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交代不起。从女孩家出来，我就绝望了，可妈却开始了疯狂而徒劳的最后努力。妈上火上得脸都肿了，找老亲旧眷借钱，当然大家都艰难，就是能借也是杯水车薪。小弟则不吃不喝躺在家里，万念俱灰的样子让人恨，也让人可怜。我就躲着不看。妈一边安慰儿子，一边执拗地追着逼我，朝我要钱，还让我去我婆家借钱——在最煎熬的那一个月中，我有时也想跟着大哥躲到精神病院去算了。妈有一段成天在我家耗着，我知道耗过交房款的最后期限也就结束了。妈扬言要上吊，我就说我陪你一块死！
当然我和妈都没死，三个月后我们和小弟都习惯了他失去女朋友这件事，小弟删除了生活中接送女友等相关内容，剩下的也就跟这个现实世界没多少关系了。小弟在虚拟世界中辛苦厮杀，我则跟妈忙着收拾东西打扫房子，准备搬家。干活时妈就骂李春这个祸害，要是没有李春，小弟现在已经结婚了。
如果李春没有出现，大哥和我，肯定无法抗拒我们那个了不起的妈，一定会跟着她拆骨扒髓抽筋卖血地帮小弟买下那套房子，就算我们甘愿忍受巨额债务带来的持续漫长的疼痛，微笑着替小弟操办了婚礼——婚礼之后呢？小弟就能从此幸福地生活着直到永远永远？
李春的出现破坏了小弟可能的幸福。可我有时候想，李春的出现也许无意间阻止了一场更为深远波及人数更多的悲剧，如果硬要把账算到李春头上话，那么我们都该感谢李春，大哥，我，妈，甚至包括小弟和小弟的女朋友。
妈有时也骂那女孩，说跟我儿子睡了七八年，看还有谁要！骂着骂着又拐到李春身上，说她是个扫把星，把大哥也弄成了疯子。
大哥一点都不疯。李春住院之后，我也几乎没再见过他发脾气砸东西，酒也喝得少多了。不过我不会跟妈争，能宣泄是好事，她骂，我听，听完笑笑。
妈在我跟前骂李春，因为缺乏共鸣而骂不痛快，好在她有同道之人。这也是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妈和李春的小姨，竟然你来我往成了熟人。两个人彼此理解彼此安慰，骂起李春来情投意合。
也是借着妈的骂，我大概知道了李春的一些事情。李春基本是靠小姨供养上完的中专，毕业后也一直没找到很固定的工作，她总惹麻烦，小姨说领她做人流都不止一回，却从来没见过她的任何一个男朋友，后来她精神失常，住院治病，都是小姨负担的。李春成了小姨一个推没法儿推扔没地儿扔的包袱。
至于她和修车小矮个儿的婚姻，小姨说真是他们自己谈的。李春当时出院了，但还在服药，人有些癔症，成天一个人在家属院门口晃。有一天，小姨去小矮个的摊子上修电动车，小矮个儿就说想跟李春谈对象。小姨说行啊，你们自己谈。那小矮个儿能得很，三下五除二把生米做成熟饭，小姨也只能随他们去了。
据小姨说李春结婚该有的都有，婆家下的礼，小姨都给她准备成嫁妆了，陪嫁被子都是小姨亲手套的。李春说小姨卖她是疯话，胡说。那小矮个儿有了李春，也不在市里了，带着媳妇回了城关镇，在公路边开了个修农机具的铺子，家里日子过得还不错。小姨去过，李春生孩子，小姨跑去给孩子“穿索子”，拿红线拴了两百块钱的红包挂在孩子脖子上。可惜长命锁也没锁住那孩子的命，孩子死了，李春在家躺了一个月，脑子又不清楚了，就隔三岔五地跑，钱花完了还知道回去，这次跑的时间最长，因为从小姨家偷到手的钱多。
妈愿意相信李春小姨的话，我却觉得小姨的话是布满裂缝的烂木板子——也许我一贯心理阴暗吧。至于李春的疯，妈也同意李春小姨的看法，多少是有些装的成分，李春就是不要脸没良心，她一疯，人家也就拿她的不要脸没良心没办法了。你说她对得起谁？亲爹亲爹不管，小姨就更不用说了，恩将仇报，拐回来偷你骂你打你……
