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生产占绝对优势，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占居民人口绝大多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给当时苏联所规定的阶级政策是：“在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内，社会制度是以工人和农民这两个阶级的合作为基础的，现在也允许‘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的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2］（第43卷，377）这就是说，列宁不仅允许资产阶级存在，而且允许它在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条件下参与合作。应该说，列宁这一阶级政策是符合苏联当时阶级关系的实际状况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斯大林却匆匆抛弃新经济政策，在农村“消灭富农”，在城市全面消灭资产阶级。非但如此，还要消灭“小生产”和小资产阶级，这也难怪斯大林要实行那样可怕的专政了：仅仅依靠占全人口1%、2%、3%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实行对占人口大多数群众的“专政”。这样用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统治和“专政”，不进行可怕的镇压才奇怪呢！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情况下，工业无产阶级占了人口大多数，那时实行的专政才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由此可见，斯大林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是变了味、变了质的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这是“超阶段”的“专政”，所以必然导致可怕的流血、可怕的镇压。
除在政治经济领域急于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外，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提出了“超阶段”的方针。在1934年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在提出消灭“经济中的一切资本主义残余”的同时，还提出要“克服人们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这其中也包括“城市和乡村中至今还存在着一些中间居民阶层”的“情绪”。［4］斯大林甚至把这种“中间形态的思想情绪”也作为敌对的东西加以反对。这一切，无疑是“超阶段”的理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反映。
“超阶段”社会主义的要害，是没有正确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如何正确对待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根本分界线之一。
马克思主义并不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看作是绝对对立的关系，仅仅是社会主义要埋葬资本主义的关系。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整个进程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而来的。这就是说，搞社会主义原是离不开资本主义，离不开它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和特定生产关系的，这种“离不开”，正像建造一座高楼大厦离不开“地基”一样。所以，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并不纯粹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更不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不共戴天”的关系；要知道，它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同时还是互相依存的、“互相补充”的关系。列宁一再讲，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资本主义的“材料”，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包括知识分子等等，实际上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所奉行的许多原则，正是与此相对立的。斯大林建立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平行的另一世界市场，即社会主义世界市场——经互会，使社会主义完全脱离资本主义，这就使社会主义国家生产的产品离开资本主义市场的竞争，在质量水平和进步上自我封闭，整个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列宁主张借鉴、学习西方在生产组织方面的先进经验，因此曾建立劳动研究所等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到斯大林时期，解散了所有这些机构，拒绝研究、吸收资本主义在组织劳动、生产组织结构如托拉斯、银行等等方面的文明成果。这样，苏联在生产经营、组织管理方面就拒绝了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成果，使社会主义的发展几乎离开人类物质文明的发展大道，陷于自我孤立，造成苏联发展缓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
日丹诺夫秉承斯大林意志所执行的文化政策，就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表现。日丹诺夫提出一种理论，叫“资产阶级文化全面腐朽”论，认为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期，其文化具有进步性，在其下降阶段，文化则全面走向腐朽。他认为20世纪30—40年代资产阶级文化已“全面腐朽”，这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这种估计，无疑是全面反对资产阶级、全盘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一种说辞。这就造成苏联对资本主义科学文化成果的全面拒绝，在精神文化方面搞自我孤立。批判摩尔根的生物遗传学理论，拒绝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抛弃量子力学，甚至否定有机化学，造成苏联有机化学工业的落后，都是这种理论带来的恶果。苏联在20世纪中后期落后于世界科技革命的步伐，与此直接相关。
从以上可看出，斯大林在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方面，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也直接同列宁的思想相背离。不管斯大林在口头上对民粹主义是什么说辞，在实际行动中，在其社会主义模式中，渗透着一种非历史主义的反资本主义情绪，在其政治实践中是以社会主义的“超阶段”理论为指导的，这实质上是民粹主义的思想理论在起作用。
二、庸俗社会学也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中掺杂的、与马克思主义相悖的重要成分之一庸俗社会学就其基本的理论形态看，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教条化，因而往往是把可称为思想体系、社会意识形态的那些现象，将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作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5］（404）所以，它可以说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进行庸俗化歪曲的一种现象和思潮。持庸俗社会学观点的人，由于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作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庸俗化的解释，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他们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的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合中，从其整个联系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也导致对人类文明的基本的共同价值的否定。
因为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所以它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把一切社会意识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这样就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庸俗社会学论者看来，过去时代、过去阶级的文化遗产，都是属于剥削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它们是不能继承，也不需要的。对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也持同样的态度，认为无产阶级应对它们统统加以抛弃。无产阶级的文化应该建立在全新的，实际上是一片空白的基地上。按照这种理论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应是100%的布尔什维主义化，100%的纯洁无瑕；社会主义也应纯而又纯。所以，持这种理论的人不仅主张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而且越“公”越好，越“大”越好；非但要消灭资产阶级，甚至也要消灭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消灭中间阶级和一切“中间的思想形态”，甚至连纤毫不纯的“私”的念头也不能在头脑中存留。
苏联时期一些领域的代表人物，他们在苏联的经济政治生活和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实行的正是这一套东西。
庸俗社会学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是戴着“阶级的有色眼镜”，把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的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也一概涂上阶级性色彩；像苏联持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穿上阶级的衣衫，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仿佛自然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在20世纪20—30年代，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文艺理论领域尤其盛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遵行庸俗社会学理论。他们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正像他们对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等这些伟大艺术家所作的评价那样。
庸俗社会学不考虑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一概把阶级厮杀、“阶级战争”绝对化、普遍化，不仅在革命时期、内战条件下持这种主张，就是在和平建设年代也同样鼓吹这种阶级的战争和厮杀。“拉普”就是这样做的。非但如此，它还把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的斗争形式，照搬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艺术领域，鼓吹在这里进行像在战场上那样的“阶级战争”。“拉普”通过其喉舌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曾这样写道：“《在岗位上》已果敢坚决地投入战斗，它不吝惜火药和力量，摸索到敌人就直接射击。作战就要像在战争中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6］（395）“拉普”就是这样，在和平建设年代，在文化艺术这种纯粹属于观念形态的领域，歇斯底里地鼓吹“不惜弹药”地厮杀、搏斗和流血，而斯大林竟然肯定其“总路线基本正确”。因此，他在1929年2月28日《致“拉普”共产党员作家》的信中说：“你们，只有你们才负有使命，才配领导文艺战线，因为你们就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7］（110—111）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大林对“拉普”有关在和平年代照搬“阶级战争”的思想是赞赏有加的，也难怪正是在这期间，他提出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
所以，庸俗社会学在20世纪最突出、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斯大林提出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其表现就是把阶级斗争无限扩大，把什么都说成是阶级斗争，无限扩大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向农民无限制地挖粮征购，农民为了生存而表现出不满，进行某种抵制和反抗，就被硬说成是“阶级斗争”；党内正常地反映情况，表达不同的意见，也被说成是“阶级斗争”；甚至在农村把农民挖得仓光家净，日无下锅之粮，而农民一闹粮荒，就说是“地富捣乱”，上纲为“阶级斗争”。这种行为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无限外延，无限扩大，进行庸俗化，把“阶级斗争”当成了堵人口舌，进行压制、整人的工具，甚至变成镇压、迫害人的利器，这是有违马克思主义阶级论之本义的，是一种十足的庸俗化现象。
看看联共（布）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以后的一连串政治实践——粮食收购危机中的非常措施，反对所谓布哈林“右派”的运动，“大转变”过程中在各个领域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消灭所谓“富农”和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大清洗”运动，等等——在这一系列运动中，贯彻的难道不都是这一套理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