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已经过去二十个春秋。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的重镇之一——俄罗斯文论界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作为？
宏观地考量：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文学学”、“文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有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气象？在文学学探索取向上、文学理论课程结构上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转向？
具体地追问：苏联解体以降，俄罗斯对国外文论的开放程度究竟有多大？对其本土的理论资源又是持什么样的姿态？是不是在实现与过去、旧体系的“彻底决裂”，是不是在实现同苏联时期占据主流地位、掌握话语权力的那一流脉的“决然告别”，是不是也已为“全球化”浪潮所席卷而在谋求与西方的“全面接轨”？
这些年来，不论是在赴俄赴美访学期间，还是平日读书上网浏览，我们都时时留意俄罗斯文学理论园地的讯息。通过不懈的守望与持续的检阅，我们看到，自“解冻”岁月开始生成的多声部、多形态、多取向这一文学理论的基本格局，并没有由于苏联国家解体而顿然消失，也没有由于苏联文化解构而被彻底颠覆。俄罗斯学术界、出版界对其国内本有的但由于外力左右而被冷落的理论资源的开采发掘，在这二十年来并未由于经济休克或政局动荡而中断；对国外文论中各种不同流派、不同思潮、不同视界之名家名著名说的开放接纳，在这二十年里依然以多方位的大视野在展开。这二十年来，俄罗斯文论执著地从“本土资源的深度开采”与“域外成果的多方开放”这种双重吸纳中获取养分。
我们看到，在今日俄罗斯，文学理论课程结构在调整、在革新，文论、辞书、文选在修订、在刷新，文论教材在编写、在更新，新的学术理念与学术取向在酝酿、在孕生。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种“解构”中的“建构”，一种“开放”中的“恪守”。在清理中建设，在对话中创新，堪称今日俄罗斯文论建设的基本路径。重文化意识形态的“解译”、重语言艺术形态的“解析”以及在语言艺术形态与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穿行的“解读”，作为当代文论的三大范式，在今日俄罗斯文论世界中并行不悖，它们以互动互补、共存共生的方式共同参与文学理论建设。
一
应该说，并不是自“解体”而是自“解冻”伊始，当代俄罗斯学人就启动了放眼世界的征程。在俄罗斯，不论是科学院的文学研究所，还是高校的文学理论教研室，对于当代国外文学的新思潮、新流派、新趋势，就一直是在予以积极的跟踪性研究。20世纪80年代里，他们就出版过当代国外文学的综述概观或是文献汇集的著作。苏联解体以来，这类研究仍在继续。1996年，《当代国外文学学·西欧诸国与美国》在莫斯科面世。2004年，系统整合俄罗斯学人对西方文论多年研究成果的《20世纪西方文学学大百科》在莫斯科出版。这部百科辞典，收入177个现代文论术语辞条，613位当代文论家词条，囊括来自欧洲与美洲的18个国家，力图展示20世纪西方文学学全景。55位俄罗斯学者联袂合作，对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文学学学人、学派与学说之要旨，作了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与检视；对其主要取向、基本范式、核心理念作了简明扼要的评述；对这些学派学说的“关键词”，也置于其生成语境之中加以精微辨析。2010年，文学理论研究界十分期待的又一部“百科指南”——《欧洲诗学（从古希腊罗马至启蒙时代）》，也由俄科学院“人文学术信息研究中心”推出。该书基于500多部文献，对古希腊至18世纪上半叶两千五百年间欧洲主要国家（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英国、荷兰等）的诗学发展历史作出系统的梳理，对诗学演化的总体系统作出精当的勾勒。这种视界开阔、梳理精细的研究，自然不是一般的即时译述就能完成的，而是持之以恒、经年累月悉心探察的结晶。目前，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同仁正在将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推出的8卷本西方文论述评系列《理论·学派·学说》重新整理出版。
纵观这些年来俄罗斯学术界和出版界对国外文论的接纳状况，可以看出俄罗斯学人的“拿来主义”有两个特点：其一是多方位的大视野，很少“偏食”与“偏执”；其二是人文学术文化积累保持历史延续性，不曾中断。