李春小姨跟我妈说完这些，很客气地讨要被李春拿走的衣裳皮鞋和首饰。
我妈说替她问问。第二次小姨又来的时候，妈就把打点好的东西给她了，不过没有钱。那钱大部分都让李春买了窗帘，而那些做好的窗帘一直在总店搁着。小姨倒也没提钱的事，满口夸妈跟大哥是好人。妈被她夸得一肚子委屈，掉了泪，替大哥抱屈、担心。小姨充分表示了理解和同情，连声说有什么办法呢？儿女的事，老的有什么办法呢？说这话时小姨的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不再坚持要把李春还给那矮个儿了。她似乎更乐意把李春这个包袱永久性地卸到我们家。
第三次是妈去找的李春小姨。大哥忽然说要替李春打官司离婚，他上网查过，李春现在的婚姻应该是无效的，那个小矮个儿说不定还涉嫌强奸。妈不愿意大哥花钱打官司，她颠着脚拎了香蕉苹果跑到小姨那儿去想办法，小姨和妈在一起痛骂李春是个祸害，小姨陪着妈落了些眼泪，答应帮忙说服小矮个儿跟李春协议离婚。她倒不是白说说，还真跑了腿，她是拿着李春住院的药费单去的。小姨的方法并没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个矮小的男人也许真对李春有感情，也许更在意作为丈夫的尊严，总之他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拗地到医院去结账，并想接妻子出院，据说在医院闹了一场，结果李春还是在医院里住着。按小姨的说法，他们家人都同意劝劝老二，与其把钱花在医院和法院，还不如再找一个。李春小姨倒是很乐观，说，等他迷过来这笔账就行了。
我不知道大哥是不是也在等那男人迷过这笔账，反正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并没有真的去打官司，而是一直跟李春躲在精神病院里。大哥和李春之间有很多事情我都不是很清楚，问他也不说，我只能猜。有些猜也猜不出，比如，那天打电话给维康医院是大哥急中生智，还是早有预谋？
以大哥和李春为桥梁，妈和李春小姨成了熟人，甚至还有了从熟人变成亲戚的迹象。去年腊月底，妈让大哥去给小姨送了年礼。后来，李春小姨又来我家回年礼，还让李春跟大哥大年初二去她家吃饭，大年初二，那是闺女女婿回娘家的日子。不过李春和大哥并没有去，害怕李春男人家过年去闹。妈依旧在我面前骂李春，不过却对大哥说了让李春来我家过年的话。李春的除夕还是在医院过的，大哥陪着她。据说，李春的男人也去了，给李春送去了饺子。世上的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朝哪个方向发展。
同样变得不可把握的还有我的丈夫。他开上大货车之后的收入似乎可以雄辩地证明，当初给他那三千块钱是对的。不过我自己明白我是为了什么才给的钱，反正不是为了这“对”。妈也肯说女婿句好了，虽然后面还要加上句，以前就是不好好干。我没有对我妈说，某天晚上有个喝醉的女人朝我家打电话，叫着我的名字让我滚蛋，说我丈夫是她的男人。
我丈夫当时在家，他给我的解释就一句话，别理她，那是个神经病！
这跟我恐惧的车毁人亡比起来，算不上灾难。
18
至于李春定做的那些窗帘，意外地装在了我的新家里。
我和丈夫在春节过后，拿出积蓄加上公婆援手，按揭买下了一套新房，七楼，更准确地说是六楼的跃层。不知道为什么开发商要拆开了卖，面积不大，还是现房。也是无意间遇到的。本来我是去劳务市场找工作，没合适的，回来路过那家售楼处，进去碰到了这套房。我去看了，虽然加上储藏室要爬八层楼，可那价钱和附带的大露台，让气喘吁吁的我怦然心动。丈夫也觉得像买中了彩票。交了首付，粉了墙壁铺了地板，我们就搬了进去。
