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好天，我早早起来，喝完咖啡，便开始写。要誊写的好像比我料想的多，所以到十一点之前我才刚刚誊写完，而且时常有房客来我们这儿打扰我。我本来打算徒步去，结果只好坐出租马车，就这样我似乎还迟到了二十分钟。到了他家，他说，他以为我不来了，因为我迟到了。我问为什么不来，他回答说，可能因为工作过于困难，不能胜任，所以不来，而我又不知道您的地址。很多人就是这样，我有时候也这样做：开始干一件事，可是后来发现力不从心，便放弃了。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一定通知他，绝不会让人发生误解。他拿起我带来的文字，开始边读边改，还立刻告诉我什么地方写得不对，应该怎样写（他递给我一张纸，他平时就在这种小格纸上写作）。我坐在他对面，开始读报纸，后来又问，报纸哗哗响是否影响他。他说：“您真是太细心了。”
我们一起聊了很多。费多西娅又送来了咖啡，后来我就开始速记。他给我口授得不多，便又请我今天晚上再来。虽然这让我有点不高兴，因为走夜路很害怕，不过，我还是答应来。怎么能不来呢？这时候我甚至有一点埋怨奥利欣，为什么一开始不约定来的时间呀，而我自己又不方便讲。我甚至还有一点怪想法，难道他自己不明白吗，一天来两次很让我为难，多口授一些，但只来一次，这样于我就划算多了。（昨天他问我，这样要付给我多少钱，为了我们以后不发生争论，不让我感到委屈。我回答说，已经和奥利欣约好了，就是三十卢布，他可以放心，我不会提出异议的。）我在他这儿好像坐了两个小时，就去了斯尼特金家，在他们家吃了午饭，又等到晚上。在他们家还把记下来的翻译誊写了出来。玛莎·斯尼特金娜把开始部分读了，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的长篇小说一钱不值，当然，她真是个傻瓜。八点钟，我匆匆上路，以便不再迟到。这一次似乎是提前五分钟到达，很有点为自己的守时而得意。他看来是被费多西娅叫醒的，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沙发上还堆着白色的枕头和棉被。这一次我们谈话的时间还是多于口授的时间。就算是这些谈话让我高兴，可我还是有点遗憾，为什么我们不口授呢，我们的事情进展得那么缓慢。又给我们送来了茶，他又递给我一个梨子，但今天我没有吃。他问我为什么从事速记工作，是不是因为我穷。我说，妈妈有两座房子，我们每年有大约两千的收入，但是有一些债务。如果我们现在还有生活来源，将来就或许没有，所以应当提前着手工作。后来我又对他说，我渴望独立，所以要工作。
他给我讲了许多国外的事，讲自己的旅行生活，讲他在轮盘赌台上赌博，如何输钱，输得只好把自己的皮箱抵押在洪堡。后来他问我想不想到国外去。我说，这是我的夙愿，我或许真的会去。他问我在国外想看什么，我说看大自然，看山，最后是想看艺术作品，想上学。他突然对我说：“明年夏天咱们一起到国外去吧，我一定去。您如果同意去，家里能让您去吗？”我说，能不能放我去，我完全不知道。后来又谈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学家，谈自己过去的生活。我们有一次谈起了安娜这个名字。他说，他有时候经常发现，叫安娜的人都不太好，我回答说：“对，这是真的，我自己知道，我长得不好。”他感到很震惊：“难道您真以为，我能说您长得丑吗？我根本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她们的性格都不好，冷漠，内向，矜持，等等。”他连着重复了几次，他不明白，我怎么会以为他能直截了当地说我不漂亮。使我又一次感到惊讶的是，他对我那么坦率，公然讲述自己的不幸。我想，这是一个怪人，他根本不认识我，却这样开诚相见。然而，这却让我很喜欢。
