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佳今天虽然也在写，但他的头不知为什么有点疼，所以我们决定今天早点走，午饭之前在市里散散步。我们去了图书馆，想借《穷亲戚》的第九卷，即《邦斯舅舅》，但这位姑娘没有时间找。她的面容非常像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她未能找到第九卷，我们只得在其他图书馆登记借这本书。午饭后我们去找图书馆，在路上遇到了加里波第，他与主席坐着马车一起从代表大会出来。他身前身后有一大群男孩子跟着跑，他却非常温厚地鞠躬致意。我们去了几家图书馆，可是一家关门，其余几家没有我们要借的这几本书。我想去邮局送信，因为我没有钱，便向费佳要，他却说，我有钱，如果现在要我往外拿钱，就一定会说给房东交了六天的房钱。他当然是开玩笑，但这样的玩笑也让我很不高兴，因为他应当相信我不会拿他的钱乱花，只用在必需的地方。我没有回答他，便走进了邮局，可是那里人多极了，简直走不到跟前。我已经站了几分钟，突然发觉费佳走到我跟前，我甚至没认出他来。他说他必须来取信，虽然在这里他未收到过任何人的信。费佳站在旁边，我递交字条。我看见邮政支局长把一封信放到了旁边，我想是给我的，但我不想当着费佳的面收信，便不等给我信就对费佳说，没有信，我们便往家走。在路上我们从另一家图书馆借到了第九卷。可简直是故意作对，就是从第九卷开始小说变得枯燥乏味，简直无法读下去。费佳后来去读报，我则回家，赶紧在纸条上写上我的姓名，又去了邮局。在这里我遇上了先前给我找信的那位邮政支局长，他给我信的时候问我为什么走了。信是妈妈来的，妈妈祝贺我结婚满半年［21］，说在那天她去了教堂，说很希望飞到我们身边来，她给我们寄来了照片。信中还说，有人给帕沙介绍了一份工作，但他不想干，说费佳答应养他到二十一岁，到那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帕沙还说，得知他接受这份工作，费佳会生气的。我把信读给费佳听，他很生帕沙的气，开始说他根本没许诺养活帕沙。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便开始劝他，说正好相反，帕沙完全对，他应该供养帕沙，这是他的义务。费佳大怒，说他自己尚无以为生，如果养着他，那完全是行善，根本不是尽义务。他开始骂帕沙，我则一直护着他，当费佳骂他为恶棍、坏蛋、傻瓜时，我说费佳很不公道，帕沙是个聪明孩子，他不想做事，大概是指望着什么；说妈妈这个人可笑，张罗着一定要帕沙去工作，这不明智，说我要写封信，让妈妈不再为帕沙瞎张罗。
后来我们去散了一会儿步，费佳变得十分忧郁，说他非常为帕沙的命运担忧，说我们的情况很糟糕，这一切都让他忧心如焚。可怜的费佳啊，我真心疼他呀，他肩负着这样可恶的包袱，自己的事情就够多的了，还要养活形形色色的别人家的狗崽子们［22］。
星期二，〈9月〉10日/〈8月〉29日
今天五点十分，费佳癫痫发作。我觉得，这次发作得非常剧烈，比以前几次都厉害，特别是脸部的抽搐，因此头不停地摇摆，之后他久久不能苏醒。后来，就算他睡着了，也是五分钟一醒。这次发作是在上次发作整一个星期之后，这太频繁了。我考虑这是否与天气有关，现在正在变天，今天早晨还下过雨。可怜的费佳，发作过后他总是那样苍白，那样沮丧，不过我发现：他不再像早先我们在家的时候，在我们尚未结婚或婚后不久的时候，发作过后那么阴郁、那么易怒了。今天他想工作，但只写了一点点，这已是连续四天他无法工作了，现在他在发作后经常神志不清晰，在四五天之内绝对恢复不过来。可怜的费佳啊，我非常心疼他，简直可怕。为了让他不再发作，我什么都可以付出。天哪，只要让他不再发作，我觉得我可以献出一切。
今天我们去吃午饭的时间稍稍提前了一点，但给我们服务的不是平常那个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而是一个小孩子，他似乎只有六岁，个头那么矮，浅色头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我问他点什么，他便说：“是的，先生。”他大概把我当成男人了。谁都不肯承认我是太太，都称我为小姐，而这个人则把称我为先生。在整个这顿午饭期间，每当他端来什么饭菜的时候，一定要对我说：“请吧，先生。”原文为法语。这把我逗得要死。
午饭后费佳去读报，我则回家，在家里读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这是一部出色的小说，我异常喜欢。傍晚我们去散步，但时间很短，去了一趟邮局，没有收到信。在市里我们又听到了鼓声，我断定，这又是消防队在游行。事实上果然如此，在有节奏的鼓声中，先是士兵们迈着庄重而又庄重的步伐〈未能破译〉，走在他们后面的是三四位佩戴着金色肩章的军官，军官后面是三辆消防车和云梯。所有这些人都迈着整齐的步伐。在全市任何地方都可以遇到他们，因此我完全相信，一旦发生火灾，他们也会这样慢腾腾地行进。等这些骄傲的公民走到现场的时候，整条街道早已化为灰烬了。他们为什么到处这样招摇过市呢，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如果为了维持秩序，那他们应当跑步前进，以便形成习惯；如果是随随便便地走，那么我想，即使不练他们也能做得到。多么可笑的人们啊，这还使他们得到巨大的愉悦，他们一本正经地走，带着〈未能破译〉，简直让人看着忍俊不禁。