公婆终于从潮湿的老平房里搬出来了，这带给我的轻松感不亚于获得新房的喜悦。大哥代表李春把她存在店里的窗帘送给了我，说改改应该能用。师傅来量我的房子，他惊讶地说太神了，像是为这套房子订的，几乎不用怎么改。
我们的房子基本就是个放大一些的阁楼，客厅带窗户的那面墙窄而高，屋顶是尖的，而主卧室天花板是斜坡，带窗的墙比通常的要矮，不知道为什么，李春当时留下了如此奇怪的尺寸。这个巧合带给我和丈夫的震撼很强烈，以至于我们不约而同地对这件怪事采取了缄默的态度——我们对谁都没说。
我的卧室里有了那挂飞花似梦的窗帘，而阁楼似的客厅与那童话剧幕布似的缠丝玫瑰窗帘十分般配——我的家真的如同那天我的头发一样焕然一新。为了这两挂窗帘，我努力地让家里所有角落都保持着清爽洁净，连儿子也被我侍弄得如同这房子一样干净、阳光了起来。
在我没有工作的这一年里，我除了侍弄房子和儿子，就是看电视。不只是看，一边看一边想，大概脑子闲得狠了要无事生非，我常常会被自己的胡思乱想牵着坠到一个奇怪的世界里去。
电视里什么都有，我特别喜欢那些纪实节目，像是把现实世界剪成一片一片的装了进去，让人拿着遥控器随便挑拣，天塌地陷的劫难，旷世难逢的盛典，悠然活了几百岁的大鳖，刚出生就被有毒奶粉害死的婴儿，戴着猫头鹰面具坐着哭诉婚姻不幸的女人……电视画面在讲故事，可我总觉得有些东西是讲不出来的，在那些画面的边界之外，有一个人的目光难以穷尽的复杂世界，镜头拍不到，甚至想象也无法抵达它全部的疆域……我常常在判断时变得无比犹豫，话跟着也少了，只是眼泪却比以前多了，当然是一个人的时候，那把我的身心冲得像夏雨中绿叶一样清新的眼泪，时不时会落一阵。
这是自李春出现后，发生在我身上的最隐秘也最怪异的变化，我当然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丈夫。
李春也许是那种拥有神秘力量的人。
说这话的是我丈夫。有一天他收车回家，洗了澡出来。我正坐在沙发上摆弄那盒磁带，搬家收拾东西的时候它自己冒了出来。丈夫拉上客厅的窗帘，呆看了半天说，李春也许不是疯，而是那种拥有神秘力量的人。
其实我早就有类似的想法，不只是窗帘，从去年夏天我在店外叫出李春的名字，那神秘的力量就开始悄无声息地起作用了，从我开始，辐射到我们全家——微弱，却异常奇妙。其实李春并没做什么，她只是出现，然后我们就自然而然地开始变化，从内到外变得让自己都惊讶不已。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在胡联系，有很多事根本和李春扯不上——我却无法停止对这种无法言喻的神秘力量的想象，我只是想，却不敢说。猛听到丈夫说这话，感觉像被电了一下，但我呱嗒呱嗒抠着磁带盒，没接话头。丈夫也没再说，我们的缄默里有种对神异之事的禁忌。
丈夫点上支烟，坐在我身边，推了推我，说这就是那盒磁带？听听吧。
我说录音机都找不着了，放哪儿听？
这的确是个问题。丈夫笑了笑，抽完烟，打着哈欠起身，说明儿一早出车，先睡了。我应了声，坐着没动。
很多年没用过的小录音机放在哪儿，我很清楚。这盒磁带就是搬家时在录音机里找着的。但我并没再听。我很害怕那些凝固下来的时光和声音借着机器复活之后，会给我带来某种混乱。也许还有别的什么藏在这磁带里，我不敢轻易将它释放出来，我担忧将有更奇怪的事情发生。就让那些声音和时光安于沉默的磁带，就像李春安于精神病院。
