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这两部著作安·格·陀，《日记》，莫斯科，1923年；安·格·陀，《回忆录》，莫斯科，1925年。出版以来，研究人员利用这些可能性已经有四分之三个世纪了。但是，只是在安·格·陀日记的速记原稿被重新破译之后，她的日记与《回忆录》撰写的全过程才被人们所认知。这两部对于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与创作最重要的文献的撰写史才最终以其本来面目展现在读者面前。
让我们来领略一下安·格·陀日记复杂而又不平凡的写作过程吧。
1867年4月14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来到了德国。
结婚后的两个月未能促进他们的相互接近。安·格·陀进入新家庭毫无规律的神经质的日常生活十分困难。同丈夫的亲人们的关系——他的继子，和他已经过世的哥哥的家人——相处得不好。陀思妥耶夫斯基担心有失公允，认为在这些冲突中不可能站在年轻的妻子一边。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把出国并使丈夫与其亲属隔离开来视为维持与巩固自己家庭生活的唯一途径。陀思妥耶夫斯基急欲出国，则是害怕他那些为数众多的债主前来讨债。他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出现了问题的健康，创造一个能给《俄国导报》写长篇小说的环境。该杂志的编辑М。Н。卡特科夫已预支给了作家一大笔稿费。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第一次离开母亲。“我安慰母亲说，”她在自己回忆录的一份草稿中写道，“三个月以后我便回来，现在则会经常给她写信。我答应秋天把在国外见到的新鲜事以最详尽的方式讲给她听。为了不大量遗忘，答应买好记事本，逐日记载我所遇到的一切事。说到做到，我在车站上便买了记事本，从第二天起就开始用速记记录我感兴趣的一切。我的每日速记纪事便从这个记事本开始，它持续了将近一年……”安·格·陀，《日记》，页11。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的国外速记日记就如此诞生了，其文学命运的形成是如此之独特。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国外逗留了不是三个月，而是四年。1871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要回国的时候，他接到了匿名警告信，说过境时他将受到严格的检查。他不顾妻子的反对，烧掉了自己的大部分文件，而妻子自结婚之日起便精心管理着丈夫的档案资料。“我成功保护下来的，”安·格·陀写道，“只有上面提到的那些长篇小说的手稿即《白痴》、《永恒的丈夫》和《群魔》。，将其交给了我母亲。她打算秋天稍晚些时候回俄罗斯。”安·格·陀，《回忆录》，页198。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本人的那些记事本大概也是这样保存下来，并带回了俄国。
只是到了1890年代安·格·陀才又重新关注自己的国外日记。“重读丈夫的与自己的那些记事本，”她说，“我发现其中有许多非常有趣的细节，不禁想不用速记，而是用人们都能读懂的语言把它们记录下来。”同上，页35。安·格·陀于1894年开始解译自己的日记，其间这项工作几经中断，而于1911/12年冬季彻底将其放弃了。
翻译速记稿的时间，根据安·格·陀写在有翻译稿的两个记事本上的题记，很容易确定：在第一个本子上注明1894年（整个记事本上的墨水与笔迹是一致的：可以想象，它开始与结束的时间相隔不会太大）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Л。1；同样见《日记》，页5。，开始往第二个记事本上记载翻译文本的时间为1897年，但，正像在上面标注的那样，记事本上的文字不是一次写的，这从墨水与笔的变更上也看得出来。记事本上写的是：“日记是用速记写的。翻译与誊写于三十年之后，在1896年末。然后恢复誊写于1909年夏，1912年冬。其中包括从1867年6月10/22日开始至1867年8月24/12日的‘日记’。”我们用加重字体标明的文字，作者是用另一种墨水写的。在翻译文本中，笔迹与墨水有过三次变化（一次到7月3日的日记，然后是到7月22/10日，再就是从这个日期到最后结束）。这样，到1911/12年冬天之前，第二本日记记满了三分之二，这个冬天才把它记满。同上，Ед。хр。149.Л。1；同样见《日记》，页141。Н。Ф。别利奇科夫1923年出版的就是这两个记事本上的文字。安·格·陀，《日记》。
根据上面引用的安·格·陀《回忆录》的一份草稿中的说法，她在国外写了将近一年的日记。没有理由怀疑，在写回忆录的时候，她清楚地知道她所利用的速记稿的时间界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日记的起止时间应该是从1867年4月至1868年2—3月间。安·格·陀在一次接受媒体的采访中，对记日记的时间也做过这样的界定。А。А。伊斯梅洛夫，《在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家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35周年前夕）》，《交易所新闻》，1916年1月28日，第15350期。
