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布尔加科夫小说的神话诗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07BWW008。（梁坤）
在20世纪的俄罗斯作家中，布尔加科夫属于最无可争议的经典作家。他在小说和戏剧领域都有着过人的禀赋，曾自谓“散文和剧作之于我，犹如钢琴演奏者的左右手”［1］，其“夕阳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就因这双重才华而辉煌独具：自1966—1967年在莫斯科杂志发表以来，便始终处于国内外批评家关注的中心。可以说，对这部作品的阐释成就了布尔加科夫学，而俄罗斯本土的研究又是这一国际化学科的基础。
这部旷世名作成书于布尔加科夫遭受批判和被禁的、重压之下的1928—1940年，在被尘封二十六年后，甫一问世便引起轰动，但在批评界却曾引起过激烈论争。在文学的意识形态研究中，小说无法被纳入当时通行的党性、人民性、阶级性、历史主义方法等理论体系，作家的“神秘性”成为分析其作品的障碍。在20—30年代，作家曾被冠以“白卫军”和“内部侨民”的罪名而遭排斥，此时论者在小说中又发现了“摩尼教的异端邪说”，指斥作家将魔鬼学说“世俗化”，写作“撒旦之书”，是“同恶妥协”，并抨击在20世纪30年代“不合时宜”的抽象的人道主义。严厉的批评让人感到小说的声誉似乎并非缘于卓越的艺术成就，而是因为作者对官方文化的立场及其悲剧命运［2］（310，316）。此外，布尔加科夫还被列入19—20世纪以小说为基本体裁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行列。也有论者肯定其创作在俄罗斯与世界讽刺文学发展中的重要成就［3］（1001）指《Случайнажелезнойдороге》和《СтихПетраЯшкина—коммуниста》两部诗集（1926—1927）。，这一批评视角因遮蔽了诸多敏感问题而显得合乎时宜。而对作品的基督教解读、布尔加科夫与斯大林的关系等问题，则几乎全都转给了地下出版物和国外的布尔加科夫研究。
随着作家遗孀对档案材料的披露和作家书信、著作、文集的陆续出版，文学研究掀开了新的一页1988年，十卷本《布尔加科夫全集》问世，增补了曾被删节的部分。随后作家的两卷本散文（基辅，1989）、五卷本文集（莫斯科：艺术文学出版社，1989—1990）、《戏剧遗产》两卷本——20年代和30年代剧作（圣彼得堡：艺术出版社，1989，1994）陆续出版，为布尔加科夫研究提供了文本准备。1991年出版了国际书目《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91·传记·散文·剧本·戏剧·音乐·电影艺术》、文集《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与现代世界》、《现代世界中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戏剧》。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布尔加科夫的学者。1984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以布尔加科夫命名的“凤凰”俱乐部，专事有关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书目整理、讲座、造型艺术和演出等文化推广活动。80年代末，圣彼得堡成立布尔加科夫文学戏剧学会（即布尔加科夫研究会），举办了多次布尔加科夫学术研讨会并出版会议论文集，所探讨的问题突破了对剧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研究框架。据2002年出版的图书目录《基督教与18—20世纪的新俄罗斯文学》统计，从1967—2000年间，仅在俄罗斯国内，有关布尔加科夫的研究著述就有200多种。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文字出版的相关学术著作、书评、札记、评注乃至仿作数以万计。布尔加科夫学术研讨会经常在俄罗斯和欧美各国举办。。20世纪80年代，关于布尔加科夫个性及其诗学、散文作品和戏剧创作史的研究著作大量涌现，从饱含激情的解读转向具有学术价值的阐释，布尔加科夫作为苏联文学大师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苏联解体之后，对他的研究热情依旧旺盛并继续深化。《大师和玛格丽特》丰富的内涵为批评者提供了巨大的阐释空间，社会语境的深刻变化也为各种阐释提供了可能。研究方法主要有传记研究——作家档案、小说手稿及创作史研究、小说谱系及原型研究、小说文本分析、文学地方志或小说地形学。在最后一项研究的基础上开辟了作家故居博物馆和游览专线，“布尔加科夫的莫斯科”因而具有奇幻的魅力。布尔加科夫的影响早已超越了文学框架进入到社会意识范畴，在大众文化体系中的牢固地位使《大师与玛格丽特》这部小说成为一部祭祀之书。