看来，苏联国家的解体与苏联文化的解构，并没有中止俄罗斯学界这种一贯重视域外理论资源多方吸纳的学术志业。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凄风苦雨并没有使学术文化的薪火悄然熄灭。
二
更应该看到，苏联解体以降的这些年月里，俄罗斯学人并没有在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之中“数典忘祖”，并没有在“走向世界”的追求之中忘却了自身的根系。在文学理论这一人文学科中最为前沿，因而也最易受制于外力左右的敏感地带，俄罗斯学术界、出版界也表现出不固步自封也不妄自菲薄的明智，一直坚持两个平台——域外成果之多方吸纳与本土资源之深度开采——同时作业。
还在苏联解体之前，俄罗斯学人就开始反思：苏联文学学何以长期处于既漠视当代世界人文科学知识发育总体水平，又疏远本国文学学优秀理论遗产的“自蔽”状态？《文学理论》何以被封闭于某一流脉、某一学派一家之说的框架体系之中，而对异己的声音听而不闻，对他者的建树视而不见？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学界进一步深化其早就开始的“理论考古”，对他们曾经拥有、后来由于不合时宜而被冷落甚至遭禁封的理论宝藏加以积极的发掘；对那些富有探索勇气与理论创见，但因其学术个性刚烈而在教条主义横行的年月遭到贴标签式的封喉、甚或“武器的批判”的大学者的理论遗产加以系统的整理。
于是，在20世纪40年代“反世界主义”运动中挨批的“历史诗学”奠基人亚·维谢洛夫斯基的代表作《历史诗学》，得以再版；“理论诗学”创始人但其理论取向与自称为“历史具体的”主流话语不甚合拍，因而备受冷落的亚·波捷布尼亚的文论著作，终于以《理论诗学》之名而被整理出版。于是，自20世纪30年代就被扣上“形式主义分子”的恶名、被迫转入普希金研究的鲍·托马舍夫斯基的力作《文学理论·诗学》，得以重印。这部苏联最早的文学理论教科书在20世纪20年代下半叶到30年代初曾连印六版，它以通俗的形态表述了现代文论中“解析”流脉的思想取向与最早成果：以语言艺术形态为切入点，进入那种追求客观性与科学化的文学理论研究。
于是，虽位居科学院院士但却背负“准形式主义分子”之前科的维·日尔蒙斯基的《文学学引论·讲稿》，终于由他的女儿整理出版。符·普罗普与米·巴赫金的著作，作为为苏联学者、为俄罗斯文学学赢得世界声誉的当代文论经典，不仅以单行本不断再版，也以多卷本文集甚至全集的形式陆续问世。尤·洛特曼逝世后这些年里，彼得堡、莫斯科有好几家出版社竞相推出《洛特曼文集》，系统整理这位杰出的语文学家、历史学家、文学理论家、文化理论家的遗产。另一些当代著名文学学家，如科学院院士德·利哈乔夫、米·加斯帕罗夫等人的多卷本文集，在其作者还健在时也已经一本接一本地面世。
这样，苏联时期高等院校“文学学引论”、“文学理论”课程参考书目的结构如今已得到相当大的调整，不再是彼·尼古拉耶夫的《文学学引论》或格·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原理》“一枝独秀”了。不少教授呼吁：要让今天的大学生全面了解过去与现今最有影响的文学学学说、最具个性的文学学学者。
诚然，学术视野上的开放也不是“一刀切”式的那么整齐划一。对比莫斯科大学、国立师范大学、国立人文大学的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大纲，还是能看出其开放程度上有些差别。尽管有激进与保守之分别，但都进入了大开放与大调整的革新状态。种种迹象表明，在今日俄罗斯学界，文学理论的研究与教学都在实现积极的自我调整与有力度的自我更新。远不是有些人想象的“社会学反映论的老一套”，或有些人认定的“二十年如一日，没多少新看点”，而是在自强不息地吐故纳新，与时俱进。最新的一个例证是：2010年11月26—27日莫斯科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举办了“20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学：人物·学派·学说”国际研讨会。会上的一个中心议题，是讨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学家辞典》的编写。该辞典将以一千多个词条来评述文学学家，俄罗斯文学学的特色及它在世界文学学上的地位。该辞书将不仅仅驻足于那些学院派与公认的领袖人物，也要关注“学派之外的学说、被不公正地遗忘的文学学家”。为了广泛地听取各种声音，相对保守的莫斯科大学文学理论教研室在这一年夏天曾组织一次“英特网上的学术研讨会”，以两个月的时间（9月15日—11月15日）专题讨论《20世纪俄罗斯文学学家辞典》的编写理念、结构、词条构成。
三
既重视对域外资源的多方位开放接纳，又重视对本土资源的系统性开采发掘，这一基本战略，使今日俄罗斯文论建设获得了“双维度”的大视界。这样一种大视界，为“开放”中有所“恪守”，“解构”中有所“建构”创建出不可或缺的平台。
