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早春，大地刚刚复苏，光秃秃的树枝才有几分弹性。维纳收到了一封远方的来信，它寄自东方一个古老的国度——中国，写信人是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电机系主任顾毓琇教授，他们以校方的名义诚恳地邀请维纳去清华大学做客座教授。虽然维纳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稳定性心存疑虑，对长途旅行是否安全怀有疑问。但中国的吸引力太大了，他无法抗拒，从接到邀请信那一刻起，他就迫切地想尽早动身。
现在维纳已是有妻室的人了。8年前，维纳在一次家庭舞会上认识了学语言的大学生玛格丽特·英格曼，她是一位品行优良、聪明美丽的姑娘，14岁时跟着孀居的母亲和弟弟从德国侨迁到美国，维纳与她相爱了。维纳的父母很喜欢玛格丽特，所以很快就促成了这段姻缘。维纳夫妇婚后的生活是极其幸福的。玛格丽特给了维纳一切可能的关怀和体贴，并在社交活动中给了维纳应有的补充，使他能够专心一意地从事科研活动。后来温馨的家中还添了两个女儿，佩吉和巴巴拉，维纳很珍爱她们。
玛格丽特对中国之行也充满激情，他们决定接受邀请，携家同去。
也许由于自己是犹太人，从小就饱尝了受人歧视的滋味，维纳的父亲没有任何种族的偏见，他不认为哪个民族生来就高人一等，他鄙视美国社会中所存在的那种认为犹太人贪婪、爱尔兰人顽固、黑人懒惰等世俗的看法，他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与弊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一个人的成功与否与他的民族出身无关，关键在于他后天的努力。他的这种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家人，在维纳还不知道自己的犹太出身时，就已经继承了父亲的这种思想。尤其是当他目睹了美国科学从一开始褊狭地照搬欧洲科学，到后来获得了自主并且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一过程，使他更加坚信：知识世界是一个整体，每个国家不管它的地位怎样崇高，都只不过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地区。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也会发生在任何国家，或者至少是任何已在行动上表现出渴求知识和文化革新的国家。他渴望亲眼看看那些非欧国家，通过直接考察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特点，体验那里的伟大文化。
望着窗外冰雪消融的景象，维纳的思绪禁不住飞往大洋彼岸的中国：“从地图册看北平（北京）与这里的纬度差不多，北平大概也到了冰雪消融大地回春的时候了吧。那儿的人我大概不会陌生，我从小就有中国朋友，他们的音容笑貌我都熟悉，特别是李郁荣博士，我们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还是科学研究中的密切合作者，这次来自中国的邀请无疑就是他发起的。”
“记得当年遇见李的情景很有趣。一个朋友在贝尔电话实验室找到了一件有关电路分析方面的暑期工作，这激发了我另辟蹊径利用傅立叶级数研究这一领域的设想。由于我对电气工程方面不熟，需要找个谙于此道的助手，朋友万尼瓦尔·布什向我推荐了正在美国学习的李郁荣。
“李从一开始就以他稳重和善于判断的研究精神给我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最初我设想的可调的校正网络虽然是可行的，但要花费大量的零件，而李以他的才智很快就发现同一个零件能够同时完成几种功能，这样他就把一个庞杂松散的装置改造成为一个设计精巧而又经济的网络。同样是李为我们的发明申请专利并寻找到了买主，尽管贝尔实验室只是害怕竞争而买下了它，并把它束之高阁，但我们两人的合作相当成功。
“遗憾的是我为李在美国电气工程业谋取一个职位的种种努力都归于失败，当时美国启用的东方工程师简直是凤毛麟角，在推荐中所遇到的阻力远非是一个大学教授或数学家所能克服的，要不然李恐怕已在美国的电气工程业崭露头角了。
“李决定回去报效祖国，刚开始，他在工业界，但他很快发现不适应政界与商界的不诚实，所以又转入学术界，被清华大学聘为电气工程学教授……”