我到斯尼特金家时已经晚了。我在大街上乱走了好长时间，想去沃兹涅先斯克大街，却来到了卡纳瓦。在斯尼特金家我说，他吩咐一个女仆送我。因为，否则他们会觉得奇怪；对他则说，我有亲戚住在丰坦卡，有人等我，他送我回家。在斯尼特金家我讲了很多关于他的事，关于我们的谈话和他讲的故事，他们听得津津有味。当时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被流放。斯尼特金家人便要我相信，他被流放是因为杀害某个人［98］，似乎是杀害自己的妻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感到非常苦闷：是因为忙乱的生活吗，也就是我经常一天天地不在家，我一点也不知道，可是这却开始使我感到异常压抑。
1867
今天天气很好，美极了。我勉强才与费佳说好，让他去找施特雷林医生。费佳总不乐意去，说这要花五法郎，最好还是不去。然而，我还是让他去了。走之前我们差点吵一架。老太婆们没有给我们买木柴，说我们什么也没有交代过。当费佳问起木柴的时候，我转述了她们的话。他火冒三丈，拔腿就往她们那儿跑，我制止他，可他还是去了，在那儿吵了起来（为此老太婆们后来感到委屈，我请她们不要生气，因为他现在是病人）。我头疼，便在床上躺着，费佳开始激动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最后，他说我是脾气暴躁的恶鬼。我哈哈大笑着跑过去吻他。他无论怎样强装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最后还是忍不住，也哈哈大笑了。他说，跟我没法子生气。
从医生那儿回来后，他告诉我说，医生没发现他的心肺有任何严重的毛病，只是说费佳太焦虑，给开了一些药丸，要他每天服三次，八天以后再去看；后来又说，咱们看看能否治一治癫痫。这些话让我感到一线希望，也许他将去就诊并能治愈。找医生看过之后，费佳放心了，我也一样。午饭前我们出去散步，去了一趟邮局，不过，自然什么也没有收到。又去药店买药，花了一法郎。费佳在去看医生的路上抵押了自己的金戒指，回来后心情很沉重。这些混蛋：先前两枚戒指给二十四法郎，现在他的一枚大戒指只给十一法郎，甚至还想给十法郎。而且还面带鄙夷，表情放肆，简直吓人。这下可好，还必须忍受典当商的蔑视。可是又怎么办呢，别无选择嘛。也许，我们命里注定就要经常生活在穷困之中。在半路上费佳便吃了自己的药，午饭前半小时，一粒药丸。
在吃午饭的时候，饭厅里来了两个年轻人，他们讲的大概是一种斯拉夫语，因为我有时听到一些俄语、波兰语和法语词句，他们可能是塞尔维亚人或捷克人。我听了很长时间，但觉得从来还没听到过这种语言。无论我们如何节约，钱还是越花越少，明天我们手中的钱就要花完，那时候我又得去找这个成衣匠要钱。只有天知道，我是多么讨厌见他，而且，那时候他那么不情愿收下我的第三件连衣裙，说它已经穿坏了，如果它留在他们手里，他们就要赔钱。不管我怎样说我根本不想把它留给他们，我觉得，他还是一点也不相信。我伤心得无以复加，假如我能把它赎出来，我早就这样做了。可是现在我还得再去。带着在他们眼里没有任何价值的东西，就是一件花边三角头巾，一件白色女斗篷，和一件黑色丝绸女上衣。当然，他们看一眼这些东西，就会说它们是旧货，毫无用处，完全拒绝给我们钱。我觉得非常丢人，羞于拿着去，这真让人肝肠寸断，而那么一个混账裁缝也敢在你面前摆出高高在上的样子。晚上我和费佳在市里散步，可总是那么沮丧，沮丧得难以想象。我还健康。费佳在与我道别的时候说，他深信，他今天不会发作，因为他有这样的感觉。但我有点不相信他的话，我还真对了。
