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中国名人成才故事——著名教育家成才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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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蔡元培(1)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着《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

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