安·格·陀的国外日记最初的篇幅究竟有多大，1923年翻译出版的那部分同它有怎样的相互关系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早的证据材料包含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自日内瓦的信件之中。他于1867年10月11日/9月29日写给侄女С。А。伊万诺娃的信中说：“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原来是一位最高级的旅行家：每到一个地方，什么都急欲看，还要记下来，用自己的符号记满了许多小本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第2册，页223。同年8月，在寄给А。Н。迈科夫的信中写道：“对于她来说，比如，去参观某座愚蠢的市政厅，记录下来，描写一番，是一整套作业（她用自己那些符号写满了七个本子）……”同上，页205。从这里得出的第一印象是，在到达日内瓦以前，安·格·陀的日记应当已经写了不少于七本，在一年间它们的数量还应该大大增加。
然而，从日记本身，从安·格·陀1902年所作的遗嘱中，以及从后来十多年间所作的补充遗嘱中得到的信息，却与这个推测相矛盾。
翻译并出版的这部分日记，像我们上面指出的那样，在时间上包括了从1867年4月中旬到8月中旬。在译文的第二个本子上，安·格·陀标明了从一个速记本到另一个速记本的过渡：在页140上写着“第一本结束”，在页141上写着“第二本开始”安·格·陀，《日记》，页192—193……这就是说，在国外最初四个月期间的日记占用了不是“许多”，甚至也不是“七”个记事本，而仅仅有两个。
这与从安·格·陀写在笔记本上、题为《在我死去或罹患重病的情况下》的遗嘱中得出的结论相吻合。这里包含着下列安排（我们用加重字体标明的文字是后来用铅笔写的）：“关于我那些速记本。在我身后留下的笔记本中，可以找到二至三至四个写满速记符号的本子。在这些记事本中包含着自我们于1867年出国之后，在一年半期间，我所记的日记。部分日记我在两年前已经誊写过了（就是放在博物馆防火箱子里的安·格·陀在莫斯科的历史博物馆创办了第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陈列室。我们看到，这里指出的是另一个年限：一年半，在我们看来，这是夸大，其原因是，1902年安·格·陀尚未读完日记。在《回忆录》（页152）中期限还增长到了“一年半至两年”，这显然不大可能：那样一来，记事本的数量就完全不是这样的了。那个记事本）。剩余的记事本我请求销毁，因为未必能找到一个能将速记稿译成一般文字的人。我大量使用了自己想出来的缩略语，因此译誊它的人一定会搞错，写错。这是其一。其二，我根本不想让外人深入我和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的隐秘的家庭生活。所以我恳请销毁全部的速记本。”俄国立文艺档案馆ф。212.Оп。1.Ед。хр。224。在旁边的一张白纸上，用铅笔补充交代了关于已经译誊好了的那部分记事本的信息，这我们已经知道了。这就是说，这几条说明是在翻译工作结束时，即1911/12年冬天写的。无疑，这就说明为什么安·格·陀用铅笔，在先前不确指的数字“二至三”个记事本后面，确切地写下了精确的数字“四”。
因此，在安·格·陀生命的晚年保存着四个速记日记本：其中两个她已经译出来了（第二本也许没有译完），其余两本还是速记形式。从1920年代起至前不久，人们了解的还只是翻译出来的那部分，其余的日记本的命运没有涉及。在安·格·陀身后留下来的档案中还保存有其他速记日记本，这一点只有А。С。多利宁隐约暗示过；在1925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苏斯洛娃》一文中他写道：“或许，将来能继续翻译安·格的速记本……”（《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与资料》，第2卷，页250；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ф。93.Разд。Ⅲ，5.15аи156）然而，几年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部分档案从历史博物馆转到了以列宁命名的苏联国家图书馆的手稿部，从中发现了安·格·陀的两个速记本，其中还包含一些用普通文字写的札记。这些札记帮助人们确定其写作时间为1867—1868年，并估计是国外日记的原稿。俄罗斯国家图书馆Ф。93.Раздел。Ⅲ，5.15а和15б。可是，既无法确定它们属于已经出版过的那部分，也无法确定是日记的继续：因为无人能读懂速记稿。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中期，要开始建立保存在所有国家大型档案库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的总目录В。С。涅恰耶娃主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的说明》，莫斯科，1957年。了。为此，在М。П。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倡议下，列宁格勒的普希金之家决定尝试破译保存在那里的安·格·陀的速记稿，估计这是作家的口授稿，因而是其创作遗产的一部分（原来，这是《作家日记》的片段）。从事这项工作的是列宁格勒速记专家Ц。М。波舍曼斯卡娅。她从研究奥利欣的速记教科书入手，安·格·陀就是用这套课本学习速记的。但认为这还不够。安·格·陀说有自己独特的速记法，确实如此。似乎只能放弃了。但这时领导编写总目录这一工作的В。С。涅恰耶娃提示波舍曼斯卡娅，可以把已经翻译出来的日记与安·格·陀的无法识别的速记本对照研究。对照研究立刻揭示了几个问题的答案。第一，原来，第一个记事本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译出来的两本日记中的第一本相符合，第二本尚未翻译出来；它涵盖了随后的时期——从1867年8月24日/9月5日到12月31日在日内瓦的生活。第二，获取了解读作者的速记体系的可靠的钥匙。