星期五，〈10月〉18日/6日
我与费佳在两点一刻分手，两点半我还听到他在床上翻身。一开始我未能睡好，后来我刚要睡着，在三时整，就听到了他的吼叫声。尽管他曾一再劝我不要怕，我还是吓得在床上翻转了三次，最后才跳了起来。我的心怦怦乱跳，为了稍微镇定一下，我只得喝了一杯水。为自己，我一点也不担心，可是却非常为索涅奇卡或米沙害怕，害怕斯托尤宁娜的话成为现实，她对我说过，她非常替我担心，在我怀孕期间，如果他癫痫发作时我受到惊吓，则有可能流产。我点燃蜡烛后向费佳跑去。这次发作［99］似乎并不十分剧烈，但是他的眼睛斜得吓人，牙齿咬得嘎吱吱响。我开始担心他的假牙这时候掉下来，被他咽下去。那时他就有可能被卡死。后来，他刚清醒一点，我就要他张开嘴。他张开了嘴，我就放心了。可费佳这时又缠着问，为什么我要他张开嘴，有什么必要，我简直不知道如何回答他。我觉得，当他祝愿我在世界上永远幸福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苏醒。我说：“好，那也就祝愿索涅奇卡或米沙一下吧。”——“好吧，也祝索涅奇卡或米沙幸福，”他笑着说。这就是说，他已经完全清醒了。当他苏醒之后，我赶忙躺在了床上，因为我的肚子开始疼了。从四点到六点我睡得相当不错，但我骤然觉得异常难受，醒来后我不记得自己怎样倒在了地板上，又怎样开始呕吐起来。可这是怎样的疼痛啊，我觉得疼痛难忍，胸部犹如刀绞。我吐了许多胆汁。这大概是受了惊吓的结果。呕吐出来甚至使我感到高兴，因为，否则这些东西要影响到胎儿。由于我呻吟，费佳醒了，点亮了蜡烛。不过一刻钟以后，我们便都躺下了，一直睡到十点。
早晨，冒着雨我便去了邮局，我渴望收到信和钱，那样一来我就不必去找那个成衣匠了。然而，什么也未收到。今天阴雨连绵，我们只得几乎是淋着雨去吃午饭。饭后费佳去读一会儿报纸，我似乎是去问裁缝明天什么时候在家，其实我是去溜达一趟，因为我还怀着某些希望，说不定钱明天就到，那样我便可以，哪怕仅仅一个星期也好，躲开这个耻辱，避免跑来跑去地同这些无耻小人打交道。我沿着一些从未到过的街道走了好久，总的说来我并不熟悉这座城市的腹地。到家后我对费佳说，既没有遇上丈夫，也没有遇上妻子，要我明天再去。费佳没有去散步，而是躺下睡了两个小时。我在这个时候翻了翻抽屉柜。我本来也想睡一会儿，因为今天一整天我头疼得都很厉害。可是，我们邻居家来了一位客人，他们家闹翻了天，纵情谈笑，睡觉是绝对不可能的。费佳一开始认为那里在朗诵什么，后来发现，这是我们的女邻居在说话，说得那么快，声音又［那么高？］，简直是朗诵，而不像是谈话。费佳对她满腹怨愤，说：“谁能娶这样的女人做老婆呢，这样一个卑鄙的大喉咙婆娘。”
晚上我们读《安德烈》，我觉得这是一部十分枯燥的小说，虽然费佳说这是她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却枯燥得要命，其中的原因也许是，我自己心里烦闷，我的生活也不太甘甜，因此觉得什么都不好。真的，我急切地盼望着今天快快过去，我想，再过去一天吧，让它赶快过去，一直到我们多少收到一些钱，让我们不再这样忍受穷困。后来我们喝了茶，生起了火炉，使我们的房间暖和了许多。费佳今天又大发脾气，是因为这么一件事。在我们的两个女房东中，年轻的那个习惯于把椅子一把一把地排列起来，而不是像应该做的那样，放在桌子前面。这样很不方便。诚然，这个不方便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值得挂在心上，可费佳不知为什么总耿耿于怀，每次都要指责。