一、传记研究
传记研究主要涉及小说手稿及其内容、作品版本变化同作者思想转变的关系。丘达科娃（М.О.Чудакова）和雅诺夫斯卡娅（Л.Яновская）是这一路向的主要代表。叶尔莫林斯基（C.Ермолинский）于1966年发表的关于布尔加科夫的回忆提供了一个音叉，没有藻饰，没有谤词，因此才提高了布尔加科夫研究的水准。作家档案遗产的披露有助于发展关于其创作的历史文学观，并首先提供了传记批评方法的可能性。这种由圣伯夫创立的文学研究规则，倾向于通过只反映其生平的传记作品，塑造艺术家的文学批评肖像。它首先强调作家创作的主观性。基列耶夫的“文献性中篇小说”《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在捷列克河岸》（1980）［4］尽管有些天真的虚构，但是借助作者在弗拉迪沃斯托克找到的文献复活了布尔加科夫的一生。布尔加科夫研究的领军人物丘达科娃做了大量修复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名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传记》（1988）是第一部关于作家的学术传记，也是布尔加科夫学的奠基之作。丘达科娃研究作家档案、手稿版本、同亲友们的谈话，作家藏书、阅读环境及其时代，修复了《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前几稿。她在直观的形象性层面上分析小说，注重文本的重拟经验，研究的重点在于通过研究不同版本的变异，考察作家创作构思的演变。她认为在小说的各个版本中，人物世界的动态变化是由作者的经历和体验引起的，其命运在作家生命的最后十年被戏剧般地定型了。这一点在布尔加科夫于1930年3月写给斯大林的信中和他关于自己从来都不是苏联作家的话中得到了证实。关于耶舒阿和沃兰德的小说本身，提问题的范围同彼拉多和耶舒阿所参与事件的超时间性质等方面都打上了作家传记思考的印记。
雅诺夫斯卡娅（Л.Яновская）不同此说。这位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研究布尔加科夫的创作的学者修复了《白卫军》、《狗心》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全本，她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创作道路》（1983）是第一部关于布尔加科夫的学术专著，阐释风格浪漫而富于激情。她认为只有布尔加科夫不同寻常的个性才是《大师和玛格丽特》艺术氛围的基础，其作品艺术形象的特征来自他的童年印象，沃兰德的形象那时就在他的想象中形成了，据作家的姐姐回忆，有一次他说自己一整夜没睡，因为被撒旦接见。作者从文献事实逻辑出发得出结论：“布尔加科夫处理的不是神学问题，而是自己的艺术使命。”［5］（248）此外，作者还在《关于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札记》［6］中从版本和文献的角度研究小说的命运。
对布尔加科夫这位命运多舛、与时代息息相关的作家而言，传记研究尤为重要，它为后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小说谱系及原型研究
正是布尔加科夫对世界文化语境的关注，对永恒形象和神话思维模式的运用，即“高度的互文性”成就了他的小说。小说的用典引起研究者们的充分重视。他们发现，作家以永恒的形象和神话模式为原型，在小说中汇集了某些文化与历史宗教传统：古希腊罗马的多神教、犹太教、早期基督教的成分、西欧中世纪的魔鬼学说、斯拉夫神话观念（以东正教为中介，但是比正统宗教更接近民间创作）、隐含在圣经引文之下的同义异说、《浮士德》的变体、关于傻瓜伊万的俄罗斯传说等等。丰富的文学联想使传统更显得错综复杂，每一传统都会引起某些文化语境的特定联想，故而小说的诸多因素、人物和情节在每一文化层面上都拥有比较独立的意义。此外，欧洲与俄罗斯的经典作家（如但丁、歌德、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安德烈耶夫、布宁、霍夫曼等）也被认为是布尔加科夫文学、哲学和美学结构的渊源。
