面变革的准备和措施,对学生的重视必然是片面有限而且不得要领。它排斥教会学堂,维护科举制度,只为西学开一侧门,等于将学堂置于旁支地位。既然西学是修补之器,学生也就成了点缀之物。他们所学的专业及其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相应更新之前很难显出重要意义。教育发展及学生作用的差异,极大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变革进程。1896年。闽浙总督边宝泉对中日归国留学生境遇迥异的评论,可以借鉴。他说:“日本现在执政大臣,多与我第一届出洋学生同堂肄业,岂中国学生资质尽出人下哉?盖用之则奋发有为,人人有自靖自献之思;不用则日就颓落,人人有自暴自弃之心。闻船政学生学成回华后,皆散处无事,饥寒所迫,甘为人役。上焉者或被外国聘往办事,其次亦多在各国领事署及各洋行充当翻译,我才弃为彼用,我用转需彼才。”《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58年。)四,第3823—3824页。新学生成了旧肌体上的异物。即使像严复这样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对于清王朝也不过是可资驱遣的兵卒。而日本留学生则受命为革新事业的统帅。变革的目标结构不同,造成学生地位的差异。领导决策层的区别,又进一步扩大了发展间距。经过数十年。的无形竞赛,终于用铁与血分出胜负。甲午之战,直接交锋的是战舰军队,清王朝倾国之力组建起来的水师与日本海军相比,还勉强算是旗鼓相当,但武力的后盾基础则相差甚远。这时日本全国已有大中小学31000余所,“力行西法,遂启维新,有实学即有真材,故能勃然以兴,屡耀其武”光绪二十一年。十二月《湘乡东山精舍章程》,《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1册,第16—21页。。难怪有人称甲午之战是:“日本的教师在兵士的制服之后为国家取得了胜利。”《同文馆记》。在这场较量中,比异国同行们并不逊色的中国教师学生,是败在本国官僚的争权夺利之下。况且,在日本如日方升,中国则已成强弩之末。戊戌政变后当朝者意气用事,尽废新法,更暴露出他们出于一己之私,将求新当作呼来挥去的玩物。尽管一些洋务督抚对复旧有所抵制,却很难在自保的同时力挽狂澜。如果不是庚子之变使当朝旧势力意外遭受重创,那种不死不活的局面或许还会旷日持久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