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本来是上世纪90年代初由我父亲写的，当时有四章十多万字，这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邀稿，父亲因忙于《文明论》和《东北历史地理》的出版，抽不出时间来进行修改和补充，就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
我开始接触契丹史的时间很早，大约是在1992年，当时在父亲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契丹的文学》，直到2006年写作《辽代契丹族的民族构成、人口和经济、文化》，其间我共写了十余篇关于契丹史的论文。然而仅凭这些要完成对《契丹民族史》的修改、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但父亲告诉我，只要参照我们合写的《高句丽民族史》的体例，就可以大致完成对它的修改和补充。我按此做了努力，用了几个月时间，将此书扩充为六章二十余万字，初步完成了这一任务。
在此之前，国内外研究民族史的人很多，但却没有人明确提出什么是民族史。我父亲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主张，民族史应该着重写民族的形成、发展、消亡的过程，民族史和国家史有区别，民族史有许多种类型，各有不同的体例。他试图对各种类型的民族史按不同的体例做一些探索。在上世纪末，我们共同完成了《高句丽民族史》的撰写，他感觉还比较满意，认为该书基本上创立了一个民族史的体例，但对他在90年代初写的《契丹史》、《女真史》却不够满意，总想修改，却抽不出时间。这次限于时间和精力便将这两本书的修改、补充工作都交给了我，让我参照《高句丽民族史》的体例进行修改、补充，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体上使这两本民族史多少反映了这两个民族的形成、发展和消亡过程。但因为时间不允许，我没有能够如《高句丽民族史》那样按照民族的特征来改写，所以，基本上还保留了原书按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来编排的体例。这种写法虽然在大体上也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演变过程，但始终不及按民族特征那么贴近，只能有待于以后的补充和修改了。
我认为由父亲首创的这种民族史体例，在民族史研究上是一个重大的创新，将会推动民族史研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他除创立族别史体例外，还创立了族系史体系，写了鲜卑系各族史等数本论著；创立了地区民族史体例，写了东北民族史研究等数本著作，但他认为这个体例还很不理想，仍需要修改；创立了国家民族史的体例，和我合写了《朝鲜—韩国民族史》，还想按这一体例写一本《中国民族史》，我认为他的这一研究是非常有意义的，应该继续完成它。但他近年的研究重点却已经转向文明论的研究，没有精力再继续了；他希望我能够继续他的研究，但我也从2002年起将研究方向转向了中外关系史，同样没有精力独立完成此事。希望今后能够有有志于民族史研究的青年学者，和我共同来完成这一使命。
孙泓
200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