拜尔扎（И.Бэлза）著有《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谱系》、《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总谱》［7］等论文。他研究的主导性原则是历史起源的原则，即通过对布尔加科夫艺术体系的形成产生直接影响的，具有文学与文化意义的“事件”来考察布尔加科夫的作品。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和现实生活没有直接联系，文学作品的艺术世界带有间接性。沃兰德的名字出自歌德的《浮士德》。在某种程度上，斯克里亚宾（А.Н.Скрябин）的《撒旦史诗》成为沃兰德形象的“创作动机”。“总谱性”就成为撒旦舞会上那场交响音乐会的表现形式。另一常用的表现形式是布尔加科夫在描写玛格丽特永远离弃的哥特式单独住宅时所采用的“建筑术”。将各种艺术形式（文学、音乐、建筑）整合为新的民族层面，形成小说同世界文化的谱系联系，这意味着通过布尔加科夫的创作保存了同历史的对话。
伽林斯卡娅（И.Галинская）的两部著作《名著的奥秘》（1986）和《现代阐释中的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遗产》（2003）均重点研究小说古代章节的文化渊源即互文性问题。她认为，德国作家穆勒（G.A.Müller）的著作《本丢·彼拉多，第五任犹太总督和拿撒勒的耶稣的审判者》“提供了关于彼拉多之罪的法律心理根源的历史资料和很多传说”。［8］（73）大师（在古代教会典籍中这样称呼识字老师，亦即精通福音书情节的人）在《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化身为尘世、圣经和宇宙“三个世界”的理论的创造者。至于大师的原型，她在公认的作家本人、耶舒阿和果戈理之外又加上18世纪乌克兰哲学家斯科沃罗达（Г.С.Сковорода）［8］，她发现二者在肖像和传记方面相似。犹大之死的情节可能来自（中世纪法国南部的）游吟诗人的诗学［8］（108）。“原稿是烧不毁的”的格言，确切地说，是原稿被点燃而没有烧毁。她在亚尔毕人的故事——关于多米尼加僧侣德·古斯曼（deGusman）、未来的多明我修会奠基人和天主教圣徒——的传说中发现了这一情景模式。
库施琳娜（О.Кушлина）和斯米尔诺夫（Ю.Смирнов）在论文《〈大师和玛格丽特〉小说诗学的若干问题》（1988）中指出，布尔加科夫逐渐以《圣经》为渊源，将带有固定语义学底色的传统形象放在特殊的条件或者是经典模式的现代情节层面，使之具备近似神话的多义性。［9］（302）他们在小说的耶路撒冷事件中考察“黑弥撒”的语义学。小说中三次出现他心爱的美国作曲家文森特·尤曼斯（VincentYoumans）的狐步舞曲“阿利路亚”。它们作为现代黑弥撒的成分服务于魔鬼。而撒旦舞会的语义学与复活节仪式相反，后者是按照“生命—死亡—再生”的公式建构的，而对于大多数舞会参加者而言，舞会则有着相反的结构：“死亡—生命—死亡”［9］（289）。在耶舒阿受刑的情景中，绝望的利未·马太诅咒并否定了自己的上帝，进行完全相反的祈祷，他的诅咒和请求被听到，从西方飘来乌云。“在传统基督教宇宙观中西方是魔鬼居住的方向，东方则是上帝的居所。”［9］（290）“被钉上十字架的流浪哲学家在自己死亡的时刻脸朝向东方，朝着生命的方向……他的死亡由沃兰德赋予，完全不是死亡，而是复活，转向永恒的生。”［9］（291）捷尔卡洛夫（А.Зеркалов）ЗеркаловА.为著名幻想小说家亚历山大·伊萨科维奇·米列尔（АлександрИсааковичМирер，1927—2001）的笔名。的专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福音书——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古代章节研究经验》［10］主要从社会哲学进路阐释小说。作者通过小说文本的直接来源——经典福音书、塔木德书、古代历史学家及晚近作者的著作研究《大师和玛格丽特》的耶路撒冷章节，认为这是理解小说的密码，而彼拉多是小说的关键人物。在专著《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的伦理学》［11］（240）中，他从1937年的文学、政治和日常现实的层面更加广泛深入地研究布尔加科夫创作的伦理特征，其时正值小说最后一稿的写作时期。作者认为，这部“恶魔小说”是一个谜，谜底既在于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语境，也在于小说的书面渊源——从《约伯记》、果戈理的《可怕的复仇》、歌德的靡菲斯特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的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