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进己
近年关于文化的研究，日益发展起来，克服了过去史学主要研究政治、经济的缺陷，对辽文化的研究也应运而生。但迄今为止，对何谓辽文化，认识上还有分歧，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关于辽文化的含义，目前有几种不同的提法。
第一种提法，是魏特夫和冯家昇共同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同一个辽帝国范围之内，同时存在着两种文化——契丹文化和汉族文化。但是它们的各种成分，却随地区和历史条件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混合。”“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辽文化因契丹政权的垮台受到严重的影响，但在以后，尤其在金帝国的契丹人地区，以及在金帝国西部边境之外，仍然表现出不可忽视的生命力。……喀喇契丹帝国建立了一个辽文化的新的变体。”魏特夫、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唐统天等译，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从上面看来，他们认为辽文化是由契丹文化、汉文化组合而成。
第二种提法是蔡美彪提出的。他认为：“契丹、汉族在经济方面相互交流，在文化方面也相互吸收。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比起契丹来处在较高的阶段，契丹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过程中，逐步接受了汉文化，但仍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契丹和汉族共同创造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六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第三种提法是杨树森提出的。他认为：“辽代的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契丹族和其他各族在经济上相互交流、文化上相互吸收的结果。其中由于汉族的封建文化处于较高的阶段，因此契丹族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不少汉文化，同时也保持了自己的民族特色。这种具有时代特色的辽代文化，是各族人民尤其是契丹族和汉族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在祖国的文化宝库中放出了异彩。”杨树森：《辽史简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他和蔡美彪都把辽文化看成一种由汉文化和契丹文化融合而成的单一文化。所区别处是杨树森删去了蔡美彪提出的“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核心”这一句，而认为辽文化主体是契丹文化。他们和魏特夫的区别，是魏特夫认为辽代存在三种文化，即认为契丹文化和汉文化还单独存在，但在杨树森和蔡美彪的提法中，似乎契丹文化和汉文化已融合为一种单一的辽文化。
以上诸说就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辽文化是否是一种单一文化？也就是说在辽代，汉文化和契丹文化是否已融合为一种文化？第二，辽代是否存在一种“第三文化”，或汉文化和契丹文化融合的结晶？第三，辽文化是以契丹文化为主体，还是以汉文化为主体？
一、辽文化是否是一种单一文化？
按理说，只要是辽代的文化就是辽文化。但问题是，在辽代同时存在着众多民族，有统治民族契丹族，有人数占主体的汉族，此外还有奚族、渤海族、女真族、蒙古族等。各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一般来说，只要辽代各民族尚未融合为一个单一民族，各民族就必然继续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就不可能出现一种单一的辽文化。各民族的文化必然会互相影响，但出现的只能是契丹化的汉文化、汉化的契丹文化等等，而不是一种单一的辽文化。杨树森把辽文化说成是受汉文化深刻影响的契丹文化，就忽视了辽代同时还存在一种受契丹文化一定影响的汉文化，及接受了汉文化和契丹文化影响的奚文化、渤海文化等等。
就语言而言，在整个辽代并未形成一种统一语言，辽代各族都是使用本民族语言。而辽代各族间的交际语言，并不是契丹语或一种第三语言，而是汉语。事实上到辽代后期契丹族也大都改说汉语了。
就文字而言，辽代存在两种文字，即契丹字和汉字。契丹字并未成为各族的通用文字，而只是契丹族的文字。辽代各族通用的文字还是汉字。
就习俗而言，虽然各族的习俗互相影响，但辽代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习俗，各族还是都有自己不同的习俗。
因此，辽代并未形成一种单一的辽文化，我们也不能单把受汉文化影响的契丹文化看做辽文化，应该承认辽文化还包括汉文化、渤海文化等各族文化。因此，辽文化不是一种各族文化融合而成的单一文化，而是一个包含多种不同文化的复合文化。
二、辽代有没有一种“第三文化”？
魏特夫提出：“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双方，在接触后都有所改变，从而在相互调整中产生出第三文化。这种文化保留了某些原来的成分，而另一些成分则以新的面貌出现或完全消失。这一规律对于辽代社会来说也不例外。它的政治和军事组织，它的授权仪式等，既不是传统的契丹式，也非传统的中国式，而是结合了两种文明的各种成分。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现或许是契丹文字，它对部落的人们是新鲜的，而对汉族也是陌生的。”《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唐统天等译，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
田村实造在此基础上也提出：“在研究两个社会的文化交往时，必须考虑到既有接受对方文化特点的一面，又有抵制对方文化特点的一面，有时在此基础上，会产生出与母文化不同的第三文化；只是，产生第三文化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双方的社会和民族必须存在伴生关系。……所以中国农耕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要素便适应各地的不同条件而混合起来，形成可以称之为第三文化的各种事物。例如，在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或官吏任用的形式等方面，都产生了一些独特的事物。特别是契丹文字的创制，就是这方面最明显的事例。”同上。