一想到就要与李郁荣博士重逢，中断了几年的合作又可以继续下去，维纳的心情好极了，他真想跑到马路上大喊一声：
“我要去中国了！”
夏日悄悄地来临，成行的日子终于到来了。维纳一家四口登上去日本的客轮，准备取道日本先去看看老朋友池原君，再从那儿转船去中国。
旅程是漫长的，终于有一天看到了从低洼泥泞的海岸驶出的渔船，乘客们知道终点站要到了。轮船被引入了塘沽火车站附近的码头，中国海关官员走上来执行公务，他们彬彬有礼，处处显示了礼仪之邦的好客。当问明了维纳一家的身份后，他们微笑着说：“欢迎您，维纳博士！您的朋友李郁荣博士正在岸上等您。”听到这话，维纳跳起来就往船下跑，他太急于见到这位中国朋友了。玛格丽特不得不大声喊：“亲爱的，等一等我们！还得拿上行李！”……
生活上的事情已被校方和李博士一家安排得井井有条。女儿们在附近的燕京大学附属英语小学读书，在维纳夫妇的要求下，李博士还为他们一家请了一位中文教师——一位穿长袍的老绅士，他几乎不懂英语，但他选用一本英语教科书作为教材，这样他就能很方便地进行口语教学了。真是一位聪明的老人家。
维纳除了在数学系讲授数学课和在机电系讲授电气工程理论外，大部分时间都与李郁荣博士继续研究电路设计问题。他们试图制造模拟计算机，不过他们想通过电路设计使之达到高速度，而不是像已经有人做的那样，利用机械的轴和积分器而得到的那种比较低的速度。这个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后来的电子计算机的诞生就是运用这样的原理，但当时他们除了思想之外一无所获，因为这涉及到一些当时不能恰当处理的技术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设计一种装置，其输出部分再作为一个新的输入，反馈至该过程的开始处。他们给这种装置起了一个名字——反馈机构。
反馈是工程技术领域中的一个概念，最初是由美国贝尔电话实验室的哈罗德·布朗克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来的。原意是把电子系统的输出讯号的全量或部分量回输到本电子系统的输入端。现在维纳只是借用了这个概念，朦朦胧胧地感到这是问题的症结，这种思考断断续续地进行了10年，直到创立了控制论。
在数学系，维纳主要教广义调和分析。清华大学授课都用英语，因此教学过程中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他非常喜欢这些中国学生，他们聪明好学，不怕吃苦，后来他们有许多人都从事纯粹数学或者电气工程研究，广泛分布在美国和中国的各个大学里，维纳为此感到骄傲。
北平在维纳眼里既富有魅力，又肮脏贫穷。那高高低低的胡同看上去好像从一个贫民窟通向另一个贫民窟，但那里的朱红色的月洞门常常又把人引向小巧玲珑的另一处天地，一个个风雅优美的亭台楼阁围着庭园和花园像变魔术似的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所有这些都令维纳赞叹不已。他爱北平，他爱中国。
维纳的正义感使他对那些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恨之入骨，当他去天津办事，看到那些外国租界将天津瓜分得犹如不同国家的大杂烩一样，感到由衷的痛心，特别是看到日本士兵闯入中国人群横行霸道时，他真恨不得挥拳上去痛揍他们一顿。
维纳钦佩自己的学生，他们不畏强暴，上街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略中国和国民党政府的苟且偷安。当被铁栅栏门阻挡时，一位平时娇弱的姑娘竟然从门下滚过去打开了铁门。在城里腐败无能的国民政府利用棍棒和水龙带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医院和监狱都人满为患……
维纳同情他的学生们、支持他们，但又觉得力不从心，他是那么的无奈。
“我决不能袖手旁观！”维纳暗自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为中国人民做些什么！”
回国后，维纳登上了他从未涉足的讲演台，呼吁美国人民和政府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斗争，他成功地从民间筹集到大量的财物，以实际行动给中国人民以真诚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