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起来得相当早，愉快地喝完咖啡，就立刻开始查看我的黑色丝绸连衣裙和短上衣，有的地方还做了些缝补。我想尽量体面点去，不要让他看着像个穷姑娘。我总的来说想处在独立的地位上，与他是平等的。九点半我便出了家门。妈妈把我送到楼下，在这里我们遇上了奥莉加·瓦西里耶芙娜［83］，也告诉她，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坐上公共马车，便向商场驶去。到莫罗佐夫商店后我下了车。在这里我用一个银卢布给自己买了一把黑色细棉布伞，伞柄是木质的，红色的，很美。之所以买伞，是因为怕下雨，我可不想湿淋淋的去上班。我还想去给自己买一双胶皮套鞋或皮鞋，但时间很紧了，便推到下次再买。在商场里溜达时，我遇到了格林贝格［84］。我已经一年半没见过他了，他见到我也很高兴。他告诉我，他逢人便问我在哪儿，但好像谁也无法答复他。我告诉他，我从教育学院退学了。对此他说，我做得很好，因为那里的人什么事也不做。我说我正在学习速记，现在正要去工作。后来我问他住在哪儿，他说就住在特维尔大街的这座楼房里，但那套住宅的门口对着院子，又补充说，如果我什么时间去他家，他将非常非常高兴。我说一定去。当时我确实打算找个时间去他家，他对我总是那么好，认为我是自己最好的学生。就是现在他遇见我也非常高兴，所以忘记他是不应该的。我们分手之后，我去了涅瓦大街的一家商店，给自己买纸和铅笔。在那儿我看见一个皮包，我决定买（只要六十），因为这样纸就不会折坏了，而我想展现出一副正规严谨的样子来。我买了铅笔，而夏天就已经得到了一个铅笔盒。十一点了，我沿着大梅先斯卡亚街慢慢走，不断地看表，既不想早于十一点半去，也不能迟到。总之，我觉得，这个〈未能破译〉，第一次想表现出最大的认真和干练来。最后，只剩下十分钟了。我走进木匠胡同，开始找阿隆金大楼。我一生中只来过木匠胡同一次；大楼很快便找到了。这是一座很大的石头楼房，面对着小梅先斯卡亚街和木匠胡同，这里有饭馆和马车店，还有几家啤酒店。别［纳尔达基？］［85］曾住在这里，他的姓不知道为什么我记住了。大门开在小梅先斯卡亚大街上，我走了进去，这里有许多马车夫，还遇到了一些相当丑陋的嘴脸。我走进院子的腹地，看见一个管院子的，便问他陀思妥耶夫斯基住在哪儿。他说在十三号，一单元的右侧。我沿着很脏的楼梯爬上二楼，在楼梯上也遇到几个衣衫褴褛的人，还有两三个犹太人。我拉响门铃，过了一分钟，一个姑娘给我开了门。她长相还不错，但头发乱得吓人，瞪着一双非常狡猾的，我觉得还是凶狠的黑眼睛，头上顶着一块黑色方格头巾。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否住在这里，她肯定地点了点头。我请她向他禀报，说奥利欣派来的速记员到了，说他知道这件事。就在我进门的那一瞬间，在前厅，从正对着门口的另一个房间里，蹿出来一个年轻人。他穿着便鞋敞着怀跳了出来，但看见生面孔后，立刻又躲起来了。我马上认定，这应该是他的儿子。费多西娅领我到下一个房间，请我坐下，说他立刻便出来。（我忘记说了，在路上和整个晚上我一直想象，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位矮个头、大肚子、秃头顶的人，很快活，很爱笑，或者，最后，可能是一位沉默寡言、严厉阴沉的先生，像奥利欣把他描绘的那样，高高的个子，面色苍白，很瘦。这时，我想起了我读过的他的许多作品：《涅朵奇卡·涅兹万诺娃》、《被侮辱与被欺凌的》、《死屋手记》、《穷人》，一句话，我读过和我赞赏的一切。）我坐下，取下帽子和自己的黑手套，打开手帕，同时我看了一下挂在沙发上方的钟表，十一点半刚过。我非常满意，自己恰好在约定时间到达。我觉得，我坐下以后又过了五分钟，谁也没有走进来，我便利用这段时间观察房间。我觉得它很不美观，是相当市民化的房间。靠墙都摆着柜子，门口旁边有一个不成样子的大木箱子。房间里有三个门，一个是我进来的那个门，第二个在左边，头发蓬乱的年轻人就是从这个门里跳出来的。第三个门可能是通向客厅的，我想，但我只能看到房间的一部分，就是一棵缠绕着蔓生植物的花。门的右侧有一个抽屉柜，像市民人家那样，上面蒙着白色台布。柜子上的架子上放着两个烛台，还有一个刷子。窗户旁边有一张折叠餐桌和几把椅子。总之，房间给我的印象是，这里生活着一个不很大的家庭。而且，他的全部生活突然出现在了我的想象之中。我觉得，这里有点像乌申斯基［86］家，万尼亚去过他家一次，说他家非常非常穷。不知为什么，我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定有妻子，而且，代替他［走进来］的将是他妻子；他有孩子，我马上就要听见孩子们在什么地方喊叫，或者是孩子们的喧闹声。总之，这个房间并不如我所期待的那样。费多西娅请我等一等，说立刻便有人来。
