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教堂祈祷，而此前同费佳吵了一架，他骂我，为什么提前叫醒了他。后来我们和解了。我给索涅奇卡缝小衣裳。去了雷蒙当那儿，她给我讲了许多我们女房东的坏话，简直让我感到恐怖！我想，其中一半是假话。星期六，〈12月〉21/9日，是我的命名日。费佳前一天就给我买了一个大甜蛋糕，早晨又送给我四双不同颜色的手套，花了十法郎。然而，我们的钱却很少。开始口授新的长篇小说，原来的放弃。从23日到31日时间过得非常快：晚上口授，早晨誊写，后来用很多时间缝制婴儿穿的各种小衣裳。31日我去抵押戒指，可是克莱尔那儿关门，只得去克里姆塞尔那儿抵押连衣裙。他妻子很客气，丈夫却不怎么样。他们给我看了带花边的［钩花］头巾，索价三十法郎，让价到二十八法郎。我交了五法郎的定金。我给万尼亚发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为此又花了两法郎。
1867年终结
作为文史资料的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的日记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朋友，文学家А。П。米柳科夫，在自己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章中，讲述他于1866年10月1日去拜访作家时的情况：“他叼着烟卷在房间里快步走来走去，看样子，正在为什么事焦虑不安。”
“您怎么这样忧心忡忡啊？”米柳科夫问道。作为回答，陀思妥耶夫斯基讲了他与出版商Ф。Т。斯捷洛夫斯基签署一份卖身契性质的合同的事。按照这份合同，陀思妥耶夫斯基应当在11月1日之前提交一部十个印张的长篇小说。在逾期不交的情况下，出版商有权在九年之内无偿出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新作。离最后期限仅剩下一个月了，长篇小说尚未动笔。
“那么，您请一位速记员吧，”米柳科夫建议说，“您来口授这整部长篇小说：我想，在一个月内您还来得及写完它。”А。П。米柳科夫，《文学界的会面与相识》，页231。
就这样，年轻的速记员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斯尼特金娜出现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里，她注定要成为伟大作家的妻子、朋友和助手，并改变其后来生活的全部进程。
1866年安·格·斯尼特金娜二十岁。她父亲格里戈利·伊万诺维奇·斯尼特金是位小官员。他出生于乌克兰小领地贵族家庭（他的父亲还姓非俄罗斯化的姓：斯尼特科），但受过一定的教育，关注文学，喜欢音乐和戏剧。根据女儿的回忆，看来，正是他把决定其儿女们命运的精神需求引进了家庭。已不再年轻的他，娶了年轻的瑞典姑娘安娜·米尔托佩乌斯为妻，她是此前不久从奥布来彼得堡投奔自己哥哥的。到孩子们长大的时候，格·伊·斯尼特金业已退休，其富裕的家庭生活依赖位于彼得堡近郊的几座房产的收入，这些房子的建造与管理者是他那位务实而又精明的妻子。
斯尼特金家的家庭生活和睦而宁静，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来说，这有助于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异常善良和开朗”的性格的形成。
“我怀着愉快的情感回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时代，”后来她本人这样写道，“父亲和母亲很爱我们，从来不无缘无故地惩罚我们。”安·格·陀，《回忆录》，页43—44。安·格·斯尼特金娜的母亲，安娜·尼古拉耶芙娜，奠定了安详的宗法制家庭的节俭、整洁和从容的生活的基础。安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瑞典裔出身与清教徒式的教养，也有助于家庭成员保守而虔信宗教的世界观的形成。
然而，新的潮流，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有代表性的充满希望的氛围，并没有绕过这个家庭。斯尼特金家族为自己的孩子们准备的是另一种前途，即接受教育和过知识分子的劳动生活。安·格·斯尼特金娜的两位堂兄，亚历山大和米哈伊尔，成了医生，她的亲弟弟伊万则将成为农学家。斯尼特金家族的女儿们属于第一代接受系统中等教育的俄罗斯女性，安·格·陀与她的亲姐姐玛丽娅一样，开始上的是圣安娜德语学校，可是后来，彼得堡第一所女子中学（玛丽亚女子中学）刚一建成，安娜就被送进去学习，于1864年毕业，并获得了银质奖章。
在她中学时的女伴М。Н。斯托尤宁娜的记忆中，她是一位有才能和爱交际的活泼姑娘，以博览群书著称，颇能以“耿直和真诚”“吸引异性”，并有“形象地再现从周围生活中观察到的一切的天赋”。“只要她走到大街上，进入市场中，即使带着最平常的琐细目的，”М。Н。斯托尤宁娜说，“她什么都能发现，不仅仅是重大事件和引人注目的场面，还有那些零碎的，然而却是重要的有代表性的细节。回家之后，她就会把一切都活灵活现地按角色表演出来。——她身上无疑蕴藏着演员的天赋……”见《М。Н。斯托尤宁娜回忆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А。С。多利宁主编，《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文章与资料》，第2卷，页579。