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告诉她这件事，这是小事一桩嘛，不值一提，好像我们自己不能把椅子搬一搬，换个地方，而一定要为此较劲。可是今天费佳彻底火了，开始发疯似的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并且对我说，如果还这样继续下去，他一定会因为得忧郁症而上吊，这对他的刺激太强烈了。今天在咖啡馆里他看见了奥加辽夫，打算同他［谈谈］关于我们到什么地方去的事。奥加辽夫说，比如，沃韦就很好，可以去那儿，如果我们乐意，他甚至可以给那里的某个人写封信，让他们给挑选房子可能是：找房子……费佳说，现在他还不打算搬家，因为没有钱，再过一个月他就能发大财。对此奥加辽夫说：“哦，要搬应该现在就搬，因为房子有可能被别人租用。”
1866年〈10月〉6日
今天我从斯尼特金家去费佳那儿作速记，这儿离那儿很近，便力争准时到达，不像前几次那样，迟到整整一小时。我坐好之后（我去时总穿着黑色丝绸连衣裙）他问我：“您穿的还是那一件连衣裙吗？”这让我大吃一惊。（这个问题真奇怪，我想，他怎么知道，我可能就只有这一件连衣裙呢。）我问，是什么使他感到奇怪。他说：“您总穿丝绸衣服，我想，您可以穿得更朴实些。”我回答道，这是我平时穿的衣服，我总是穿它。
“昨天您可是对不起我呀，”他说。
“我怎么您啦？”
“我给了您一只梨子，您没有吃；后来我把它吃了，今天就不再给您了。”
我回答说，我这样做完全不是想得罪他，只不过是忘记吃了。趁他修改誊清稿的时候，我请他允许我看他的照片。我坐在写字台前边就看了起来，但为了不影响他，便尽量非常规规矩矩地坐着。这次他指责我，是因为我忘记在一张纸上加上№。先是说，这个绝对不能忘记，后来便胡说开了。说什么女人什么也不能干，女人在哪儿也不能担任公职，不能从事什么事给自己挣碗饭吃，她们只能败坏什么，等等。最后说得我甚至有点生气了，他太不客气了。我甚至一度这样想：“不，给自己挣碗饭吃有时候也真苦，当他们说这些让人不愉快的话的时候。这甚至还是其中的优秀人物呢，如果是其他人，比较缺少教养的人，那还会怎样呢。不，最好还是嫁给一个什么人，免得受这样的窝囊气。”最后，他说完了，却给我留下了十分不愉快的印象，觉得受了不应受的委屈，不公平。后来他问我，想不想现在从他这儿拿到钱，我也许现在需要钱。而过后说不定他本人也没有钱了。我说，暂时我还不需要，因为我也有可能骗他嘛。我从来不为还没有做完的工作收钱。我请求今天晚上不来了，因为我要到速记学校去。因为奥利欣应该知道我的工作进行得如何。假如今天我不去，在他看来那是很不对的。说实话，这一星期对我来说简直是空前疯狂的一星期，我简直没在家待过，我可怜的妈妈经常一个人在家。我不习惯把她自己留在家里，没有她我甚至感到有点寂寞。因此，我很高兴能在家里过一晚上。从费佳那儿出来后我走上了梅先斯卡亚街。在这里我遇上了我第一次来费佳这儿时见过的那个裸露胸膛穿便鞋的小伙子。我不知道，而且后来好长时间也不知道，这是他的继子，而我原以为是他的侄子。年轻人很粗鲁地跟我打了个招呼，便说，他不想进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房间，但很想知道速记是怎么回事。他从我手里拿过我的文件夹，解开带子就开始看我记的东西。这种放肆态度很使我吃惊（我不知道，他不进房间是因为费佳习惯于对他喊，这经常使他难堪，别人也难为情）。后来他向我要奥利欣的地址，说很快就要成为他学生中的一员。然后他鞠了一躬，把帽子斜扣在额头上，就回家去了（第一次从远处，他给我的印象并不丑。但在这里我把他看清楚了：他面色发黄，脸上带有一些黑色的斑点，完全是一张茨冈人或鞑靼人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