就这样过了十来分钟，突然，现在我记不得是从哪个房间了，不过好像是从厨房（大概，费佳这时候在书房里，是经过厨房回到住宅的），费佳出现了。我鞠了一躬，他请我去另一个房间，他自己回到了帕沙的房间。我一无所知，便跟着他走去。他告诉我，不是这个房间，而是去他的书房，我便走了进去。第二个房间比第一个好多了，比较大，又髙又长，有两个窗户，但有些昏暗，虽然有足够的光线，这大概是由于壁纸的缘故。在房间的深处有一张沙发，上面蒙着方格布。沙发前面有一张桌子，上面铺着红桌布。桌子上有一盏灯，还有两三本相册。沙发上方悬挂着某位太太的照片。她戴着黑色包发帽，可能是他的妻子。这可能是他妻子——我偶然向上看了一眼，这样想。桌子周围摆着几把椅子，椅子上也蒙着深色的［方格？］布，但已经磨损得相当厉害了。这一次可能是：第一次。房间似乎还相当亮堂，但第二天就给人以很沉重的印象，房间里似乎有点过分寂静，过分凄凉，甚至压抑。在两个窗户中间有一个镶着黑色核桃木边框的镜子，但窗间壁比镜子宽得多，因而镜子显得有点歪，不对称。我已经习惯于对称，这让我觉得有点怪异。在一个窗前有一盆花，就是从第一个房间里看到的那棵花，花前面是一张小桌子和一个小匣子。窗台上摆着两个精美的中国花瓶，样式很漂亮。在另一个窗户前面有两把椅子（值得格外注意的是，在这两把椅子上作了表白），进来后，我把自己的皮包和帽子放在了其中一把椅子上。这时我发现角落里还有一张堆满纸张的桌子，还有一张小桌子，它上面有一个小匣子，小匣子的盖是乌龟形的，镶嵌的工艺很出色。在进入房间的门旁边有一张大沙发，是上等红色山羊皮的，很舒适，它旁边有一个小桌子，上面放着一个细长颈玻璃水瓶。房间当中，在离墙稍微近一点的地方，有一张相当普通的写字台，而它前面是一把扶手椅，后来在口授的时候，我就经常坐在它上面。我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所以能好好地观察它（乍一看，它给我的印象相当不错，特别是与厨房相比较）。费佳又进来了，他出去看来是吩咐费多西娅什么事。为了开始谈话，他问我从事速记是否很久了。我本来站在窗户旁边；但我走近写字台，说我已经学习半年了（的确，4月4日我开始上第一次课，而10月4日便开始工作，也就是过了整半年，而奥利欣曾经对我说过，只有学习两年之后才能工作）。他问我，同学们多吗，我说一百五十个，开始时很多，现在只剩下了二十五个，因为人们都认为这很容易，可是看到，学一次两次甚至在几个星期期间什么也学不到，便放弃了速记。他说，这是常有的事，与在所有的事情中一样，许多人着手干，但大部分人放弃。因为他们看到，必须出大力气，而出大力气谁也不乐意。
我觉得这个人很怪！刚一看相当苍老，而后就会立刻觉得，他不会超过三十七岁；中等身材，一张疲惫不堪的病态的脸可能是：病得脱了相的脸。，浅色甚至带点轻微红色的头发上抹了不少油，梳得也有点怪，好像戴着假发似的。更有甚者，那时候他有两只完全不同的眼睛（当时他正在云格那儿医治受伤的眼睛［87］，他的一个瞳孔是放大的），一只漂亮眼睛是黑色的，而另一只的瞳孔则怪异地放大了，这让他的脸带上了某种奇怪的神态，让人看不出他眼睛的表情。总之，我觉得他像一个教师，他的脸也让我觉得相当凶。他穿着一件已经相当脏了的蓝上衣（他说已经穿了它六七年了）和灰色的裤子，但是衬衫却非常干净。在这方面应当给他说句公道话，我从来没见过他穿脏衬衫。他的脸上有一种令人惊讶的奇怪表情，说真的，一开始我甚至并不喜欢他。