但我认为，“第三文化”应该是两种文化完全融合而成的一种新文化，并为原来两个民族所共同接受。如果两种文化并未完全融合，而仅是互相影响，仅是一个民族接受了另一民族文化的影响，这就不能算形成“第三文化”。即使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别族文化影响下有了很大变化，只要仍仅为这一民族所有，并未成为各族所通用，它也只是这一民族的新文化，而并未成为“第三文化”。一般“第三文化”的产生，应该意味着两个旧民族的消失，融合了两个旧民族的新民族的形成。辽代既然未形成一个新的辽族，也就不可能形成一种新的“辽文化”或“第三文化”。魏特夫认为契丹文字对“部落的人们是新鲜的，而对汉族也是陌生的”，因此是“第三文化”最明显的表现，这是不对的。契丹字仅是契丹族使用的一种文字，辽代汉族仍然使用汉字，因此，契丹字不是“第三文化”，而是契丹族的新文化。不能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增添了新鲜的东西，而对其他民族所陌生的，就说成是“第三文化”。必须是其他族也放弃了自己的传统文字，如汉文字，接受了这种新文化，如契丹字，后者才能称为“第三文化”。
总的说来，辽代契丹族的文化虽接受了汉族文化的巨大影响，增加了很多新成分，其中有原样搬用汉文化的，有吸收汉文化后新创造的，但只要这种文化并未成为各族通用的文化，而仅是契丹族的文化，它就不是什么“第三文化”，而仅是新的契丹文化。
既然契丹文化和汉文化并未融合成一种新文化，也就不可能存在一种“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或“各族人民尤其是契丹族和汉族共同智慧结晶”的辽文化。只存在辽代的契丹族文化——这是一种深受汉族文化影响的文化，及辽代的汉文化——这是受到了契丹文化影响的一种汉族文化，但这两种文化都不等于辽文化的全部。
三、辽文化是以契丹文化还是汉文化为主体？
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契丹族曾试用把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辽代的主体文化，如把新创制的契丹字作为辽代的官方文字。但是这一努力显然是失败了。辽代各族并没有因此普遍接受契丹文化，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契丹文化的影响。相反，契丹族却在广大汉族人民的包围中，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不断汉化；辽代的奚族、渤海族也不是契丹化，而是汉化。因此在辽代，虽然契丹族是统治民族，但作为辽文化主体的却并非契丹文化，而是汉文化。
魏特夫反复强调辽朝契丹族对汉文化的抵制。他试图否定传统的说法，而提出契丹族抵制了汉文化影响的说法，并提出了“辽金两个王朝代表征服模式的两个主要亚型，即在文化上抵制的亚型（辽）和在文化上让步的亚型（金）”。然而，只要真正研究过辽金历史的学者就都知道，历史事实恰巧说明了相反的情况：金代统治者曾颁布一系列抵制汉化、维持女真文化的政策，而相反辽代历代皇帝却没有一个曾顽强抵制汉文化的，所以这两种亚型是不存在的。
魏特夫说：“契丹统治家族和贵族频繁地接触他们的汉族臣民，从后者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文化因素。但从未放弃他们特殊的、部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也未放弃他们从前的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或宗教信仰。广大的契丹人民继续他们自古以来的游牧活动，他们同汉族农民和城镇人民分开生活，极不愿意用汉族的生活方式、礼仪、文化和文明取代他们的部落生活方式。”《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唐统天等译，刊《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
这也是不符合辽代史实的，史实充分证明，辽代契丹人是在不断地改变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以适应统治广大汉族的需要。他们基本上从传统的信仰——萨满教，转向了信仰佛教，大量史实可证明契丹人在辽代已以信仰佛教为主。契丹人的习俗在辽代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接受了汉族的习俗，包括他们的服饰、居住、饮食和丧葬习俗、节日习俗。同时魏特夫所说的契丹族人民继续他们的游牧生活，和汉人分开居住，也是不符合史实的。除了居住北方的契丹人和汉人分开生活外，居住南方的契丹人已和汉人混杂居住，并基本上放弃了游牧生活，而且连北方的契丹人在辽代也已从纯畜牧过渡到半农半牧了。
魏特夫说：“完全的文化混合，显然只发生在社会鸿沟的消失，允许文化鸿沟也消失之时，即在征服阶段告终之时。”这是正确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契丹族的融入汉族，在辽代并未完成；契丹族的最终融入汉族，是在元代。在金代，契丹文化确实仍表现出不可忽视的生命力，但这否定不了契丹人的汉化在辽代已开始的事实，否定不了最终不是汉族融入契丹族，而是契丹族融入汉族的事实。
由于在辽代统治范围内，汉族占人口的多数，加上汉族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契丹族融入汉族是必然的趋势。这是所有落后的少数民族征服先进的多数民族的必然趋势。契丹族并未能改变这一命运。魏特夫试图根据辽代契丹族暂未融入汉族，而提出辽代是特殊的征服王朝，是不能成立的。在辽代同样存在着契丹人汉化的事实，只不过尚未完成而已。魏特夫用拓跋魏时孝文改制主动汉化来和辽代做比较，说明前者属主动接受汉文化的渗透王朝，后者是抵制汉文化的征服王朝，也是难于成立的。孝文改制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拓跋鲜卑从代国到魏近二百年汉化的结果，辽和北魏汉化的基本趋势和过程是一致的。因此，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而不是以契丹文化为主体。
四、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各族文化的总称
但上述提法和蔡美彪所说的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契丹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文化”不同，因为蔡美彪的提法意味着辽文化是一种单一文化。我却认为辽文化是包括辽代各族文化的一种复合文化，而在辽代诸族文化中又以汉文化为主体。辽代文化总的发展趋势是各族文化融入汉族文化，包括汉文字代替契丹文字而成为通用文字，包括佛教代替契丹族固有的萨满教而成为主要信仰，包括农业文化代替游牧文化。
既然辽文化是一种多民族的复合文化，那么在论述辽文化时，就不能单纯论述汉文化或契丹文化，而应全面论述辽代各族的文化，包括奚文化、渤海文化、女真文化、蒙古文化等。既然辽代汉文化和契丹文化还没有融合成一个单一文化，在论述辽文化时就不应将契丹文化、汉文化混在一起论述，而要加以区别论述。既然辽文化是一种复合文化，各族文化各有区别，在考古工作中就不能简单地论定某种文物属辽文化，而应进一步研究这种文物属辽代哪一族的文化。也只有弄清了辽代各族文化的区别，才能进一步研究辽代各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