费佳今天遇见了奥加辽夫，奥加辽夫问费佳是否出席了代表大会。费佳回答说，自己不是会员，奥加辽夫说，只要交二十五分就让进去。于是费佳说：“要是那样，我一定去。”［23］这两个晚上，昨天和今天晚上，我都觉得身体不很好，不知为什么胸内灼痛，一再呻吟。费佳多次来看我，说非常心疼我。夜里，我一再被当地女歌手们吓人的尖叫声吵醒，她们简直是故意住在我们这条街上，一星期内她们几次集合起来唱歌，不让我们安宁。更主要的是，她们总是重复唱一个东西，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两个星期了，她们就是唱这个东西，难道她们就总也学不会吗？最后，音乐会结束，她们开始各自回家，其中一些人依然停留在我们的窗前，又开始吼叫，那样声嘶力竭，简直让人受不了。
星期三，〈8月〉30日/〈9月〉11日
今天30日，是我的生日。在去年的今天我何曾想到，一年之后我已经结婚六个半月了，而且怀了孕，住在日内瓦。我的脑海里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念头。我记得，66年10月的这一天，我一清早就到斯尼特金家［24］去，给他们送帽子。这顶帽子我主动要给他们送到别墅去，但未能送到。在半路上我遇见了季亚科诺夫［25］，同他聊了起来。我到斯尼特金家半小时之后他也到了。他们刚刚搬进新居，我给他们带来了面包和盐。他们一定留我吃午饭，两点多钟才离开他们家〈未能破译〉，途中在伊万诺夫那儿买了几个甜馅饼，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中。我看见可爱的妈妈坐在窗前，一直在等我。原来，她甚至没吃午饭，一直在等自己的〈未能破译〉寿星，妈妈总这样称呼我。在妈妈面前我非常不好意思，很惭愧，因为我〈未能破译〉失踪了；我饱饱的，可亲爱的妈妈甚至都没有在餐桌旁边坐下，一直在等我。我给她拿来午饭，跟她一起吃，还请她去煮咖啡，妈妈非常高兴地满足了我的要求。我可怜的妈妈呀，我哪里想得到，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下一次就不再是这个样子，不久之后我便出嫁了。我多么希望现在见到她呀，真的，只有现在已经失去的东西才能受到珍视，我现在就是这样珍视可爱的妈妈，因为她离我太远啦。上帝呀，我多么希望我的愿望能够实现呀，妈妈能够在我即将分娩的时候来到我们这儿，这将是我最高兴的事，我似乎再也没有其他的奢求了。
两年前，即65年，我记得，就在这一天的早晨，我在安德烈耶夫［26］家里。我是在29日去他们家的，晚上大雷雨突然袭来，以致没法回家，我便留在他们家过夜。早晨他们建议我一起去［普罗科菲·安德烈耶维奇家］从窗户里看纪念仪式［27］。可是我没去，而是急着回家。我因为这一天没能在家过感到很痛心。那天是阴天，在亚历山大日经常是这样的天气。到家后，立刻就给我煮好了咖啡，让我喝了个够，爸爸（那时候爸爸还活着）也祝贺我，好像还〈未能破译〉赠送给了我一些钱，他自己便去过节，也就是去看庆祝仪式。后来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来了，这个老太太是我们的房客，常年住在我们旁边。她给我带来一只紫里透红的苹果（我当时正坐在钢琴旁边），对我说，祝愿我像这枚苹果一样，也就是，我应该〈未能破译〉又健康，又红润。但后来发现，这只苹果十分好笑，因为我咬了一口苹果，它竟然又硬又酸，无法进嘴。唉，这绝对不是对我的褒奖。后来我邀请她来喝咖啡。她来了，跟我一起喝了咖啡。晚上，我们想起来请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和玛莎来我们这儿吃巧克力（我自己去布洛欣那儿买了巧克力饮料，以及其他许多东西）。玛莎来了（当时他们还住在玛莎家里，这是在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当上书刊检查官的前两天），送给我一把扇子，这是她用三个卢布买的。这件礼物我非常满意，因为这是我有的第一把扇子，外出时我非常乐意带着它。我早就想买一把，但一直未能如愿。这件礼物让我爱不释手，几次走到别的房间里去欣赏玛莎送给我的礼物，虽然它只是一把相当普通的扇子。晚会很［成功］，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认为巧克力饮料很好，他很少能喝到这么好的饮料。我和他聊了很长时间，而我以前很少能找到与他可聊的话题。我们一直在谈新近调任书刊检查官的事，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亲爱的爸爸回来了，他好像到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家做客去了，亚历山德拉·帕夫洛芙娜［28］也在那儿。