我进来五分钟之后，费多西娅端进来两大杯非常浓的茶，几乎是黑色的，托盘上还有两个小面包。我端起来一杯茶，拿起一个小面包，虽然根本不想喝，甚至感到很热，但为了不让主人见怪，我端起来喝了一口。我坐在了门口旁边那把正对着写字台的椅子上。我们开始谈话，他坐在写字台的后面。我觉着他是个很怪的人：一个虚弱乏力、抑郁寡欢、疲惫不堪的病人。而且他马上就对我说，他患有一种病，就是羊角风。他一会儿坐，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步。他吸烟卷，也曾建议我吸一支，但是我拒绝了，说我从来没吸过。“也许，您不想吸是出于礼貌？”然而我回答说，我甚至不喜欢看女士吸烟。是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怪的人［88］。这时候我想起了奥利欣的话，他称他为非常阴郁的人。我甚至觉得，我们的事情垮了，我甚至不可能为他作速记，因为他说：“我们看看这事怎么办，看一看是否能行。我们试一试吧。”然后他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后来他又几次忘记我的名字，又问我叫什么。
我们聊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有一些着急，怎么我们还不开始工作呢。最后，作为尝试，他请我给他记录一些什么。他开始给我口授《俄国导报》中的一段话，说一会儿让我把它准确地译成普通文字。刚开始他口授得极快，然而我立刻让他停下，说我不习惯写这样快，他便放慢了速度。然后我当即把这些给他誊写出来了。他就又开始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在我们这些所有学速记的学生中，要把自己速记的内容读出来，我比其他人都快，甚至比奥利欣也快许多，所以我立刻便把速记的文字誊写出来了。但是他说，我用的时间相当长。一般来说，他是一个怪人，或者是粗鲁，或者是过于直率。然后他开始核对，发现似乎有两处漏掉了前置词［89］，并非常粗暴地给我指了出来。总之，一开始他不让我喜欢。他似乎过于沮丧，甚至无法专注于一件事上。有几次他踱起步来，似乎忘记了我在那儿坐着，大概是在考虑什么，我甚至害怕去打扰他。最后他对我说，现在他无法口授，我可否今天晚上八点到他那儿去。我说，我能去，便戴上帽子，拿起皮包，与他告别。我临走时他说：“您知道吗，当奥利欣对我说，他是否可以派一位女士而不是男人来我这儿工作的时候，我甚至感到高兴。您也许会感到惊讶，问为什么，您可能感到奇怪。这是因为，男人一定要酗酒，他大概也要酗酒。可是您，我希望，是不会酗酒的吧。”我回答道，在这方面他尽管放心。
他送我到自己房间的门口。我走到前厅，当那个姑娘帮助我穿衣服的时候，我给了她二十戈比。应该说，刚开始我甚至很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我甚至很反感。我觉得，这一切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和他工作不到一起，我工作挣钱的理想也将会破灭。而更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昨天我和可爱的妈妈太高兴了。我离开他家的时候，我想，是两点多钟，我向斯尼特金家走去，因为我不想回家。第一，不管怎样，今天晚上我还要再去一次；第二，我想对斯尼特金家人炫耀一番，我终于有了工作，让他们不要以为，我只是白白地活着，靠妈妈吃饭。他们总暗示这一点，说我什么也不做，是妈妈的负担。他们大概在心里偷偷地嘲笑速记，笑我学习速记。在他们看来，这毫无用途，根本不应该耗费时间去学这个玩意儿。在路上我进了一家旧货商店（我有一种买便宜货的爱好），问他们有没有银筛子。他们没有。这一天天气非常好，晴空万里。我到了斯尼特金家（当时他们住在沃罗宁大楼里，在灯笼胡同，在去格鲁霍伊胡同的拐角上），说要在他们家吃午饭，因为晚上还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儿去速记。（在去他们家的路上我心里十分凄凉，有一种特别沉重的感觉，与此前去工作时的心情完全相反。我总觉得我和他工作不到一起，我将失去这份工作。）只有姑娘们在家。我给她们讲，奥利欣给我找到一份工作，他已经给我口授了一点，我晚上还要去他那儿。玛莎·斯尼特金娜立刻开始请求我教给她速记，给她上课。我答应了她，不过，后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萨沙和玛莎［90］也来了，他们也一再打听陀思妥耶夫斯基。白天就这样过去了。我急切地等待着八点钟的到来，这是指定我到达他那儿的时间，我一定不能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