掌握了这把钥匙，编写出了安·格·陀使用的缩略语字典之后，Ц。М。波舍曼斯卡娅译出了普希金之家中的速记稿《作家日记》部分章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与安·格·陀的私人与公务信函的翻译稿，见《文学档案》，1961年，第6期。，也译出了她的至今仍不为人知的这部分日记。同时也查明了一个不可忽略的情况：抽样检查证明，安·格·陀不仅仅翻译了第一本日记，还对它进行了审定加工，有些地方则做了很重要的加工。必须重新翻译，Ц。М。波舍曼斯卡娅便完成了这项工作（在很久之后，已经是为了本书的出版）。关于Ц。М。波舍曼斯卡娅翻译安·格·陀的速记稿，还可见《女速记员的功绩》——1959年6月3日的《消息报》；《我最感兴趣的！》——1970年12月27日的《接班人》等。
就这样，在最初人们指望看到的安·格·陀四本速记日记本中，我们看到了三本。尚欠缺的第四本可能是最后一本——这符合作者的说法：她写了一年或一年半；日记有可能是当中那部分：介乎于安·格·陀翻译的第二本日记的最后部分，其速记原稿未能保存下来，和第三个记事本的第一部分之间——其中有十二天的脱漏（从巴塞尔到日内瓦，与在这里生活的最初几天）；然而，最可能的是，缺失的文字在第二本上，不过安·格·陀未译出来，因为在已经写满了的译稿本子上已经容纳不下它了。无法走出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如果以后不能发现遗失的第二本与第四本日记的话。
然而，如何看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在德累斯顿和巴登便写满了“许多”或者“七”个本子呢？其答案就在日记本身。从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中得出来的记事本的数量，无疑，指的不仅仅是日记本，还包括其他记事本，他妻子在那上面记录一切她感兴趣的有关名胜古迹、艺术作品与书籍的知识。
在日记中曾两次提到她使用着这样一些特殊的记事本。5月12/24日，在讲述参观德累斯顿美术馆的时候，她写道：“我带着自己的札记本，便把某些画家的出生年代和给我以特殊印象的作品记下来。”翻检有这条记载的速记日记本，无论在日记中，还是在空白纸上，都没有这类“意见”，显然，为此她使用了别的记事本，而不是日记本。另一次（6月6/18日），安·格·陀在日记中指出，她“在自己的记事本中记下了”雨果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的摘要。在速记中也没有这样的摘要。见本书页87。
现在我们回到1894年，安·格·陀开始翻译自己的国外日记，并用自己漂亮整洁的字体誊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页面上很少有涂抹和修改；仿佛是速记员在用普通语言表达速记的内容，阅读上她没有任何困难，也无需作任何改动。然而，这个感觉是虚幻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毫无疑问，是誊清稿。在它之前先有了一个翻译草稿，经过作者的认真修改，后来，大概因为无用，便废弃了。只要一比较安·格·陀的翻译稿与速记原稿，这一点便清晰可见。第一本日记存在着两种形式，这我们已经说过了，为我们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安·格·陀在第一本日记的文字上做了那么多修改，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它的面貌，以致这本日记现在的文本可以认为是尚未经过翻译的，而第二本也是经过大事校订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对文本进行加工的吧。
安·格·陀《日记》的读者熟知她做的脚注，她以此种方式解释种种事实和说明相关的人物。比如，“玛丽娅·格里戈利耶芙娜·斯瓦特科夫斯卡娅，我的姐姐。后来的注释。”（安·格·陀，《日记》，页41；类似情况还可见页64、71等）在注释中作者详细说明，它们是“事隔多年之后的”注释，似乎证明其余的文字属于日记原稿。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第一，这样详细的注释后面也有，甚至未经与日记的原本核对，以至轻易便暴露出它们的非同期性。其实，未必有谁在给自己看的日记中给自己解释，他在日记中提到的人是些什么人，像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下面词句中所做的那样：“这时费佳让我读了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费佳的弟弟）的信……”同上，页111。根据事隔多年的叙事方式，轻易就能看破类似的插语。这种情况在真正的1867年的日记中从未遇到过。例如，称呼丈夫不是“费佳”，而是“费·米”。这个解释完全可能是与“事隔多年之后的”脚注一起加上的。可以说，——这是对的，——安·格·陀在自己的注释系统中未能做到始终一致。然而，这个始终不一并非偶然现象。这个结果产生于作者的一个总的倾向：事隔多年之后，对自己的日记文本进行大量的补充与加工，同时精心仿制日记文体的率真特点。例如，见本书页18、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