李春住院后，我一直没再见过她，也想过去看她，可又有些莫名的逃避，一天推一天地过去了。深秋了，一场雨后，天变得晴冷晴冷的。偏巧大哥重感冒输液，就托我给医院里的李春送过冬衣裳。维康医院是家私立精神病院，在市郊。精神病院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怪异森严，几乎和平常的医院没什么两样，就是显得冷清些。我一打听才知道，因为大哥和那个矮个儿男人，李春在住院部是名人。她的病房里挂着那挂蓝色珠帘，可她不在病房，在后院。一个护士告诉了我，还给我指了一下大概方向，我绕到住院部大楼后面，看到了略显荒凉的后院。
地上的草都枯了，很浅的发白的黄，楼后面两大棵法国梧桐的叶子被风刮得满地都是，阳光很好，天也是碧蓝的，偶尔还有金黄的落叶拍到我的背上，我走着走着恍惚起来，觉得这里像某个学校的操场，还有篮球架，水泥的乒乓球案子，路边上有常青的大叶女贞，树下有油漆剥落的木头长椅。
那长椅的背上耷拉着李春的长头发。我叫了声李春。李春立刻跳了起来，她穿了身浅棕色的马海毛毛衣，毛烘烘的又大又厚，让她看上去像头熊，她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脸红扑扑的，表情像去年夏天刚碰到我时一样惊喜，却不说话，只是隔着手套用力捏我的手指。我费劲地挣脱了她的手，问她，你在干吗？晒太阳？
她笑了笑，立刻恢复成刚才的姿势，很舒服地靠着长椅坐着，闭着眼睛，朝向天空。我把带来的一大包衣服放在长椅中间，自己坐到了长椅的另一端，过了几分钟，我扭头发现李春依旧闭着眼睛，朝向天空，不过在微笑，似乎在倾听什么美妙或者有趣的东西。
我坐着，深秋的阳光照在身上很舒服，高高的天空里光线明亮而柔和，我也闭上了眼睛，起初眼皮紧张地抖动了几下，眉头皱起来，似乎在跟那些光线搏斗，后来也许是妥协了，也许是适应了，或者是和解了，慢慢舒展开。我似乎听到了什么，沙沙的，那声息像无数透明而匆忙的脚，急急地在干枯的草上面走着，不知道要去哪里……
原载《人民文学》2013年第9期
点评
古人云：美人卷珠帘。但是在这篇小说中卷珠帘的不是美人而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人到中年生活困顿的女售货员偶遇中学同学，在这场不期而至的相遇里，“我”对同学李春的生活充满了好奇与窥视的欲望。因此，“我”在有意无意中向李春的生活靠近，并引领她“闯入”了我们大家庭的生活。李春与大哥一见钟情式的爱情让所有人措手不及，大家庭原本复杂含混的生活因此变得面目全非，凌乱不堪。面对残疾人大哥与精神病患者李春的爱情，我们全家都陷入了焦虑之中，我们充满了敌意并试图拆散他们。而大哥则用他的双拐坚定而机智地呵护了他和李春的爱情。他击退了来势汹汹的李春丈夫和我们全家人的“围追堵截”，如愿以偿地留在了李春身边。尽管大哥最终“胜利”了，但因李春的“闯入”我们全家人的生活都发生了“位移”，小弟的爱情没有了，丈夫终于开上了大货车，而大哥走出他的小世界长时间陪李春待在精神病院。李春这个“闯入者”隐秘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走向，给我们封闭而简单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李春的“闯入”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人与人关系的微妙复杂，同时也揭示了生活面容无限的偶然性与可能性。
（崔庆蕾）