女子中学毕业后，安·格·斯尼特金娜认为自己还没有完成学业，她进入了玛丽亚女子中学校长Н。А。维什涅格拉茨基于1863年开办的教育学院。她以其特有的幽默回忆自己这一不成功的求学尝试：“当时社会上有一股自然科学热，我也未能免俗：物理，化学，动物学，对我来说都是某种‘发现’，于是，我便进入了学院的物理数学专业。然而，我很快便确信，我的选择不符合我的志趣，我的学习只能产生可悲的后果：比如，在进行盐结晶试验的时候我主要是在读长篇小说，而不是去观察烧瓶和蒸馏罐，它们因此而惨遭不幸。”安·格·陀，《回忆录》，页44—45。
也许，年轻姑娘的学业就要以这个失败的尝试而结束，但是，父亲1866年的病逝迫使她以另一种眼光审视自己的未来。这时候家庭生活的物质基础已经动摇，弟弟则刚刚开始求学；必须设法自己养活自己，这对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来说已经成了现实。正是为此，她又恢复了父亲得病以前自己已经在奥利欣速记班上开始了的学习，并迅速成为他的最优秀的学生之一。
试图寻求职业，探索有别于当时一般女性命运的人生道路，还必须同安·格·斯尼特金娜度过青春时代的环境联系起来。她后来喜欢称自己为“六十年代的姑娘”，这一般被视作某种事后的夸张。С。В。别洛夫、В。А。图尼马诺夫，《安·格·陀及其回忆录》，安·格·陀，《回忆录》，页7。然而，她的日记中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回忆青春的那部分，和从未出版过的《回忆录》的草稿，令人信服地证明，她的这类说法是有某些依据的。她的活动圈子一般是青年大学生和彼得堡大学的年轻教授们，他们聚集在她的一位亲戚家里，这个家庭里有两位儿子是学自然科学的，还有几个女儿。斯尼特金家年轻人的朋友们有的就参加了大学生学潮并成了遭受惩处的牺牲品；思想辩论；文学艺术的感受——这一切促使姑娘形成了不同于前辈俄罗斯妇女的自我意识。见本书页401—402。独立工作，在未来丈夫面前保持物质与精神上的自由，还有接受教育，加深与拓宽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了她追求的目标。极为保守但又十分亲切的家庭的影响又使她幸免于“虚无主义者”的极端。大概，年轻劳动女性的书卷气同传统女性的面貌与气质在她身上的结合，或许正是最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动心之处。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二十四天之内口授完成了为斯捷洛夫斯基写的长篇小说（《赌徒》）。“在小说接近完成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7年4月写道，“我发现，我的速记员真诚地爱我，虽然从未对我流露过一个字，而我则越来越喜欢她。因为自哥哥去世后，我生活得异常苦闷和沉重，便建议她嫁给我。她同意了，于是我们便结了婚。”《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三十卷集》，第28卷，第2册，页182。
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同招人喜欢的、谦恭和聪明的年轻姑娘结婚，这引起了他的亲戚和一些朋友的不满，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年龄上的差别也不应该使他止步：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一位妙龄女子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年老病重的前“国事犯”，而且还有沉重的家庭负担，在兄长过世后又承担起了巨额债务——同这样的人结合在一起，无论这位杰出的人物如何吸引她，这总是标志着她有非凡的性格与勇气。
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从幼年起便知道作为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赞赏他的才能，她不能不受到他人格魅力的吸引；共同工作的日子使他们相互接近，在私下接触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给她产生的印象极为深刻：与之比较，其余的一切全都失去了意义。
带着某种程度上的狂热与稚嫩的欢喜，这其中，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那样，“有许多天真与初恋的激情”，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结婚了，进入了对于她来说一个全新的世界——在精神上和在日常生活上均是如此。后来她这样评价自己当时的精神状态：“……我无限热爱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但这并不是生理上的爱，不是肉欲，此种欲望有可能存在于我这个年龄段的人们身上。我的爱纯属理性的无私的爱。这更近乎于折服，对一位天才的、拥有高尚精神品质的人的崇拜。〈……〉渴望成为他生活上的伴侣，分担他的劳作，减轻他生活中的压力，给他幸福——这种热望左右了我的想象……”安·格·陀，《回忆录》，页122。
安·格·陀一生都忠于这个青春时期的理想。她不仅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建立了家、家庭和宁静地从事创作的可能性。她是速记员、缮写员、秘书，她是丈夫作品的出版人，她为他摒除一切能使一个艺术家遭受干扰的困难，使他得以摆脱所有具体的物质生活中的琐事。作为挚爱着丈夫的妻子，她顽强地保护着他的健康，缓解作家沉重的心情，明智而得体地维护着家庭和谐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外部世界的相互关系。她与丈夫的通信充分证明，他们之间不仅有着极为动人的相互依恋，而且还存在着深沉的精神上的相互爱慕。《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通信集》，1976年。