苏联解体以降这二十年来，来自文论教学与研究前沿的著名学者、领衔教授的反思，高等院校文学学课程的改革，文学学教科书的更新，都一再表明：文学理论在今日俄罗斯正承受结构性调整。“兼容并蓄”而并不偏执于某一流脉、某一学派之取向的学术“开放”姿态，正在作为一种基本的学术立场而被学界认可。瓦·哈利泽夫在阐述其《文学理论》（1999，2000，2002，2004，2009；中译本易名为《文学学导论》）这部教科书编写的指导思想时就明确声言，它定位于一种“兼容并蓄”的立场：种种不同的、有时彼此互不相容的学术理念与观念学说，在本书中将得到对比与分析。将系统性与逻辑上的井然有序同反教条性与对话式的开放性结合起来——这就是作者所竭力企及的目标［1］（6）。
这种“兼容并蓄”，体现于今日俄罗斯学界对其本土这样一些富于理论原创性但探索取向大相径庭的大学者集群的全面接纳：亚·维谢洛夫斯基与亚·波捷布尼亚，维·什克洛夫斯基与尤·特尼扬诺夫，维·日尔蒙斯基与鲍·艾亨包姆，维·维诺格拉多夫与格·维诺库尔，维·佩列韦尔泽夫与格·波斯彼洛夫，亚·斯卡弗迪莫夫、亚·别列茨基、米·巴赫金、德·利哈乔夫、尤·洛特曼与谢·阿韦林采夫。
这种“兼容并蓄”，体现于今日俄罗斯学界对文学本质的“面面观”。例如，国立人文大学“理论诗学”课程教学大纲就将三种相异其趣的“文学本质说”并列相提。既讲“作为一门认识艺术的文学”，而要学生明白“形象理论”，又讲“作为一门语言艺术的文学”，而要学生学习“文学符号学”，还讲“作为一门创作艺术的文学”，而要学生了解“艺术形式问题”。这样一些对文学本质的多面界说，显然超越了先前只讲“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只讲“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偏执与片面。而当大学教授既向学生阐述每一种“文学本质说”的“真理性”，又向学生指出它们各自的“局限性”之际，学生们所获得的就不仅仅是种种不同的“文学如是观”，而是更有观照文学时应有的开阔视界了。
这种“兼容并蓄”并不是折中主义。强调文学首先是一门艺术，首先是一种审美活动，这已是如今各种《文学学引论》、《文学学原理》的一个共识。在肯定文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审美活动这一界面上，也就是说，从文学的“艺术本性论”而不是从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论”出发，再去讲“反映论”，讲“象征论”，讲“典型论”，再去讲“逼真性”、“假定性”、“虚拟性”，再去讲“形象”、“性格”、“符号”……诚然，文学只是诸艺术门类之中的一种，因而，还要从文学与其他艺术，诸如戏剧、电影、电视、绘画、音乐、雕塑等艺术的对比中，去探讨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特质。其实，“文学学”的结构，正生成于语文学与语言学及艺术学的交融之中，正生成于描述诗学与结构诗学、历史诗学与理论诗学的交融之中。这种视界中的“文学学原理”，意味着向文学“本位研究”的回归。
确认“文学是一门艺术”，说得更准确些，确认“文学首先是一门艺术”，“文学是一门语言艺术”，甚至提出“文学是一种话语艺术”，作为文学理念的更新，其意义是深远的。由此可以理解，近二十年来，文学作品的结构机制功能在今日俄罗斯何以成为高校文学学教学十分推崇的一个中心环节，由此可以理解，作品理论研究在今日俄罗斯文论界何以得到空前的青睐。
在对作品理论的青睐上，莫斯科“高校出版社”于1999年推出，2004年修订再版的《文学学引论》简直令人刮目。这里甚至不再有“艺术的特征及其研究原则”，“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及其类别”，“艺术内容、激情及其不同类型”，“艺术形式、风格、艺术言语、文学体裁”这样一些在不久前修订的《文学学引论》中也还一直保留的论题，而已然是一部“文学作品理论专论”。该书编者也毫不讳言该书的“定位”。这部《文学学引论》的初版书名下有一个副标题“文学作品：基本概念与术语”。新版撤去这一副标题，可是仍然声称其“主要的关切在理论诗学——关于文学作品的学问”。［2］（9）该书系多年耕耘于文学理论教学园地的知名教授联手合作的成果。二十六位学者对文学作品理论中的四十五个基本概念与术语，作了较为系统而又简明的梳理、界说、阐释。进入这四十五个选项之中的，既有传统文论必不可少的“艺术形象”、“人物”、“情节”、“布局”、“肖像”、“风景”、“叙述”、“描写”、“诗”、“小说”等等，又有现代文论词汇库中才有的“原型”、“接受者”、“符号”、“文本”、“视点”、“对话”、“时间与空间”、“作为艺术整体的文学作品”、“作品功能”，等等。
这样一种将论题聚焦于作品理论的《文学学引论》，是不是意味着对当代文论研究远离文学作品而迷醉于“泛文化化”之时尚的一种抗衡，是不是意味着对文学理论总要从文学与生活、社会、历史、意识形态的关系谈起这一“宏大叙事”之模式的一种厌腻？具体说来，是不是表明如今的文学学教授们对一版再版、流行经年的格·波斯彼洛夫的《文学学引论》的一种更新？
耐人寻味的是，这部新编《文学学引论》的编写者——二十六位在各个大学执教文学理论的教授，有一半都是苏联艺术社会学学派宿将、力主文学的“意识形态本性论”的代表人物格·波斯彼洛夫的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