我还记得61年，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当时还是玛莎的未婚夫。记得在这一天，我用赠给我的钱去给自己买腰带上的扣环，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了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他坐在马车上，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以为是糖果。他从马车上跳下来，送给我这个礼物（应当说，我那时候是一个极为自负，而且有思想有见地的姑娘。我觉得，如果我接受什么人的馈赠，这对于我来说是有失体面的；如果谁给我什么东西，我应该亲自回赠点什么，否则便不能接受。那么，像我这样高傲的姑娘，怎么能接收礼品呢，这可是可耻的事啊）。就是出自这种无谓的羞耻之心，我拒绝接收他的礼物。这大概使他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因为在吃午饭的时候他说，他想，我把他当作兄弟，我认为他是亲近的人，然而，原来我并不尊重他，既然我不肯接收他的礼物（原来，这不是什么糖果，而是一本带插图的德文书，帕维尔·格里戈利耶维奇想送给我，因为他知道我正在学德语）。他后来说，假如我现在请他把这本书送给我，他也不给，因为他受到了伤害。十五岁的姑娘有时候是多么蠢啊，她们会认为自己是少女，必须有信仰。这是多么蠢啊，信仰，完全是胡说，仿佛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就能有什么信仰似的。信仰只能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而逐渐形成，不会平白无故地产生。如果谁自然就有什么信仰的话，那只能是对［复活节］的信仰，而一旦发生什么偶然事件，那时就会发现，这种信仰到底〈无法破译〉。
今天早晨一起床我便头疼，因为我写得太多了。我决定出去走一走。一开始想去卡鲁日，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费佳建议我们去和平代表大会听一听。但我还是想先走一走，散散心。我问房东太太大会几点开始，她们给了我票，说加里波第今天早晨已经走了。我突然想到，大概他们在这里有什么事未谈妥，他未等大会结束便离开了。我一出门，就看到所有墙上都贴着传单，说反对加里波第的讲话，他的话是侮辱，是对天主教会和教皇的莫大侮辱，这样他也就侮辱了州内的一半居民。所以他们就抗议他。好家伙，先是上帝知道如何兴高采烈地欢迎，突然又抗议，说是滚蛋吧，老兄，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吧。这一切是多么滑稽可笑啊！这个愚蠢的和平大会自然是毫无收获［29］，他们还那么大肆吹捧呢。我在市里转了转，然后就去找费佳，我们一起去选举宫原文为法语……这是坐落在新广场的一座大楼。我们买了票，但不是每张二十五分，而是五十分。我们终于走进了这个地方由最初的“圣地”改成。，这是一座马厩式的高大雄伟亮堂的灰色建筑物，装饰着大量的州徽。最上面是上敞廊，中间摆放着一大盆花，一簇簇鲜花怒放，让听众根本看不见演讲人。这里还设有女士专座，我便在那里坐了下来。费佳坐在我的后面，隔着三排坐椅。这里人声鼎沸，后来，当讲演人登上讲坛时，人们还久久安静不下来。讲演人的声音很小，他的话有一半听不清。有几个人讲演，但说的大都是空话，例如：“需要自由”，“作恶的自由”，“耻于战斗”，一般都是无法兑现的空话，对它们人们都报以惊雷般的掌声，大厅简直都要颤抖了。某位演讲人宣读了关于战争的十条，是一位德国女人起草的，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内容，就是说明战争是不可接受的。所有这十条全都受到了惊人热烈的掌声的欢迎，好像它们真有什么新内容似的。接着发言的好像是一个意大利人，他说：“打倒罗马教廷”，对此一些人鼓掌，另一些人则不支持。主席显然对这个意大利人不满，几次要他停止讲话。最后，他总算让这个愚蠢的演讲家闭上了嘴。而这位演讲人的手势非常夸张，甚至打翻水杯，把水泼在了一位先生的头上。一般说来，这些讲话都听不清楚，因为人声嘈杂，会议进行到一半人们便开始退场，而且演讲人一句话还未说完便被掌声打断，绝对不让人听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旁边坐着一位太太，又胖又肥，我完全不知道她来代表大会做什么来了。当会场大乱，一部分人鼓掌，另一部分人制止发言人讲话的时候，她问我是否有危险，我说很安全。她大概以为随时可能威胁到她的钱袋子，想趁早赶紧溜走。我们没有等到会议结束，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一切都愚不可及，说起来就觉得遗憾。而且，这是一个愚蠢的代表大会，无所事事的人们分头聚会，说一些大话空话废话，绝对于事无补。诚然，我为我们来这里枉费精力感到懊悔［30］。
离开会场后，我们去吃午饭，读报纸。我现在发现，我们的宾馆残酷地剥削我们。本来给我们上七道饭菜，后来改成了六道，今天只给我们上了五道。这样下去，有一天可能就只给我们上一道汤和水果。我本想给我们的侍役指出来，但费佳说，他已经很饱，所以不想再交涉，再要什么，说没有必要，［应该？］拉倒吧。无可奈何，我什么也没说，饿着肚子离开了餐桌。可是夜里我饿得无法入睡，只好起来吃一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