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他妻子还活了三十七年——这是为了出版作家的文集、普及其文学遗产，为了保护作家的档案资料、创建作家的博物馆而不倦操劳的岁月。在所有这些年间，安·格·陀思妥耶夫斯卡娅，时而顽强工作，时而暂时放开，她一直在完成着一项对她来说十分重要的任务——尽可能详尽地记录并给后世留下所有她认为需要讲述的关于过世丈夫的和他们共同生活的一切。这就是对作家书信的诠释，对自己写给他的信件的注解，对他作品中的事件、人物与现实生活之关联的考证，对自己婚后第一年用速记写成的日记的翻译，最后是撰写《回忆录》，这部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性文献中占据特殊位置的著作。在该书中展现出来的不仅是作者无可争辩的文学才能，还有她所特有的精细与明晰的智慧。
回忆录第一批由作者标明日期的草稿写于1880年代初，看来，与Н。Н。斯特拉霍夫撰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有关。在许多年间，安·格·陀曾多次想动手撰写生平札记，但只是到了老年，在1911—1916年间，才实现了这一愿望。她的《回忆录》写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逝世三十多年之后，此时他在文学上与社会意识发展中的意义早已为人类所珍视，大量回忆他的文章已广为人知，而文学界对他的创作，尤其是对他人格的诠释又往往与安·格·陀所希望看到的大相径庭。
这一切都赋予了这部回忆录的作者以特殊重要的责任，——她想说出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一个人的真情实话。在她看来，除了她，任何人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项任务她最后完成了：她确实实现了自己“真诚的发自内心的愿望”——“给读者展现一个带有全部优点与缺点的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安·格·陀，《回忆录》，页36。然而，安·格·陀的《回忆录》，作为研究作家的个性与生平的史料，如果不了解她对丈夫的人格与自己与其共同生活所持有的观点，便不可能正确评价这些史料，——她这些观点是在数十年间形成的，在各种场合都有所表现包括与记者们的谈话。，而正是在这里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她巧妙地，有时候是过分苛刻地选择事实，对它们作出有倾向性的诠释，剔除一切与之矛盾的因素；安·格·陀想在详尽而确凿的史料基础上描绘出的不是作家真实、复杂而又矛盾的人格，而是其人格的某种乐观的图像，一个“真正的优秀人物”的完美形象，在某些场合（例如，在安·格·陀与托尔斯泰的谈话中安·格·陀，《回忆录》，页392。）甚至带上了某些神话色彩。
与此同时——也许是更不自觉地——也塑造了另一个形象：《回忆录》作者本人的形象（虽然，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需要在自己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分配肯定的色彩的地方，她把更多的机会让给了他）。
按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评价，安·格·陀对于他“简直就是守护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第28卷，第2册，页205……她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伟大的作家，并视此为某种天职。不仅仅因为对丈夫的爱与忠诚，还有这个意识，这些都鼓舞着她去建树这一毕生的功勋。同时，她又非常需要这个不懈的服务得到承认：在他生前——是他本人的承认，后来则是同时代人与后代子孙的承认；尤其是当她渐近老境的时候，她视此为对她持续多年不间断劳作的补偿。
然而，无论是真诚、从容与得体的叙事方法，作者对自己的档案资料的旁征博引，还是《回忆录》中的事实经过多次核对因而无疑拥有的准确性，都不能免除在使用这些回忆录的时候对其进行批判分析的必要性。此种分析是可行的，这首先是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另一个供核查的文献资料——安·格·陀于婚后第一年侨居国外期间所写的日记。
这份日记在诸多方面有别于《回忆录》。首先——是它的写实性。这是每日的生活事实、思绪、情感与印象的真实记载。它仅仅是写给自己看的，甚至丈夫也无法读懂（日记是用速记写的），因此充满了关于作家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坦诚记述。鲜活的，不假思索的，经常是年轻妻子的不成熟的议论，甚至是丈夫的、她当时并不理解其意义与动机的言行，却比《回忆录》中那些更为有意识的、客观的，同时也就更带有选择性的言论与行为更能引导我们接近他的真实而复杂的面目。这样一来，日记的文本本身更重要——有助于认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性，掌握他1867年每天的生活与创作活动的细节。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使我们有可能对《回忆录》进行比较分析，以查明其作为文献资料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